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了由《中國戰略分析智庫》撰寫的《關於中美關係及人類前景的宣言》（以下簡稱《宣言》，http://zhanlve.org/?p=8377），馬上令人想起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幫助中共打下天下，後來又被中共打成右派那一批知識精英，像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人。他們都是信奉民主自由的鬥士，可惜的是他們的天真善良導致了政治上的幼稚，把中共的統戰謊言輕信為承諾。不客氣地說，以他們在國共內戰中所作所為而言，這批「民主黨派」做了中共的幫凶，成就了一個給自己落下悲慘下場的專制政權。我相信撰寫《宣言》的諸位也都是信奉民主自由的鬥士，但是，請從中國近代歷史中吸取血的教訓，看清中共的本質，避免重演當年那些知識精英所經歷的悲劇。
《宣言》的主旨是想要論證為什麼中美兩大國「應該合作，而不是對抗」。理由是三個「基於」，原話是：「基於中美兩國國力對比的變化，基於國與國關係之政治哲學基礎的重新反省，基於自然界施加給人類的諸多限制和人類面臨的生態方面之共同危局，中美對抗已經不合時宜，它不僅不利於兩個國家的發展，不利於中國的民主轉型，更和未來的人類福祉相衝突。」《宣言》表達的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但離世界的現實太遠。
《宣言》的第一個理由是「基於中美兩國國力對比的變化」，也就是中國現在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馬上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強國。美國已力不從心，沒有實力去遏制中國，如果美國繼續同中共對抗，可能反而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激發中國民眾的愛國情感，提升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說到四十年來能讓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強國，就不得不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四個堅持」政策的成功。由於這個政策的成功，給了很多人一個錯覺：好像現在中共的性質已經不同於毛澤東時代，有了本質上的變化。是不是果真如此，就必須分析鄧小平推出這個新政策的歷史背景和動機。對此我在《西方世界與中國：從敲門到閉門的庚子歷史》（以下簡稱《庚子歷史》 https://blog.creaders.net/u/23167/202012/393094.html）一文中有所論述。簡而言之，文化大革命以後，鄧小平面臨的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把中共的統治地位維持下去。憑著他現實主義的靈敏嗅覺和從蘇共歷史吸取的教訓，鄧小平清醒地意識到，要想把共產黨專制統治維持下去，首先要滿足人性中的物質需求。憑著他的機會主義的靈活性，鄧小平可以無所顧忌地採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發展經濟，以此來籠絡人心，重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鄧小平的講話和處理方式就證明了這個論斷，就是：即使是像鄧小平那樣偉大的改革家，他仍然是一個堅定馬列主義左派，不要想像共產黨已經改變了它的本性。鄧小平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中共的一黨領導，而不是放棄中共的專制統治。有了這個基本認識，我們才能看懂四十年來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表演。
其實西方國家，特別是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和政治掮客，有強烈的願望要同中國「不對抗，講合作」，因為像中國那樣的大市場，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會輕易放棄。正是西方四十年的「不對抗，講合作」的綏靖政策幫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強國。這是因為中共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是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資本主義，低工資，低人權，犧牲環境的競爭手段，模仿和剽竊西方技術以及不講規則和信譽的談判伎倆。如果中共不改變它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對西方的敵視，西方國家應該如何以「不對抗，講合作」的方式去對付中共的發展模式，並且不能換來一個更加對抗西方文明的專制政權呢？因此，問題不在於西方國家想不想同中共合作，而是中共的擴張性和野蠻性已經侵犯西方國家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西方國家願不願意繼續執行綏靖政策，以犧牲自己的利益去迎合中共的擴張野心。
至於西方國家放棄綏靖政策，會不會引起如《宣言》所擔憂的：「激發中國民眾的愛國情感，提升統治者（中共）的執政合法性」？當然這是十分可能的。當前的現實是中共在民眾中已經有了很穩固的執政基礎，這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四個堅持」的功勞。「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既滿足了人性中對物質追求的渴望，又滿足了對「天朝上國」的痴迷；以「四個堅持」為中心的專制恐怖統治放大了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恐懼心理，阻嚇了對專制統治的挑戰。至於「愛國」情感更不用西方國家來激發。從幼兒園，小學開始，中國民眾已經接受了足夠多的「愛國」主義教育，「愛國」情感已經爆表。遠的例子是在美國911事件中，中國大學生自發地表現出心中只有打到美帝的仇恨，對恐怖分子狂熱的歡呼，而對無辜的逝者卻毫無惻隱之心。很難想像他們是生活在以人文主義為主導的現代社會中的大學生。近的例子是對作家方方女士的歇斯底里的圍攻。方方女士客觀而平靜地記下在武漢疫情中的所見所聞，雖然真實，但也有一些真實令當局感到難堪。正因為如此，就引發了「愛國」群眾的怒火憤然噴發，大有置方方女士於死地之勢。現在一些中國民眾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其極端程度已經可以和瘋狂的義和團相媲美。因此，對「激發中國民眾的愛國情感」的擔憂恐怕已是有些多餘了。
《宣言》的第二個理由是「基於國與國關係之政治哲學基礎的重新反省」。但是，《宣言》對哪些政治哲學進行了怎麼樣的反省，語焉不詳。細讀了幾遍後，好像覺得《宣言》所指的有兩層意思：第一，西方國家應該承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正常的民族國家，「客觀上的確承擔著捍衛中國民族國家利益的責任」。基於「民族國家利益的責任」，中共有權統一台灣，不管以什麼方式，美國不應干涉，有權占據南海廣闊海域並軍事化，用以保護石油等資源的安全，以及作為大國的地緣政治權利，有權推行一路一帶等等；第二，中國已經發展成世界第二大國，由於力量的消長，美國繼續與中共對抗已經力不從心，毫無勝算，美國已出不起這個代價，因此，美國最好不要招惹中共，否則反而會引起中共更激烈的對抗，並導致對國內更嚴厲的控制，這樣反而不利於國內民主的發展。因此，《宣言》想像「只要中國獲得周邊安全，中共對內部不同意見的壓制就會失去合理性，中共對外的模式輸出也有望收斂，內部體制改革就更容易被提上日程。」
世界上每一個善良的人都希望和平，不希望對抗。問題是中共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真實的（內心的，而不是口頭的）立場是什麼？我在《庚子歷史》中簡略梳理了180年庚子歷史，得出的結論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就意識形態而言，中共一直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視為宿敵，打倒美帝是它夢寐以求的願望。如果力量足夠強大，中共會毫不猶豫地出手，把美國置於死地。」
當一個鄰居不停地以仇視的眼光窺視著你，剽竊你家財物，甚至如有可能，恨不得把你置於死地，對於這樣一個鄰居你能把他作為一個正常的鄰居打交道嗎？因此，《宣言》要求西方國家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作為一個正常的民族國家來看待，這個要求不具有「政治哲學」的合理性。以上比喻可能會傷了一些人的感情。但是如果認真地研究一下1937-1949年的中國歷史，很容易發現：當日寇入侵，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中共是如何消極抗日，積極擴軍，積蓄力量，以推翻合法的中央政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中共是如何用謊言來忽悠知識精英，蒙蔽廣大百姓，以自由民主為口號，依靠暴力在1949年建立專制政權。中共從來就信奉「只要目標『正義』，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叢林法則。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共在國際交往中使用的不就是這一套伎倆嗎？過去的四十年西方國家的綏靖政策，難道不正是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看作一個正常的國家來打交道的嗎？但得到的結果是什麼？西方國家幫助中國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強國，但換來了一個更加敵視西方的共產黨中國。
《宣言》「基於國與國關係之政治哲學基礎的重新反省」而得出的一個最重要的政策建議是要美國不要招惹中共，應放棄台灣，讓中共完成它的「統一大業」。即使不從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討論，大家也可以從「政治哲學基礎」來研究一下「統一大業」。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國家統一」是天經地義的公理，不容懷疑的政治正確。但有多少人問過「國家統一」是為了什麼？在古代，這當然沒有問題，帝皇出去開疆擴土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可以給朝廷帶來更多的財富。難道這一套古代的邏輯也是現代社會的政治哲學基礎嗎？「國家統一」是為了大陸人的福祉?是為了台灣人的福祉？還是為了成就統治者抽象的「政治正確」的偉業？還是為了滿足某些人想要留名青史的野心？「國家統一」的確可以滿足統治者的成就感，但是，兩岸人民在什麼「政治哲學基礎」上應該為此付出代價？這代價是兩岸人民自願付出的嗎？這包括二千三百萬台灣人自己選定的生活方式，兩岸在軍備上的巨大消耗，基礎設置大規模破壞和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在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社會，難道滿足統治者抽象的成就感比具體的人民的福祉，包括大陸人的和台灣人的福祉，更重要嗎？
除了「國家統一」，另一個要理清的政治正確是「國恥」。所謂的「國恥」，真的是國家的恥辱？還是皇朝或政府或統治者的恥辱？還是這些所謂的「國恥」反而是百姓的福祉？什麼是「國恥」的定義？是以統治者的幸福為標準，還是以人民的幸福為標準？鴉片戰爭英國人打敗了滿清，這是國恥，那麼如果滿清打敗了英國，繼續閉關鎖國，讓幾億中國人民繼續過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難道這不是更大的恥辱嗎？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國恥，那麼，殺害外國使團是不是國恥？義和團殺戮自己的同胞是不是國恥？值得玩味的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不久，日本也發生了喪權辱國的「黑船事件」。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艦隊長驅直入日本江戶灣。然後在1854年迫使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條約》。但對這種逼迫下的開國進程，日本人好像很少表達出強烈的「民族感情」，沒有過多地糾結這「國恥」，反而視該事件為日本振興的契機，開展了著名的明治維新運動，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甚至生活服飾等方面全面學習西方的長處，很快把日本建設成世界一流強國。中國人和日本人對待「國恥」的差別及其後果是否值得深思？
「統一大業」，「國家恥辱」等概念，基本上是站在滿清統治者的立場上延伸出來的政治正確。在中國被迫向先進世界開放的過程中，如何以理性的態度來評判這些歷史事件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從「民族感情」出發，其結果必然是搧動狂熱的復仇情緒，反而把我們民族已經付出的沉重代價付之東流，而沒有換來應得的教訓。中共利用這一類「政治正確」，其目的是明確的，就是搧動狹隘「民族」主義，點燃狂熱的排外「愛國」主義，為自己的統治製造政治合法性。
《宣言》導出「應該合作」的第三個理由是「基於自然界施加給人類的諸多限制和人類面臨的生態方面之共同危局」。「美中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自然擔負著保衛地球的重大責任。在人類面臨的共同生態危局面前，所有意識形態對立、民族國家對立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自然是良好的願望，但有些天真。生態環境問題之所以難以處理是因為它涉及到每個國家的利益。面對巨大的成本，每個國家都想付出越少越好，特別是希望對發展經濟的衝擊越低越好。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氣候地理環境，各有各的自利性。對這種自利性不必急於做道德上的審判。如果人類真是一個瘋狂的，非理性的物種，堅持各自的自私，最終毀了這個地球家園，如果真是如此，那也只好咎由自取，上帝也拯救不了。但如果我們相信人類還是一個理性的物種，那就不必杞人憂天。顧名思義，所謂全球生態危機就是全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它必然會影響到所有國家，所有人。當各自的生存條件受到衝擊，逐漸惡化時，我們應該相信各國會有足夠的理性去渡讓一些私利，最終達成一定的共識。這個過程是在博弈中前進，不會是一條陽光大道。對此，不要抱烏托邦式的幻想，更不要去鼓吹極端的行為。因此，全球生態危局無關於意識形態對立。就算中國也和西歐國家一樣是美國的朋友，中美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也會有種種博弈。生態危局和中美「應該合作」在邏輯上沒有必然的聯繫。
總之，面對中共這樣一匹戰狼，綏靖主義是必敗無疑的。共產主義幽靈在全世界遊蕩了將近兩百年，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幾億人死於非命，成了人類進步史上一個極其悲慘的曲折。現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已經趕走了這個幽靈，但是它卻在中國生根發芽了。它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它而言是一塊肥沃的土壤。那些相信烏托邦理想的人不全是壞人，但可怕之處在於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堅信他們的理想是美好的，正確的，終極的，因此他們不僅思想上是極端的，而且在行動上也是極端的。他們相信用任何手段去實現這烏托邦理想都是合理的。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共已經在世人面前徹底地表演它的瘋狂性，進攻性和野蠻性。中國共產黨不會輕易改變它的所謂的理想和處事方式。習近平不斷地在強調「不忘初心」。不能期望中共能在一夜之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理性的態度代表一個民族國家正常地在世界舞台上文明行事。
中國的憲政道路將是漫長的，一個現實可行的憲政路線圖還有待探索。在憲政運動中無論各個派別有多大分歧，所有有憲政理想的人目前至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在國內和國外都需要一場新啟蒙運動，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理性崇拜」和「敢於求知」。除了啟蒙和普及人文主義之外，什麼是「國恥」，什麼是「統一大業」，什麼是「民族復興」的真正內涵也應該得到認真的討論。新啟蒙運動的重點應該是在國內，因為實現中國憲政進步的主力在國內，其中也包括共產黨內的進步分子，國外的憲政活動只是一股很小的助力。國外的憲政活動的積極分子，如《中國戰略分析智庫》諸位，與其徒勞無功地懇求中共改弦易轍，不如藉助你們的影響力，呼籲美國政府先在中國防火牆炸開幾個洞。習近平不是說要建立「世界命運共同體」嗎？要建立「世界命運共同體」，不是首先應該建立「世界信息共同體」嗎？沒有信息共同，何來命運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