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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羅馬尼亞的「月經警察」和「打字機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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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

在前羅馬尼亞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專制期間,不但實行「一言堂」,而且「家天下」,任何政策的出台都為了維護其統治,這些政策也包含了最荒誕、最恐怖的禁止節育和人口增長政策,禁止離婚、禁止墮胎,婦女月經期要受到嚴格地檢查與盤問,電影《四月三周兩天》對這段史實進行了很好的「還原」。為了加強言論管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還頒布了《大羅馬尼亞打字機法》,對每台打字機進行控制,決不允許「異端邪說」。獨裁必然產生荒誕。

齊奧塞斯庫也曾受過毛澤東的「教育」(網絡圖片)

(一)禁止墮胎法令和「月經警察」

獨裁與荒誕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有什麼樣的專制獨裁,就會有什麼樣的荒誕的事情發生。

就拿警察來說,生活在現代國家中的民眾都不會陌生。對於警察的種類,一般人隨隨便便就能說出幾樣。比較常見的,像什麼治安警察、戶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鐵路警察、林業警察、經濟警察、司法警察、巡邏警察、外事警察、武裝警察、特種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較特殊的,像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宗教警察。但說到「月經警察」,絕大多數人恐怕沒有聽說過。

在前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誕的要算他的禁止節育和人口增長政策。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1966年,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他規定,完全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緊接著,國家頒布法令,節育和墮胎都屬違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打胎者將受到判刑和囚禁,婦女月經要受到嚴格地檢查與盤問。

為保證政令暢通,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在恐怖的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但在邊境線往往被當作叛國者,遭到羅馬尼亞士兵用機關槍的掃射。①

在這項政策實施一年之後,羅馬尼亞的嬰兒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績顯赫。但地下流產與墮胎的服務也隨之出現,懷孕婦女的死亡率不斷上升。更讓齊奧塞斯庫感到鬧心和棘手的是,隨著嬰兒的大量出生,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家、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匱乏,這可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就能馬上解決的。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了145.6%。消息傳出,全世界譁然,各國政要、媒體紛紛譴責:這簡直就是「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面對國內外政治壓力,為掩蓋這種愚蠢而可怕的後果,齊奧塞斯庫下令,嬰兒出生一個月以後,再發出生證。如此一來,那些在未滿月中夭折的嬰兒就不會填寫在死亡嬰兒的統計當中了。正如一位羅馬尼亞作家指出:「很多嬰兒從來沒有合法地生存過。」這項政策的惡果,還不僅局限於此。在羅馬尼亞的兒童養育院及看守所中,有許多被遺棄或身體及精神殘疾的孩子,他們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震驚。②

在《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哈耶克認為,壞事不一定是壞人幹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義者乾的,特別是,那些極權主義暴行的原則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學者們奠定基礎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義下被取消,「理性」則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步被摧毀的。因此,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適應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強迫改變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種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變人性的基礎上,這樣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暴力與恐怖。

理解了這點,或許就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二)打字機執照

20世紀80年代初,齊奧塞斯庫頒布了《大羅馬尼亞打字機法》。根據該法,每一個羅馬尼亞的公民、企業、事業、機關、學校等單位,凡擁有打字機必須要得到警方的許可,領取使用執照;要成為打字員也必須照此辦理,並且要將所打字的樣品同時上報。如果打字機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機都需要更新執照。任何繼承打字機的羅馬尼亞人,都必須將此上交政府當局,或尋求取得使用它的資格;如果不把打字機的鍵盤上交警方,即使損壞的打字機也不得私自處理,否則嚴加處罰。③

不言而喻,齊奧塞斯庫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輿論,壟斷思想。

自1965年齊奧塞斯庫坐上羅共總書記這個職位後,便如鋼樑上的鉚釘━━固定不動,一直到1989年被槍殺。不僅如此,齊奧塞斯庫恨不得將一切權力統統攬入自己的懷中。除黨的總書記外,他還擔任羅馬尼亞國務委員會主席、團結陣線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和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羅馬尼亞共和國總統。齊奧塞斯庫身兼黨政軍7大要職,可謂至尊無上。據英國《經濟學家》雜誌統計,齊奧塞斯庫家族成員在黨政軍界擔任要職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任羅共中央幹部委員會主席,第一副總理,實際上是羅共二號人物;其兄馬林.齊奧塞斯庫,任國防部副部長兼羅軍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齊奧塞斯庫和安德魯察.齊奧塞斯庫,分別任內務部幹部培訓中心主任和羅馬尼亞駐奧地利使館商務參贊;其妻弟格奧爾基.波特列斯庫任全國工會主席;齊奧塞斯庫的小兒子尼庫.齊奧塞斯庫,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每當羅共中央開會,就像是齊奧塞斯庫的家族會議。羅馬尼亞人民將此譏諷為是「社會主義大家庭」。像羅馬尼亞這樣高度極權與類似封建時代的家族統治,在民主國家中無法想像。

當上了黨政軍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幫子家族成員為自己看家護院,齊奧塞斯庫自然是說一不二,專橫跋扈。他的每一次講話都成了「綱領性文件」,報紙要登,電視要播,廣播要說;每逢重大節日,有影的、有聲的、國內的、國外的、各種媒體一起上,民眾耳朵里充斥著頌揚「齊奧塞斯庫時代」的光輝業績,歌頌「齊奧塞斯庫偉大、正確」的各類宣傳。為了造神,向人民群眾顯示自己「無懈可擊的正統地位」,特別是壓制不同政見者,打擊反對派,齊奧塞斯庫不惜花費大筆外匯,購買國外報刊的廣告版面刊登頌揚自己的文章,然後在國內報紙轉載,藉以宣揚外國人是如何敬佩齊氏的天才領導和偉大功績。

極權獨裁統治,很多東西不單是靠暴力來維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騙和謊言來維持。因此,打字機和打字員在統治者眼裡就成了傳播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必須嚴加防範,嚴密控制。無論機器,還是人都只能成為替獨裁者歌功頌德的工具,絕不可作為民眾揭露事實真相的武器。壟斷思想只是極權主義的手段,其目的是通過壟斷思想達到壟斷權力的目的。因為只有把人的思想壟斷了,才有可能徹底地壟斷權力。反過來,壟斷權力之後,又可以將思想壟斷進一步強化。

在極權獨裁統治下,「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說將人民的思想「國有化」(哈耶克語),歷來是統治者最為關注的問題,他們有一種把人民變成「喉舌」的衝動,特別希望自己能像集市上的鳥販子一樣,教授鸚鵡、八哥、鷯哥這類動物學舌,把自己的意識形灌輸給人民。

在動物界中,鸚鵡、八哥和鷯哥恐怕是向人類學習語言的高手。不過,這些鳥學習語言的目的,恐怕只是一種本能,絕非是用來思考。另外,鳥類學舌,恐怕只是為了討取主人的歡心,以便能夠從主人那裡得到更多的賞賜。從它們學舌的效果看,即使學得惟妙惟肖,發出的聲音也只是重複主人的語言,並不包含自己的「思想」。

獨裁統治者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傳播,占據每個人的頭腦,讓所有人都無條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人變成鳥━━用教授「鸚鵡學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確的思想」傳播到廣大民眾之中。

鸚鵡學舌,只能是簡單的語言,而人類的思想是極其豐富、深邃的。統治者出於壟斷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讓民眾掌握思想。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下,對於人民群眾的教育,往往是教條式的、口號式的,往往是將統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濃縮成幾句簡單的口號,語錄、編成順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覆背誦。只有這樣,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統治者的「思想」才能為廣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爾所言:「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

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看到一種理論、接受一種思想。思想單一,必然帶來認識上單一。因此,判斷事物,認識問題,觀察世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當每一個人都在「鸚鵡學舌」的時候,那些「空話」、「套話」、「大話」、「假話」、「官話」、「瘋話」、「蠢話」、「謊話」、「廢話」、「幫話」、「黑話」……在社會肆意泛濫,就不足為奇了。

希特勒妄圖稱霸世界時,他教會德國人民的就是「為了德國的復興,消滅猶太人」。法西斯主義就是這麼簡單明了,根本用不到什麼高深的學問。同樣,當赫魯雪夫向蘇聯人民宣傳「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時,也不過用了一個極其簡單的公式:共產主義=土豆燒牛肉。為什麼土豆不能燒豬肉,沒人去問,也沒人去想!

(三)獨裁的荒誕與可恥

法國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過是一根脆弱的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作為人而言,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論一致」的,如果硬要人們去「保持一致」,否則就黨同伐異,就殘酷鎮壓,其結果不是思想殭化,便是思想貧乏。當人們無法講真話時,講假話便會泛濫成災;當人們看到未能與當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懲戒時,便會用虛偽掩飾真實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當大家都成了雙重性格的人,變成當人一面,背後一套的兩面派時,那些說真話者反而被視為異類,成為權勢者打擊迫害的對象,成為不正常的正常人。

人類作為個體是十分脆弱的,真正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多數人不過是隨波逐流。作為大多數人們是不願意探討和接受那些追索生存本意與生命價值的形而上的理論的,因為這種對靈魂的拷問,不僅嚴肅而且痛苦。孫中山先生曾說,在任何社會裡,先知先覺者總是少數,後知後覺者和不知不覺者總是大多數。但這並不意味著某些人有資格,或者有權力選擇一批精英,來決定人民必須想什麼,或信仰什麼?如果以為在一種制度下,大多數人都在服從少數人的領導,因而就認為大多數人必須要接受那些被少數領導者加以梳理和改造的現成的觀點和意見,這完全是一種錯誤和糊塗的觀念。「因為精神自由決不會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同樣的獨立思考能力的緣故,就不承認它的價值,這就是完全沒有領會賦予精神自由以價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對知識的進步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根本之點,不在於每個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寫點什麼,而在於任何人對任何事由或意見都可以爭論。只要異議不受到禁止,就始終會有人對支配著他們同時代人的意見有所疑問,並且提出新的意見來接受辯論和宣傳的考驗。」(哈耶克)

思想的自由也決不僅僅是一種認識上的要求,本質上它是一種政治要求。思想的自由的要求必然帶來政治的民主訴求,而政治的民主則首先表現為言論上的自由。言論自由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誰控制了言論就等於控制了權力,壟斷了言論就等於壟斷了權力,而言論自由在現代社會中突出地表現為新聞與出版的自由。當一個國家連打字機和打字員都要被警察看管時,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只能是一種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談。

其實,無論是一個人,一個團體,還是一個組織,一個政黨,甚至是一種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價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個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每一個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種主義、某種學說、甚至某種神祗,這是思想自由的體現,也是一個正常社會所具備的基本的民主權利。如果一個執政黨,以國家的暴力機器作後盾,強制全體社會成員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種主義、某種學說、某種神祗,並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僅僅是一種偏執,而是一種暴政,更是一種瘋狂。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強制那處於健康而清醒狀態中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④

言論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體來保障。或者說,只有民主政體才能確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實現。反之,在專制政體下,這一切都只能成為純粹的空談。

馬克思對統治者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錮他人思想的制度深惡痛絕,把它斥責為,實質上是「把專橫提升為法的制度」,是一種「破壞人格原則」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不根據行為來判斷人」,而根據立法者自己「杜撰出來的那一套對人的意見和行為的動機的看法來判斷人」。⑤它不僅是政府的「自我欺騙」,而且是對人民的愚弄。如此這般,「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至於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有時陷入迷信有時又什麼都不信,就是完全離開國家生活,變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⑥

說到最後,再提幾句鸚鵡學舌。齊奧塞斯庫身邊有個僕人也養了一隻鸚鵡。一天,秘密警察發現,這隻鸚鵡總是反覆叨念:「愚蠢的庫尼!」「愚蠢的庫尼!」庫尼,何許人也?原來是齊奧塞斯庫的兒子。辱罵太子,這還了得!反了你了!於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鸚鵡,進行審訊,想挖出背後的階級敵人。不料,鸚鵡拒不回答是誰教了它這句話。最終,鸚鵡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帶進了墳墓。⑦

秘密警察提審鸚鵡,人跟鳥較勁,這也算是對獨裁下的荒誕的一種諷刺。

註:

①②([英]傑弗里.雷根《愚昧改變歷史》山東畫報出版社第48-49頁)

③([英]傑弗里.雷根《愚昧改變歷史》山東畫報出版社第55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5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0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頁)

⑦([英]傑弗里.雷根《愚昧改變歷史》山東畫報出版社第51頁)

(本文略有刪節)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書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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