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鄭爽代孕棄養」的娛樂圈大瓜，加上前不久「代理孕母患梅毒遭退單」的事件，無不將大眾的目光聚焦在「代孕」這個在中國明確違法卻依然有著巨大地下市場的行業。
代孕支持者聲稱「代孕讓不能生育的女性和貧窮的女性各取所需，是一場自願的交易」，但把子宮出租給別人真的是女性自願的選擇嗎？當胚胎植入體內的那一刻，等待她們的將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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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代孕媽媽？
「代孕」雖然是隨著人類生殖技術的發展才出現的醫學名詞，但它作為社會陋習卻在舊時代早已屢見不鮮，那就是「典妻」。
「典妻」最早在宋、元時代就已經盛行，意思是將自己的妻子當成物品租給無法生養的人家，替他們生子，以此獲取金錢報酬。被典當的女性一般已經育有兒子，在替人生子後才能回到丈夫家中。而這些替人生過孩子的婦女，會被認為是「被糟蹋了」，在家中地位更加低賤，處處遭受丈夫的白眼。
那麼，如今的代理孕母又會經歷什麼？
代理孕母通常為21-45歲的已婚女性（也有研究稱18-35歲），至少育有一個孩子。但是生育的次數不能過多，一般為自然分娩次數5次以下，剖腹產2次以下。
她們一般來自比較貧窮的地區（美國個別州除外），這些地區代孕合法或立法比較模糊，給了資本許多可乘之機。
如果通過體檢、簽訂合同並且成功懷孕，那麼就意味著距離徹底失去人身自由以及難以彌補的傷痛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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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生個孩子」那麼簡單？
根據世衛組織（WHO）的公開資料，在2017年，全球共有295000名女性在妊娠和生產過程中死亡，原因包括大出血、高血壓、感染等等。即使隨著醫學進步，今天人類依然無法完全繞開生育帶來的風險。
相比高收入國家，經濟開發中國家的女性受到醫療水平、經濟等條件限制，一生中死於生育相關原因的風險要高130倍。而對於深陷代孕產業中的女性而言，她們的子宮淪為商品，仲介機構們為了吸引顧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採取的各種手段，如多胎妊娠、削減必要的護理等，使她們要面臨的狀況同樣糟糕。
為了保證成功率，以及為客戶提供「定製」服務，代孕媽媽們經常會被植入多個胚胎，多胞胎使他們孕期遭遇各種併發症及意外的風險大大增加，如高血壓、中風、胎盤早剝、圍產期死亡、子宮內胎兒死亡、新生兒死亡......
代孕路艱險，然而向錢看的仲介們並不會因此好好照顧「搖錢樹」。據BBC採訪的一位烏克蘭年輕代孕媽媽說，接受完胚胎移植後，代孕診所立刻減少了對她的日常醫療護理，其他一些代孕媽媽出現了健康問題也得不到及時正確的診斷治療，結果出現了各種併發症。此外烏克蘭代孕市場上和代孕媽媽間流傳著各種關於部分診所惡劣事跡的小道傳聞，例如胚胎交易、匱乏的健康監管、過量攬客等。
除了巨大的健康風險，代孕媽媽面臨的困境遠不止於此。
自古以來，「借肚子」就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女性不僅要承受身體上的痛苦，還有巨大的心理折磨和來自社會的壓力。而事實上，這些代孕媽媽的社會困境可能從一開始就被註定了。
首先，決定為別人代孕的女性本身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她們通常身處極度重男輕女的社會結構，低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使她們被傳統勞動市場所排斥，只能靠出賣子宮來貼補家用。
BBC有關印度代孕的紀錄片中，被採訪到為何要做代孕時，年輕女孩們的回答大多是「為了蓋房子」、「為了讓孩子上英語學校」、「不給錢丈夫就打人」等令人無奈的動機。
如果被客戶挑中，在移植到懷孕的漫長過程里，她們都會生活在恥辱感和恐懼之中。恥辱來源於社會對為錢而出賣子宮的不認同。她們無法向身邊的人解釋一切：「除了我母親和姐姐，沒人知道我出租子宮的事情，但是我不得不去做，因為我的丈夫經濟狀況出了問題。」「我的女兒很聰明，她經常問我會給她生個弟弟還是妹妹，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釋。」在一篇學術報告的採訪中，一些代孕媽媽如此回答道。
而恐懼感，則來源於孤獨和擔憂。眾所周知，代孕過程中，孕母只能住在仲介機構統一安排的房子裡，不能與家人同住，每天需要打針吃藥，行動自由受到長達10個月的限制。在如此孤獨壓抑的環境下，她們還需要擔憂肚子裡的胎兒是否健康，如果被「退單」要如何處理......
即便在成功代孕結束後，一些孕母還是承受著潛在的心理創傷。《人類生殖學前沿》期刊研究證實，大部分孕母都希望能與孩子保持聯繫。甚至烏克蘭司法部報告稱，每年約有25個代孕者不希望把代孕的嬰兒交給客戶。
隨著代孕程序的結束，她們中的大部分和孩子的接觸就此被掐斷了，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代孕家庭選擇不向孩子透露有關代孕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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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靠子宮生意暴富？
在一些代孕支持者的口中，代孕經常成了「愛孩子的人獲得孩子、代孕媽媽改善生活」的各取所需的雙贏交易。正如一些代孕媽媽所說，她們需要錢貼補家用，然而現實中在這條子宮出租產業鏈條中，靠著子宮發家致富的恐怕另有其人。
在被稱作「嬰兒工廠」的烏克蘭，代孕媽媽們可能被許諾能得到最多20000美元的報酬，然而現實中是代孕機構們花樣展示貪婪的嘴臉。除了剋扣日常醫療資源，有代孕媽媽甚至只收到了350美元（約2265人民幣）的報酬，連代孕機構向買家收取費用的1%都不到。
另外據報導，一些代孕仲介雖然承諾會分階段給代孕媽媽付錢，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仲介機構給代孕媽媽們制定了各種嚴格的要求，如果她們不遵守那麼一毛錢也拿不到。如果結果不合買家心意，仲介機構也會變本加厲地苛待她們。
作為代孕屆的高端市場，美國醫療服務水平和收費更高，但這並不意味著代孕媽媽們就能獲得「雙贏」的結局。在紐約時報報導的案例中，代孕媽媽們的報酬雖然比烏克蘭等地高，但是相比至少15萬美元以上的國際代孕售價，她們的報酬也只占了最多13%。
為了更漂亮的銷售額，一些代孕機構甚至設想出了全球化模式，以進一步壓榨利潤空間。據衛報報導，在印度剛剛有傳聞禁止國際代孕時，一些機構就試圖通過在不同地區開展代孕業務，或利用合法手段在不同目的地之間轉移代孕媽媽來繞過法規。
比如某項商業計劃中，未來代孕媽媽們將分批在各個低收入國家之間輾轉，她們會在印度進行胚胎移植受孕，之後在非洲分娩，以此最大程度地榨取她們生育能力的價值。策劃者充滿雄心壯志地將這一計劃描述為「創造明日世界」。
然而再冠冕堂皇的說辭也無法掩蓋資本對貧困女性無止境的剝削。烏克蘭的法律相關報告曾稱，代孕市場每年為烏克蘭帶來15億美元的收入，海量資金與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得針對代孕產業監管一直存在阻力。代孕機構們表面歌頌代孕媽媽的愛心並同情她們窮困的處境，實則是用一點點甜頭利用她們的子宮來鋪就自己的財富自由路。
在這種狀況下，如果代孕媽媽覺得自己只能通過出租子宮改變點什麼，她究竟是自願？還是被資本脅迫著掉進了一個塗抹著蜜糖的陷阱？
如今梅毒代理孕母和鄭爽代孕棄養事件再次將代孕產業的血腥一面暴露在大眾眼前，無論粉飾的多麼動聽，嬰兒工廠都是在將人當做商品並不停地製造一出出人倫悲劇。
代孕行為在我國一直被明確禁止，但各種賣卵、代孕仲介依然時有出沒，因此輿論也呼籲除明令禁止外應該加大對代孕相關產業的懲處力度。一些知名海外代孕大國如印度、泰國、尼泊爾在2015年前後紛紛出台禁止商業代孕法規。除了嚴格法律外，如何真正幫助貧困人群而不是勸他們出賣肉體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該有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