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晚，貴州省畢節市警局發出通報：撤銷七星關分局對任某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案件涉及派出所所長及辦案民警，已停職接受調查。警局道歉在中國不尋常，這事還得從去年末說起。
11月4日，居住在貴陽市的任女士突然被畢節市七星關區洪山派出所民警用手銬從貴陽銬到了畢節，並被行拘3日。其禍因居然是任女士在小區業主群質疑業委會聘用新物業公司的行為，不滿社區書記劉某的「開不開業主大會，怎麼開是業委會的事」的回應，而罵劉某是「草包書記」。劉書記的警察前夫得知前妻受辱，怒從心頭起，惡從膽邊生，便跨區抓了任女士。怎麼樣，奇葩吧？但還有稀奇的。
今年1月10日14時，山東笏山金礦發生爆炸，10名礦工遇難、1人仍失蹤。24日，山東廣播電視台女記者崔立霞前往棲霞市人民醫院，採訪拍攝礦難傷者時，被多名警察阻撓、圍毆。視頻中，女記者哭喊救命。事後，網傳該女記者檢查報告顯示其腿部骨挫傷、韌帶撕裂、半月板損傷等。稀奇吧，現在警察厲害，不管是官媒記者還是公民記者，該出手時就出手。但以上這兩個新聞還真不算大新聞，再聽聽下面的猛料。
1月23日，網易新聞報導，兩年前內蒙古某市信訪局長、現司法局長董仕民在一次信訪維穩會議上稱：有的地方公安不為成功找辦法，只他媽為失敗找理由，歲數大的不能打，糖尿病的、高血壓的、孕婦等等不能打，我告訴你，必須打往死里打，死了我負責。他還強調：不能讓人死在監獄裡，死在監獄裡，事就大了。必須把這些人都給拘留了，拘十天之後都會寫保證書、悔過書，效果非常好。第一必須打，第二不能死在監獄裡。死在監獄裡，很麻煩。
有網友說：大會上中共官員說「人民至上」，但會下卻是「老弱病殘孕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負責」。這不是不當言論，而是極端冷酷、極端暴力、極端非人化的邪言惡語。這樣的言論，一個正常政府，官員根本就不應該，也不允許有這樣的想法。
但在今天的中國，到處都有中國官員的雷人語錄：
達州市達川區罐子鄉黨委書記羅頌在接待群眾來訪時，語出驚人：「威脅我就是威脅黨」。吉林省遼陽市環保局長郭東坡在全局大會上說：「領導就得騎馬坐轎，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臉！」蘇州市某小區業主控訴無良開發商，上訪市信訪局，該局領導說：「警察不打人，那養警察幹嘛？」
時評人士賴建平認為，中共專制政權的性質決定了它一定會打壓各種維權群體。所以它也需要大批打手。一些道德淪喪的人甘心充當打手也有他的動機。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專製造成的，中共依靠對民眾的奴役來維持它的暴政。有中共暴政撐腰，所以董仕民之流才敢這麼肆無忌憚殘酷對待老百姓。
2012年以來，中國社會開始全面流氓化。這既源於中共領導人的個人風格引領，也源於社會衝突的不斷加劇，導致中共不得不擴大它的維穩隊伍，通過暴力維持政權的穩定。不斷加劇的衝突和不斷增加警察隊伍，會使中共更加依賴暴力維穩。如此社會狀況，中國能夠維持政權的安全嗎？作家郭建龍在文章《警察國家必毀於脆斷》中指出，警察國家必然毀滅於脆斷。
郭建龍寫道：2010年6月6日，青年賽義德在一個網咖上網時，突然間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襲。安全警察將他帶出網咖時，賽義德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令人髮指的是，在他死後，警察往他的嘴裡塞了一些毒品，試圖偽造他因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結果，這個青年不僅死去，還背上了攜帶武器、偷竊、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於人已經死了，連伸冤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案子令人震驚，就在於埃及的維穩力量已經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們可以無故抓人，可以隨便把人打死。他們隨身攜帶毒品，隨時用來栽贓。
埃及的政治很複雜，穆巴拉克總統的前任薩達特就死於極端分子的暗殺，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後，也是大肆動用強力手腕，既鎮壓極端勢力，也鎮壓反對派。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個超乎法律之外的維穩組織。
維穩必須要有超過社會承載能力的警察勢力，為了養活大批警察，就必須讓他們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為了獲得收入，必須對許多生意設置行政許可門欄，再從這些行業中獲得薪水之外的收入。結果，警察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自己變成了黑社會。他們隨意抓人，隨意制定規矩收取保護費。這種權力的擴張讓人不寒而慄。政府必須允許警察這麼做，並在必要時為警察背書。但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一旦為警察背書，就必須為警察所有的行為負責；一旦有人死去，人們對警察的怒火必然會轉移到政府頭上。
另外，由於老百姓在大部分情況下，都夾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為所欲為，這就產生了社會超級穩定的幻覺。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社會仍然歌舞昇平，一片祥和。
有一天，當政府財政出現困難，即便加上警察罰款收入依然無法保障警察的執法積極性時，社會就會出現脆斷現象。這時一個小小的火星，都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爆炸。政府為了維穩而建立龐大的警察隊伍，但最終破壞社會穩定的必然還是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當今中國，國家以維穩為目的建立起了龐大的警察組織，防止人們反抗。中國比埃及擁有著更多的人口，更廣闊的國土，更要命的是，它有著更強大的政府，也擁有著更加逆來順受的人民，同時，它的財政豐裕，想僱傭多少警察就可以僱傭多少警察。這樣的一個超級國家，是否能夠依靠維穩而實現長治久安，避免脆斷的命運呢？答案是不可能。
首先，中國在很長時間內能夠保持穩定。因為政府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裡塞毒品」的方式，將事情掩蓋過去。由於人們缺乏懷疑精神，也必然傾向於認可政府的權力。
但是，中國最終還是會出問題，原因不在於軟弱的社會和犬儒的人民，而在於維穩機構本身。
維穩機構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一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在最初表現得還不明顯，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一天。一旦經濟被吸乾，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一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錢。
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一個臨界點。
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
實際上，中國早已走在脆斷的道路上。只是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讓中共當權者抱有僥倖心理，但又時刻恐懼不安。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任女士罵一句「草包書記」被刑拘、女記者崔立霞被警察毆打和內蒙古前信訪局長董某對老百姓「必須往死里打，死了我負責」的瘋狂言語表明中國已經是警察國家，只能通過暴力維護政權的穩定。但由此，中國也就走上一條不歸路。
當權者要維穩，保住紅色江山就必然壯大警察隊伍，而警察隊伍又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一旦政府不堪重負就不得不放任警察利用公權力創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倒霉的是老百姓。當老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變革的火焰就開始燃燒、蔓延，並最終無法控制，革命就發生了。今天的中國與和當年的埃及何其相似，只是中國革命的後果會更加嚴重，不僅中共政權崩潰，而且中國也將分崩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