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疑很久，我才開始寫這篇文章。我被一個問題縈繞：我為學校做了什麼？
1981年春天，我是北大本科生的時候，發表過一篇題為《未名湖，你聽我說》的短文，寫到了湖畔風光和剛剛過去的文革禍難，也寫了自己得到某種選擇的自由時產生的惶惑、思考和自勉。這篇文章曾做成配樂朗誦在電台廣播，也被選入現代散文選集。我曾收到不少讀者來信，他們誠摯坦率的言辭給了我溫暖的鼓勵。
這次前輩校友邀請撰寫未名湖，我擔心會重複舊話而不能動筆，直到我寫完了《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多年以來，我訪問了上千的文革經歷者，也收集當時的文字資料。在前年完成的五十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所記659名受難者出自全國各地，按照姓名拼音次序排列，而這一篇集中於北大一個學校。
我未曾親眼看見過北大文革。然而我在文革後考入北大，所以熟悉受難者死亡的地點——大多數受難者都是被害死在北大校園中的，也就是說，屠戮場所，就在未名湖周圍。當我在電腦鍵盤上打出一個一個方塊字的時候，文字所指代的死亡地點會具體形象地浮現在眼前。
1968年，俄語系講師龔維泰被關在第一教室樓。他睡在地板上。看守他們的人睡在床上。11月7日，他在系中遭到「鬥爭」，除了「坐噴射機」即彎腰低頭雙臂被反擰在後形如飛機之外，擰他手臂的學生還用腳往下踹他的肩膀。那天夜間，龔維泰用刮臉刀割動脈自殺。第二天早上看守呵叱他為什麼不起床，掀開被子看到血流了一地。系中一名女同事那天從門外經過，看到地面濕濕的，剛剛用拖把擦過，後來才知道用水擦去的是龔維泰的血。
我是北大學生的時候，常常在簡稱「一教」的這個樓里上課。坐在靠窗的座位時，看到窗外成群的燕子歡快地盤旋，我還為此寫過一篇散文題為「啁啾」。但是我絲毫不知道腳下的地板上，曾經流淌過人血。看不到有關文字記載。文革剛剛過去三四年，留下的已經是水洗般的遺忘。
進北大西門往北，在校園的西北角上有一個幽靜的小湖。這小湖是北大湖群中的一個，卻沒有名字，似乎是真正的「未名」之湖。地處「海淀」（此「海」並非今日所說的「大海」之海），北大校園有若干小湖，未名湖是其中大者。那小湖岸邊有一棵大樹，樹上有一根橫枝伸向湖面。
經濟系學生楊明愛被指控為「反動學生」並停發生活費。1966年9月，當紅衛兵們得到免費車票和食宿興高采烈到全國各地「革命大串連」的時候，楊明愛在那根橫枝上吊死了自己。那小湖、大樹以及那橫枝至今依然還在，楊明愛的名字則沒有人知道了。
陳彥榮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37歲，家住北大旁邊的藍旗營109號。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抄了他的家，並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他們用銅頭皮帶、木棒和鐵條毒打陳彥榮劉萬才夫婦。下半夜一點，陳彥榮被打死，劉萬才也被打得遍體鱗傷。和陳彥榮一起被打死的，還有一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
文革後「平反」，標準做法是付給家人240元。陳彥榮有6個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北大給了他家2500元。他的妻子拿到錢的時候說：「我一輩子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呀。」然後她大哭說：「我要錢幹什麼？我要人吶。」
人在哪裡？他們原本是在未名湖邊走著、跑著、工作著的活生生的人。在湖邊，他們遭到了「鬥爭」，毒打，監禁，各種侮辱，還有心理摧殘和折磨。63個人被害死了，占當時北大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如今未名湖水依舊，但是永遠不會再現曾經投影其中的受難者的身影。
1998年為百年校慶編寫了兩卷本北大歷史。我注意到，書中只印出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正教授的名字，連副教授都不記，更不要說年輕教員和普通職員、炊事員了。（北京農業大學校史印出了包括助教學生在內的30名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不過，清華大學篇幅更長的校史連正教授的名字都沒有寫。）我為此問起北大出版社的編輯。編輯苦笑著說，就這樣，還有人到辦公室來糾纏，要把現有校史的文革部分刪除。
對比於這種囂張，是受害者們的沉默。
1999年，一位同屆北大同學告訴我，歷史系俞偉超老師在大教室講授「秦漢考古」，聽課的學生很多，也都看到他缺失手指，聽說是在文革中遭到「批鬥」（需要一本文革「詞典」來解釋這種詞語，不過本書讀者多半還都知其意）後自殺未死留下的殘疾。他那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我立刻就往博物館給他寫了信，希望了解他的文革遭遇。
我從未收到他的回信，也沒有收到被郵局退回的信。
北大歷史系在文革中有五個人「自殺」身亡。我用了引號，因為不認為這是通常所說的「自殺」，而是被文革謀殺的。俞偉超老師在1966年6月文革開始的時候遭到「鬥爭」，兩次自殺。第一次觸高壓電，雙手食指被燒毀。第二次臥軌，火車頭把他剷出了軌道。他活了下來，文革後成為中國歷史的最高行政長官之一。
我當然不會給他講歷史寫作重要性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說如果北大歷史系的文革歷史都不寫出，遑論別處。他的失去的手指顯然也每一天都提醒著他的文革經歷。但是，連他也對文革歷史諱莫如深。這是因為什麼？我確實很想向他詢問，而不是自己來猜測。可是我一直沒有能找到他的電話號碼，也不可能再找到——他已經在2004年離世。
北大之湖，名為未名。湖名的字面意思是從未命名，但是這「未名」就成為湖的名字。從起名字的角度來說，這未嘗不是一個別致的方式。但是北大的未被面對的近期歷史，卻不能用這種方式對待，不能總是未被面對下去。
一本世界歷史書談到亞洲文明古國時說，印度是一個宗教的國度，中國是一個歷史的國度。這種說法大概過於簡略。不過，中國古代文明確實留下了很多歷史書。實際上，在中國的傳統中，除了記錄發生過的事情，歷史寫作也承擔了其他文明中可能並非由其承擔的任務，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方面是闡明道德原則和是非基準。
正因為此，歷史寫作也更加具有正面的建設性的意義。我以為文革歷史的寫作，對當代人尤其可能具有這方面的意義。這項工作是為了面對歷史、記錄真相，也是為了社會的道德自救。
1990年代，在北大西門內，蓋起了漂亮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我在那裡看到遠古時代的石器，在玻璃背後，在柔和的燈光下，熠熠生輝。可是我也知道，1968年5月16日，就在這塊宅基地上，在互為直角的「民主樓」和「外文樓」對面，又加築了兩面圍牆，圍成了「監改大院」，關押了北大二百多名「牛鬼蛇神」。
因為被關者不被認為是人，這種校園監獄被俗稱為「牛棚」，全國每個單位都建立了。這座大「牛棚」存在了十個月，裡面有監規，還有各種刑罰。英語教授徐錫良，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僑，普通話說得不太流利，有一天沒有能背誦出毛澤東語錄，被罰跪的時候，頭上還頂了一塊板，板上放了一碗水，水翻出來就遭打。
西語史另一教授朱光潛，有一天正在「勞改」，一個看守人員叫他過去，扔給他一條繩子，說：「老傢伙你活得膩不膩？上吊吧。要不，用剪子刀子也行。」文革中西語系也有五個人被迫害致死。
石器時代的文物當然應該珍藏，但是文革歷史如「牛棚」也應該被記載，文革受難者的名單，也應該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館裡面讓人看到。在這個科學技術前所未有地高度發達的時代，人的生命和尊嚴，也應該得到有史以來最高的地位。
今天，被希特勒殺害的三百萬的人的名單已經放在莊嚴的大博物館裡和電腦網上的資料庫里，被史達林殺害的一百三十四萬個名字已經被刻寫在電腦光碟上和大量分散各處的小型紀念碑上。
我想，有尊嚴的北大人不會同意，北大受難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紀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遺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