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克明看來，從私下道歉，到個人反思，再到集體懺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結束。
5年來，共有十餘位作者拒絕了約稿，害怕「犯錯誤」或「惹麻煩」。作家老鬼想為母親寫一部盧梭式的懺悔錄，卻被家人斥之為「鞭屍」。
「90後」們的反應讓陸曉婭略感寬慰：如果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來，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總會想：到哪裡去尋找失去的「禮」？這位常在陝北榆林山中研究喪葬風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傳統的：「禮失而求諸野。」
如今，王克明也試圖將這個信條貫徹於歷史書寫：歷時5年，老人遍訪民間，搜尋了一份「文革」懺悔者的名單。名單上的32個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時移事往，這些人大多跨進了花甲之年，最為年長者已有74歲，這些昔日的作惡者選擇寫下罪行，準備結集出版，以尋求寬恕。
「文革」結束37年來，由傷痕文學的控訴，到反思文學的沉思，再至零星個體發出懺悔之聲，對內心之惡的審視尤顯艱難。如今，一群人選擇共同向歷史低頭致歉，幾乎是民間覺醒者所能走到的極限。
「『我們』仍是少數，」王克明說，「真正的道歉與和解尚未到來。」
「假若一切都是時代使然，那何來個人的罪與惡？」
61歲的王克明將編撰這本書的理由歸結於「贖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陝西余家溝下鄉，這個19歲的知青由此迸發了「革命的激情」。在隨後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王克明毆打了大隊書記谷志有。挨打時，那個頭戴白羊肚手巾的莊稼漢一聲不吭，涌著鮮血縮頭靠倒在磨盤上。
此後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卻常幫王克明磨鐮擦鋤。王重病時，谷用三角針為其放血治療。「你一個北京娃娃，落難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卻羞愧不已：此後王克明十幾次回到余家溝，不敢再見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載，直至2004年，王克明終於鼓足所有勇氣走進谷志有的窯洞，說出了遲到的「對不起」。74歲的老人卻笑了：「嗨，運動嘛！你們那會兒娃娃家，懂個啥！」
喧囂年代仍存於民間的善良觸動了王克明，卻讓他陷入了對自己的反覆詰問：「假若一切都說成是時代使然，那何來個人的罪與惡？」
王克明決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發了訃告，並在某雜誌上刊登文章《我打穀志有》。12月底，他與好友岳建一、宋曉明商量，決定找更多的同時代者，徵集文章，編撰一本名為《我們懺悔》的合集。
在王克明看來，從私下道歉，到個人發表文章反思，再到一群人集體懺悔，是知青一代對於自己「一刀一刀更深的解剖」——「才是知青宿命的結束。」
王克明陸續發出約稿信。得到的回饋讓其驚訝——他從未想到隱於民間，有如此多的人與往事糾纏，為曾加諸他人的傷害而陷入苦痛。
66歲的楊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鬥中，楊里克和同伴們拿著衝鋒鎗，在河邊齊腰深的荒草里，槍殺了一名對立面的武鬥成員。
「文革」結束後，往事總堵在楊里克胸口。2008年，他決定在網上寫下文章反思成為「非人」的過往。他甚至開始尋找經歷相同者：「誰殺過人？網上聊聊……」
施於身體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帶給他人的心理傷害：作家老鬼敘述了如何出賣同學宋爾仁，上交了他寫滿「反動話語」的日記本；丁珊回憶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鬥時，她因懦弱而選擇了沉默；教師章孟傑則因憎恨父親身份耽誤了前途，將他視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獨死去……
「記憶折磨著他們。」王克明說，「這是一代人共有的傷痕。」
「那樣一個年代，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盧曉蓉時，67歲的老人憤怒了：「我是受害者，為什麼是我們懺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岳建一的話打動了她：「那樣一個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
出生於1949年的畫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紅衛戰報》的美術編輯。他創作的版畫《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號《人民畫報》封底滿幅登載。
李斌將自己視為「時代的推波助瀾者」，他並不認為自己無罪。「我畫過太多版畫，我充當過暴力宣傳機器的一部分。」
現在的李斌試圖用繪畫反思過往：名為《夢境》的畫作里，李斌以黑色筆調畫下了一千餘位「文革」受難者，讓其出現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他也計劃將一些「文革」懺悔者的故事畫成連環畫，比如曾在「文革」中告發母親、導致母親被槍斃的張紅兵。
王克明隨後發覺，更多的人將懺悔延伸至更廣闊的層面，從而發掘出更為複雜的思考。
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楊健始終記得，1966年，還是小學生的他，作為抄家者，衝進了一對夫妻的屋子。他們從家裡抄出了幾十張唱片，有圓舞曲，有外國民歌。這時，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來。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給了這個孩子強烈震動。楊健後來才意識到，他無意中奪走了一家人動盪歲月里的唯一快樂。
作家老鬼也決定給母親寫一部《懺悔錄》。他的母親叫楊沫，紅色經典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無意中聽到了母親在1980年代的一段採訪錄音。採訪中，母親稱想寫一部盧梭式的回憶錄。她說，我佩服盧梭講真話的勇氣，我想要寫真實的一生，而不裝扮成完美無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親的遺願，開始收集她的日記、手稿，並重新打量那個多面的母親：「文革」中勸兒子要低頭認罪、對領導奉若神明的母親，以及「文革」後重回純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親。「在某一個階段，她不是一個正常的母親，她被異化了。」
沉默與遺忘
編撰者們逐漸發現：他們始終與遺忘及沉默鬥爭著。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參加同學聚會。飯桌上，朋友李嵐（化名）談及「文革」時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做過壞事，沒有鬥過老師，也沒有打過人。這時，有個細細的女生的聲音響起：你抄過我的家……
記憶之門突然打開。李嵐想起了那次經歷：她確實曾跟隨一群人，闖進對方家裡。一片狼藉中，李嵐還從床頭櫃裡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國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嵐將這本書偷藏了起來。後來，插隊、參軍，艱苦的勞動中，嚴格的思想改造中，這本《外國民歌200首》都給了她隱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繚亂的年代過去後，她卻如何也想不起這本民歌選從何而來。
那次聚會，胡健目睹了李嵐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學，鄭重地道了歉。然而，當胡健受此啟發，回溯往昔，竟也發現了多年來的記憶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參與抄家，在一間間房屋裡搜查金條、電台，甚至將沙發拆毀，找尋其中的日記、手稿。
多年來，胡健卻將這件事「遺忘了」，一直認為沒幹過這些「低層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訪談中發現，「文革」親歷者普遍存在著「選擇性記憶」的狀況，「如果一個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往往會出現心理性的失憶」。
更為廣泛的遺忘與沉默則早已開始。
5年來，共有十餘位作者拒絕了王克明的約稿請求。長期的鬥爭經歷讓他們害怕「犯錯誤」或「惹麻煩」。
作家老鬼面臨的阻力更加巨大。《母親楊沫》寫完後，他將書稿交予哥哥馬青柯查看。哥哥表現出了面對歷史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將批評性的語言都刪改了，換上了不少溢美之詞。哥哥妻子的態度則更加嚴厲，「這是在鞭屍」。
老鬼說，「我們擁不同的人生，他在懷念讚美過往，我則更願意去反思。」
分歧帶來的問題似乎不僅如此。這群懺悔者發覺，上一輩的遺忘沉默，導致了下一輩對於歷史的漠視。
1990年代，楊健曾在大學裡開過「知青文學」這門課。沒過幾年，選課的人越來越少，最終只能停課。這位61歲的大學教授，已不在課堂上提起「文革」，「年輕人們更關注楊冪，而非歷史」。
30年來，王友琴收集了將近700個「文革」死難者的材料，建立「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她經常會收到一些90後孩子的郵件：「我的父母從不告訴我，「文革」時家裡發生了什麼，你能告訴我嗎？」
「那他就真的死了」
2010年5月，應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馬人王冀豫寫下了《背負殺人的自責》，回憶了1967年，16歲的他參與北京糧食學校與北京師院附中的武鬥，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學生。隨後，王冀豫接受了鳳凰衛視的採訪，公開懺悔罪行。
未曾想，節目播出後，死者家屬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見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對象向他表達了三個意見：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現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親人的再度傷痛；第二，我們仍然無法原諒你，畢竟創傷如此之深。
最後，這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告訴王冀豫：「我個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對的事。」
王克明則將這次交談視為一次良好的開始，「懺悔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4月，《我們懺悔》一書編撰完成，共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至今仍在等待出版的機會——王克明找了兩三家出版社，都被拒絕了，對方告訴他：「現在還不到時候。」
岳建一始終記得，一個知青聚會上，他曾提出：「我們這一代需要集體懺悔。」立刻引來了反對者的喊聲、噓聲，甚至有人搶他的話筒，將他轟下台。
在另一次校慶徵文中，陸曉婭決定寫出自己批鬥老人的故事。「我不做交代，不向老師道歉，我就無法心安。」
自己的文章卻意外攪起了同學的不安，沒有人再願意想起往事，就連那些「文革」中被批鬥的老師也是如此。老師們偷偷找到她：「你怎麼還提那些事情？過去的事就過去了。」
陸曉婭並不認同老師的說法。她一直致力於傳遞歷史。在一所大學，陸曉婭開設了名為「影像中的生死學」的選修課，其中「社會性死亡」這一單元中，會重點講述「文革」、三年饑荒等內容。
陸曉婭也會邀請學生用短劇、微電影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思考。最讓她欣慰的，是一個小組的學生演出了短劇《老舍之死》。提問時，陸曉婭問：如果老舍先生在天有靈，看到半個世紀後，一群年輕人演繹他的死亡，會怎麼看？
有同學的回答很真實：我們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也有同學的回答讓她略感寬慰：如果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