一、「引蛇出洞」
我發表《論政黨在國家中的地位——取消黨委制》。「取消黨委制」此話從來有殺身之禍。五七年鳴放，我以此為題著文，太幼稚。斯時我讀大學三年級，還不懂真實的政治便是殘酷的「階級鬥爭」。我的文章真心誠意，幫助黨整風，不過超越了思想警戒線。文章認為：黨的問題不僅是作風，更是體制。文章洋洋萬言，概括一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取消黨委制」、「實行競選制。」這，是五十年代學生們的潛意識，被我公開表達，廣受歡迎。我成了武漢知名的學生右派，文章被編輯在《湖北省右派言論選輯》下冊。
民主、競選，在西方是常識。解放前，小學公民課就播種這個常識。「解放了」，中國進入毛澤東時代，「翻天覆地」！於是常識成了毒草。堅持常識的人，個人在劫難逃。我，學生娃娃，僅僅因為寫了這篇鼓吹常識的文章，勞教兩年，勞改六年，留場就業五年，地方政府管制九年。時年23歲到45歲，黃金年華。
二、勞動教養
一九五八年國慶前夕，一張《勞動教養通知書》，不容分辯，不經法律，將我清除出社會，投入勞改隊。看那《通知書》的作者，不是法院，而是勞教委員會。它隸屬勞改局，故名曰「勞教」，實為勞改。因此關押我的單位是湖北省十四勞改隊，外名湖北省公安鋼鐵廠，地點湖北黃石鐵山鎮。五十年代，勞教不定期限，被稱「無期徒刑」，「比勞改政策更壞」！這，不是「惡毒攻擊」而是事實。我認識的勞教分子，有中南財院的、武大的、華工的、他們都被勞改隊關押了二十年！毛澤東時代不結束，他們必在勞改隊終其一生。一九七九年我去黃石中級法院請求平反，住黃石師範學院，接受四個難友招待。他們都是半年前從周磯農場出獄的。文革後大學複課，在社會上找不到教師上講壇，該院靈機一動，開輛卡車到農場。「有大學學歷請上車！」他們立即丟了鋤頭、扁擔，拎著簡單的行李，爬上卡車，登上師院講壇，為斷層了的臭老九培養接班人。他們是：中南財院的梅文干、教政治經濟學；武大的李龍，教哲學，後來任系主任；武大的王健君，教歷史；武大的徐海若，教數學。我們一同在鐵山勞教，二十二年後相逢，被此悽然，眼睛互傳一個難言信息：「都快老了」。當年的學生伢子，如今成了半百的人。我比他們幸運，因為「重新犯罪」，判了有期徒刑，倒比他們早出勞改隊九年。這九年珍貴，我結了婚，有了兒和女，他們羨慕不已。
五十年代，就我在公安鋼鐵廠的經歷而言，勞教比勞改處境更壞。該廠原來「改造罪犯」，幾年經營，犯人有住房、菜園。勞教隊新建，犯人天天從武漢押運來，後勤跟不上。勞教分子住的是茅棚，吃商品菜，因此生活不如勞改犯。至於管教，勞教勞改一個樣。管勞教的就是管勞改的，不少是轉業軍人。勞教勞改都是「強迫勞動」，都是武裝看押。因為勞教分子比勞改的「調皮」，於是武裝對待勞教分子更苛刻。我們日日夜夜在槍口下生活。
我先談住。在小山坡上搭幾個茅棚，這便是公安鋼鐵廠的勞教二中隊。全隊約三百人，住四個茅棚。茅棚內架設兩排通鋪，中間是過道。一個茅棚睡上百人，人挨人也睡不下去。於是「左鄰右舍」只能相向而臥，甲的腳緊靠著乙的頭，乙的頭緊挨著甲的腳。犯人天未亮就出工，天黑回棚，勞累已極，顧不上洗腳，倒頭便睡。於是一雙臭腳正好在離我的鼻子三十公分處顯示威力。
最難受的是強迫勞動。該廠用犯人採石，用勞教分子採礦，採礦比採石更繁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辦鋼鐵」，鐵山鎮成了「日夜奮戰」的戰場。山上山下，公路上，高爐車間擠滿了勞教分子。他們破衣爛衫，表情麻木，戰戰兢兢地「接受黨的改造」。在微弱的燈光下，這些無聲無息，忙忙碌碌的人像地獄的幽靈。
我和同學黃印丁的勞動是挑礦石。從山上挑到山下，再挑上火車車皮。不到一天便覺不堪忍受。人們已經勞累不堪，「抓革命、促生產」的喇叭仍在高叫：「抓晴天，搶陰天，毛毛細雨是好天」、「雨越大，我們的幹勁越大！」
我們都明白，自己肉體不能支撐到「改造好」的那一天，於是決定逃跑。
哇，「鐵打江山」，警局、派出所、保衛科、民兵、治保主任無處不在。往哪裡逃，只有出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與黃印丁逃到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館門口企圖「申請政治庇護」。這個死裡求生之舉反而加重了我們的苦難。我們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例學生叛國案的被告，險些槍斃。
三、集訓隊、禁閉室、武裝班長
每個勞改隊都設置了集訓隊，集訓、嚴管「反改造分子」。每個勞改隊都高懸著「改惡從善，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條！」的大幅標語。集訓隊，特別是禁閉室，是死路一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和黃從北京被押解回鐵山，關進了集訓隊。集訓隊的犯人大多是「逃跑犯」。逃跑犯進隊，第一關是繩捆。一九五九年冬，一天抓回了兩個逃跑犯。汪隊長大怒：「捆，捆死他！」捆死的是謝良才，長航局輪船二副，三十餘歲。此人在洋船上幹過，所以與眾不同，有點公民權利觀念：「我不是逃跑犯，勞教還是公民，回家不是逃跑。」他這樣逃回家四次，此後再不能回家了。
另一個叫江心汶，華中師範學院三年級學生，他沒捆死，但兩手殘疾，左手大概終生殘疾。美國人不惜代價尋找、運回陣亡者的遺骸。我建議尋找謝良才的遺骸和江心汶的下落。
我左手至今受涼作痛，因為受過繩捆。
集訓隊的威嚴來自武裝，武裝在離茅棚五米處設警戒線，越線格殺勿論。不越線犯人也難免懲罰。
「報告班長，我上小號！」有的半夜糊塗，忘了報告便出茅棚小便，班長馬上拉動槍機作上瞠射擊動作，嚇得人魂飛魄散。有的在風雪之夜，因為報告言詞不合規範，被罰站半小時，甚至一小時。
夜晚常聽到槍聲，不久便傳來，「又有人逃跑了」或「打死了」。我在該集訓隊一年余，目睹被射中的「逃跑犯」兩個。一個是青年農民，白天他在工地逃跑，離武裝三，四米處被槍擊致殘；另一個勞改隊逃跑出來的犯人。我們清晨出工，在門口發現了他，他躺在離武裝崗哨僅兩米處，死了，眼睛仍睜著。我想他也許被拖出門口射殺的。當時公安鋼鐵廠逃跑風盛，必須殺一儆百。
也有善良士兵。江心汶殘疾後瘋癲，白天逃跑，離武裝上百米。那士兵叫犯人大組長拖回他，沒有開槍。可憐這個善良士兵，錯過了立功的好機會。假若他開槍，正象那個射殺青年農民致殘的兵一樣，他可得到提升。這個在距離僅三、四米處射殺犯人計程車兵，馬上得到提拔。因為不久厂部召開犯人「獎懲大會」，這個士兵沒再扛槍，手裡拎個公事包，很神氣在會場走動，顯然他因開這一槍入黨提幹了。
禁閉室最可怕。公安鋼鐵廠初建，還沒有專用的禁閉室，就把幾十個被禁閉的犯人關在一間茅棚里。五九年我關禁閉室，人多空間小，坐也坐不下去。衛生條件極差，虱子迅速繁殖，隨手往癢處一摸，便抓到幾個虱子。病號日增，半個月內，抬出病人四、五個。有的再也沒有回來，大概死了。
最可怕的是新生耐火材料廠。它的禁閉室設在集訓隊裡。我於一九六一年調到該廠，仍關在集訓隊。出工收工，我們必經十來米的走廊，兩邊並列十幾個禁閉室，犯人稱「小號子」。有的罵，有的踢門，不過十天，便無聲息。因為每天僅吃16兩秤的四兩米飯，供應的熱能不夠，哪裡有氣力罵和踢。身體再棒的人進禁閉室，三個月內定叫你九死一生。夏熱冬寒，蚊子、臭蟲、虱子，誰也抵不住這天災人禍的夾擊。短短五個月內，我看見被關死的至少四、五個。其中一個與我同在公安鋼鐵廠勞教，上海人，四十餘歲，自稱地下黨，也許因「不認罪服法」，被關致死。他死前半月，我看見他被放出來「放風」一次，彼此相視了一秒鐘。我覺得此人快死了，假如此時能放他出禁閉室，也許不至於死。但是親自放風的許股長還是繼續關，顯然存心置人於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