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曾說：車諾比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他所開啟的改革事業。圖為車諾比核電站。（圖片來源：網絡）
曾親自負責並參與摧毀車諾比（Chernobyl）核泄漏電機組的前蘇聯英雄、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尼古拉·安東什金（Nikolai Antoshkin）因染「中共病毒」（武漢新冠肺炎，COVID-19）星期天（17日）在醫院病逝，享壽79歲。發生在1986年的車諾比核泄漏事故曾造成數十萬人因受放射傷害而死去，幾百萬人身體受損，更成為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東歐共產陣營解體的導火線。
「車諾比」英雄死於「中共病毒」
國家杜馬主席議員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周一（18日）對外宣布，表示，議員安托什金因「難治的疾病」在醫院逝世。之前，統一俄羅斯黨曾透露安托什金感染武漢肺炎住院的消息。
據俄羅斯媒體報導，安托什金1942年生，在空軍學校畢業後，曾參與1969年的中蘇邊境衝突、1979年的阿富汗戰爭；1986年，安托什金時任基輔軍區空軍參謀長；1989年至1993年安東什金擔任莫斯科軍區空軍的指揮，然後擔任前線航空部隊的指揮。
報導說，當年車諾比核電廠爆發的核子反應爐破裂事故，他參與指揮救援工作，直升機飛到核電廠上空，從空中向暴露的反應爐殘骸傾倒了近2000噸碳化硼和沙子後，終於停止了反應爐內的核分裂反應。
安托什金還親自駕機穿越反應爐上空的進行輻射偵察飛行任務，並因此獲頒「蘇聯英雄」稱號，是前蘇聯勛賞制度中的最高榮譽。
沃洛金說，尼古拉·安東什金無私地為祖國服務，冒著生命的危險，拯救人們的生命，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幫助過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過去24小時，俄羅斯85個聯邦主體新增中共病毒確診病例2萬2857例，其中發現無臨床症狀者2504例（11.0%）；累計中共病毒感染病例359萬1066例，增長率為0.6%；新增死亡病例471例，俄全國累計死亡人數為6萬6037人。
「車諾比」往事回顧
車諾比核泄漏背後潛藏的故事，似乎已隨著蘇聯解體而消失在人們的視線里，但是那些用自己被核輻射折磨的身體告訴全世界，那場世紀災難是多麼恐怖。
1986年4月26日凌晨，前蘇聯烏克蘭境內車諾比區普里皮亞季市的核電站4號機組發生爆炸，巨量放射性物質和燃料直噴天頂，大火燒了8天。蘇共用人命處理了35%的放射性物質，避免了核電站的二次爆炸。但車諾比核電站爆炸後，8噸多強輻射物質泄露，冬季的西風把污染物吹到了世界各處。
事故發生兩天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檢測到空氣中有核放射性物質。事故發生兩天後，4月28日，蘇聯在強大的外交壓力下，被迫在國家級晚間新聞上播出了20秒有關車諾比發生事故的消息，卻絕口不提輻射傷害。此時距離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60個小時。這一通稿，4月30日出現在蘇聯報刊上。
為了展示大國形象，5月1日，距離核事故地點一百多公里的基輔市如常舉行了盛大的五一節遊行，那時基輔戶外輻射劑量已是正常值的8倍。但是出席活動的烏克蘭黨政要員們早在活動前就已悄悄地將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國外。而英法等國也將自己國家的公民撤出基輔。
5月4日，核事故周圍30公里的民眾接到了疏散的命令，但他們已經滿滿地接受了核輻射長達一個多星期而絲毫不知情。
5月9日，莫斯科照常舉行了衛國戰爭勝利的慶祝活動，並將活動規模刻意擴大，以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同時，蘇聯文宣系統發動了對西方國家的攻擊，
《莫斯科新聞》在5月11日刊登一篇題為《反蘇聯主義的毒雲》的文章，全面抹黑美國和西方社會，掩蓋和拒絕承認事故真相，繼續給國內民眾洗腦。讓人們不知道這過去的十幾天天裡自己到底經歷了什麼。
為防止放射性物質再次泄漏，前蘇聯當局使用了約36.7萬立方米混凝土和7300噸鋼鐵建造一個巨大的掩體，將車諾比4號反應堆封閉起來。
當更多信息被揭露，前蘇聯民眾得知了災難到底多嚴重，人們無法原諒當局就輻射水平的謊言，混亂的醫療健康建議和他們的政治冷漠。這件事讓整個蘇聯民眾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對這個國家的信心開始崩潰。
終於，在1991年12月25日，那一天北方多國天降大雪。戈巴契夫在克里姆林宮對著媒體鏡頭宣布蘇聯解體，鐮刀錘子的旗幟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地球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走到了盡頭。
據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確認，1986年發生在車諾比核電站的爆炸釋放出的放射性雲層覆蓋了蘇聯大部分地區，包括現在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聯邦境內的領土，導致上述三個國家的近840萬人遭受輻射。
統計表明，當時參加救援的84萬人中，7萬人終身殘疾，30餘萬人因受放射傷害而死去。專家揭示，此次爆炸相當於1945年投到日本廣島的原子彈的400～500倍。而當時現場的所有人，受到了致死量4倍的輻射。
「車諾比」敲響共產極權喪鐘
戈巴契夫後來說：「車諾比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
俄羅斯學者魯·格·皮霍亞(R. G. Pikhoia)指出：「因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時通報，對數十萬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險，蘇聯政治領導人必須對此承擔責任。車諾比事件以後，全國掀起了一場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生態運動。在受害特別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出現了社會運動，指責中央政權對這些地區的居民犯有『危害種族罪』。」
《車諾比：一部悲劇史》的作者哈佛大學烏克蘭史專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指出，車諾比核事故發生有著深刻的背景。「當時蘇聯政府控制一切，包括信息。以往類似災難發生時，蘇聯政府就曾向工程師、操作人員等隱瞞信息。……這種極端保密的氣氛，由冷戰導致，也是導致車諾比核事故的重要因素。」
沙希利‧浦洛基認為在蘇聯當權者眼中，人命不重要，完成某項任務才重要。
「當時的政權是專制統治的工具，民眾既無法改變政策，也不能挑戰權威。政府不對民眾負責，所以會忽視民眾的健康，犧牲人們的生命。專制政權的優點是擅長對突發事件進行處理，能夠迅速動員調動人民，結果卻導致更多人員傷亡。」
事故讓烏克蘭民眾清醒地認識到，共產黨的欺騙手法與推卸責任的本性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共產黨自始至終就沒有自我糾正的機制與功能。
「車諾比」敲響共產極權喪鐘。人們受夠了共產黨的欺騙與蹂躪，事故發生後，烏克蘭、立陶宛和亞美尼亞等地區紛紛揭露車諾比核事故真相。緊接著，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獨立；1991年12月烏克蘭於舉行全民公決宣告獨立；12月25日，蘇聯解體。
時至今日，「車諾比」已成為歷史見證的代名詞，「車諾比」導致共產極權走向解體的歷史將始終被人們銘記。當年的「車諾比」英雄因為他的故去再次被提起，但他卻死於由另一共產極權一手導致的大流行「中共病毒」，著實令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