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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風事件中周揚扮演什麼角色?誰給了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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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今年四期上有陳詔先生一文《拾得舊夢祭於伶》,內中有一處說到周揚。陳先生說有一次於伶和他談起周揚,於伶說:「胡風反革命案件平反後,文藝界有很多人譴責周揚,鬧到他的家裡。周揚在無法說清楚的情況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給大家看,總算獲得大多數人的諒解,才使事態平息。原來周揚在這個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壓力……」

對於想了解周揚思想歷程的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如果有朝一日周揚的那封信能夠披露,將使當代文化史的許多問題豁然冰釋,這不僅對周揚本人極其重要,就是對當代文壇的許多是是非非,也是至關重要的。但對於伶提到的這個細節的可靠性,我卻有一點疑問,簡單陳述如下,如果能由此引出更多關於周揚情況的資料,那是筆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從於伶所說的情況看,周揚對自己在胡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早有心理準備的,這一判斷大體符合復出後的周揚一貫所持的懺悔態度。但疑點也由此而來,從胡風事件到丁玲、陳企霞事件,周揚都是關鍵人物。如果於伶的話是可靠的,那麼說明周揚一開始就對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後來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某種壓力。我們假設存在一種所謂的「壓力說」。但了解50年代這兩件事的人,大概不會同意這種壓力說,至多能說有壓力這個因素,而這不能說明周揚行為的無奈。因為周揚與他們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

第二,如果周揚手裡真有一封信,那麼他在世的時候,有可能通過各種渠道透露出來,因為這是關係他歷史中所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但我們現在沒有見到有關這方面更可靠的資料(也許筆者孤陋寡聞)。再說,經過「文革」這樣的劫難,周揚的往來信件如何保留下來的,而周揚又是如何特別保留了那份關於他人格的信件,這些都需要有個合乎邏輯的說明,不然這給做歷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難題。

第三,「周揚在這個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壓力……」這句話能否成立?我以為也值得懷疑。周揚當時的位子是中宣部副部長,按一般邏輯,這個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壓力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長,二是中宣部以上的中央。根據這個前提,周揚手裡的信是誰寫給他的呢?如果是來自高層,這似乎也沒必要。因為根據當時的情況,高層不是什麼壓力,而是命令,只有執行的可能,而這樣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揚在世的時候,已經有可能公布了。假如是毛澤東的信或批示,黨中央在三中全會以後,對毛澤東晚年也做了歷史評價,這都不成其為需要隱諱的事,而事實上,大家也不會認為那麼大的歷史事件,是周揚一個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揚手裡的信會是什麼人的呢?對周揚來說,比他小的人不會成為壓力,比他大的人雖然是一種壓力,但那樣的壓力又不是什麼可以保密的東西。毛澤東為胡風的事都給《人民日報》寫過案語,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揚說在胡風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澤東的壓力,顯然又說服不了找他鬧事的那些受害者。於伶說及周揚的這個細節,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揚歷史的人作為一個重要旁證引用,但如果不見到周揚所說的那封信的原件,這些說法就都是傳聞,使用的時候,是需要取一種謹慎態度的。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逝去的年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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