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漁民大多以小型漁船維生，在龐大的中國遠洋漁業夾殺下，生計和漁業陷入危機。
海風徐徐吹拂加納首都阿克拉，鹹濕氣息挾帶著飛揚的塵灰，半年前，中國投資的詹姆斯城新港項目開始大興土木，老房舍的拆除工程招來居民怨懟，這座歷史港口將新建魚類加工廠、冷鏈倉儲和市場，說穿了，這像是複製新殖民模式。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
中國遠洋船隊約有2700艘漁船，公海漁獲量約占全球總量五分之一。
「非洲應當是國際合作的大台，而不是大國博弈的競技場。」今年初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非洲五國之行大放厥詞，這一趟拿下剛果、波札那兩個「一帶一路」新夥伴，迄今中國在非洲修建近20個港口，大舉興建漁業基地和海產加工廠，非洲早已成為中國遠洋漁業的大台。非洲人巴望的藍色經濟，悄悄變成漁業資源的紅色屠殺。
英國環境正義基金會（EJF）資深項目主任邱劭琪指出，「中國船隊每年在西非捕撈的漁獲大約是235萬噸，占了中國遠洋漁船的漁獲量一半左右，總值超過50億美金。」
加納的外海是西非大漁場，這裡曾被譽為「世界最後的純淨漁場」，在漁業大國接連橫掃掠奪後，再淪為非法漁業的重災區。非洲人這麼形容捕魚高手塞內加爾人：「魚群去哪裡，塞內加爾漁民就會去哪裡。」如今這句話可要改寫為「哪裡有魚，哪裡就有中國人。」
中國遠洋大軍的爆發式崛起，非洲人格外有感。1985年，中國第一支遠洋船隊啟航，13艘漁船從福建馬尾港出發遠征西非，30多年來，中國船隊前仆後繼淘金，2017年中國漁船高達463艘，西非漁場的肚量再大也吃不消。
加納漁船背後的黑手
中國的拖網漁船捕獲量極大，嚴重威脅漁業資源和海洋棲地。
「我們觀察到，中國漁船一直不斷進入非洲漁場。」邱劭琪攤開環境正義基金會近年在西非的調查報告，「即使像加納早己停止發放外國漁船許可證，當地的工業拖網漁船90%至95%背後跟中國都有連結。」
邱劭琪表示，這些拖網漁船屬於破壞性漁法，捕撈大量的混獲魚種，造成漁業資源浪費，有些甚至是超級拖網漁船，一年的捕撈量可以達到非洲小國家一年永續捕撈量的兩倍，嚴重威脅海洋生態系統和生物棲地；此外，海洋資源是非洲國家倚賴的食物和經濟來源，沿海居民大多以家計型的小漁船維生，非法漁業衝擊當地經濟和糧食安全。
2002年，加納漁業法規定，在加納海域作業的漁船必須由當地人經營，不過，這一紙法令擋不住中國「跨國企業」的黑手。「外資透過成立空殼公司，來掩蓋受益人資訊和國籍，取得捕魚權利和證照。」邱劭琪說明外資的「瞞天過海」手法，原本為沿海居民保留的海洋資源，反而落入海洋強國之手。
根據環境正義基金會的調查報告，榮成市海洋漁業有限公司（Rongcheng Marine Fishery Co. Ltd），屬於山東波德隆集團的子公司，2013年在加納展開業務，2015年成為中國在加納最大的遠洋漁業公司，而由加納公司經營、船名以「魯榮遠漁9」開頭的拖網漁船，推敲實質屬於榮成漁業的船隊。
上個月，總部設在挪威的非營利組織Trygg Mat Tracking（TMT）也發布非法漁業報告，揭露非法漁業如何利用掩護公司和合資企業，在不透明的公司結構下，獲取捕撈權。這份報告指出，掛上加納船旗的「魯榮遠漁956」幕後金主就是榮成漁業，2019年「魯榮遠漁956」由於使用非法漁具，遭加納政府開罰100萬美金，不過，罰款未付，這艘漁船竟解除扣押、回到海上作業，2020年5月再次因非法捕撈被逮。
中國漁船的非法惡行
當地漁民最清楚中國漁船的非法勾當，環境正義基金會在西非訪談曾在中國漁船工作的漁工，邱劭琪指出，「根據他們的證詞，中國漁船涉及各種非法作業，包括使用非法漁具、非法轉載，或是抓到鯊魚、割鰭棄身，這些狀況都很常見。」
中國船老大的腦筋還動到當地漁舟上頭，「中國非法拖網漁船會跟當地一種叫Saiko的獨木舟，進行海上轉載，由獨木舟將漁獲運回港口。」邱劭琪提起中國漁船盛行的海上違法行徑，「這種非法轉載方式現在還是很常見，這會讓港口檢查更加困難，無法確實紀錄作業漁船的捕撈量。」
在加納海域活動的中國拖網漁船，大多獲得中國政府提供的燃油補貼、貸款或其他形式的資助。這些非法漁業調查報告接二連三出爐之際，世界貿易組織（WTO）原本希望在2020年底達成漁業補貼協議，取消有害漁業補貼，不過，疫情延宕了目標期程，今年初各國將再重啟談判。
取消有害漁業補貼的難題
暗夜的迦納海域，拖網漁船利用Saiko小船進行非法轉載。
台灣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何婉君指出，世界貿易組織聚焦的有害漁業補貼包括非法、未通報、無管制（IUU）漁業補貼、過漁補貼和產能過剩補貼，而中國的漁業補貼大多是這三種類型，一旦這些補貼都被禁止，對中國的影響相當大，漁業的產能和出口數量勢必大幅減少，因此最大反對力量就是來自於中國。
中國遠洋漁業在非洲掙了不少外匯，根據統計，中國漁船在非洲的漁獲有三分之一進入了當地市場，三分之一的漁獲銷往歐洲，剩下的三分之一進入了中國市場。
何婉君表示，在國家政策支持下，中國遠洋漁業的實力不斷擴張，發展遠洋漁業，不單是為了中國國內消費，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出口，出口量愈大，經濟獲益愈大，所以各國才會希望在WTO的國際貿易機制下，透過漁業補貼談判，來限制遠洋漁業捕撈國的進出口，一但它無法進出口、經濟獲利減少，就會限縮漁業的捕撈量。
不過，這一場漁業補貼協議卻不斷觸礁。何婉君認為，「漁業補貼談判比其他經貿議題更複雜，當中涉及海域界定、船舶管理等問題，再加上中國一直主張自己是開發中國家，要求特殊和差別待遇，但目前中國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遠洋漁業大國，產能相當驚人，經濟實力也不容小覷，特殊待遇的主張造成其他國家的隱憂，兩邊僵持不下，因此談判呈現停滯、拉鋸戰。」
非洲漁業能跟中國脫鉤？
WTO漁業補貼協議今年將再啟談判，一旦取消有害漁業補貼，對中國遠洋漁業的衝擊最大。
近年來，非洲各國反倒是「補破網」出手反擊，邱劭琪指出，除了加納外，去年賴比瑞亞政府拒絕核發6艘中國大型拖網漁船的許可證，塞內加爾也拒批52艘國際大型漁船的新牌照，象牙海岸、獅子山共和國和坦尚尼亞也陸續討論或進行修法，以符合永續漁業標準，例如限制捕魚時間、劃設保護區等，不過，修法相對簡單，要落實法規，這才是最大挑戰。
邱劭琪以加納為例，「外資成立幌子公司、取得捕撈權，這樣的公司有複雜的結構和互相持股情形，很難查到最終的受益人是誰，即使當地政府想要裁罰，也不具實質效力，因為罰不到真正的始作俑者，只要換個董事、負責人，或者是變更國籍船、名字，即可繼續進行非法作業，這是阻礙執法、落實執法的很大障礙之一。」
何婉君認為，透過投資他國漁業，進行非法漁捕，有可能規避WTO的漁業補貼規範，因為在WTO規範之下，補貼沒有任何固定的要件規範，最終要透過解釋來定義補貼，所以目前在漁業補貼談判之中，漁捕國和市場國對於補貼的定義和形式遲遲未有共識，以漁捕國（中國）來說，補貼的定義當然愈簡單、範圍愈小愈好。
面對節節進逼的國際壓力，去年11月中國發布《中國遠洋漁業履約白皮書》，強調中國漁業部門透過黑名單、罰款和取消漁業補貼等懲罰措施，嚴厲打擊IUU漁業活動，國際履約成效顯著。
事實上，中國非法漁捕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到底中國管得動自己的船隊，這些規範是紙老虎嗎？邱劭琪說，這份白皮書看得到中國政府想落實規範和政策的決心，不過，中國遠洋船隊相當龐大，在缺乏數位化和透明度的現況下，中國政府很難有效控管漁船、要求遵守法規，中國應該提高漁業管理的透明度，讓各界能夠參與，這才是確保政策落實的關鍵。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指出，超過9成的全球商業魚類資源已達到最高捕撈限制，或面臨過度捕撈命運。何婉君表示，從長期趨勢來看，全球消耗的漁獲量逐年攀升，漁類資源的產出量卻逐年下滑，當前的有害漁業補貼無可避免造成漁業資源耗竭，漁業補貼協議的初衷就是希望各國透過控制捕撈量和漁捕的類型，讓海洋有休息生養的空間，等於是買時間讓海洋環境回復到正常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