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熔爐火最紅，毛澤東時代出英雄」，唱這首歌的時代，是崇尚英雄的時代。英雄與解放軍這所「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有著不解之緣，培養和造就了千千萬萬個「英雄人物」。
我參軍是在1970年代初，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方興未艾，樹標兵，開「講用會」，創「四好連隊」，爭「五好戰士」。「海市蜃樓」般的政治幻影，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隨著「大頌揚」時代的終結而消失。
一
鄭站長的事情發生在我當兵的第一年。
那年冬天的雪很大。我們六個新兵由警衛營調到通信連隊。出發那天，汽車在茫茫雪野上行駛了四個多小時，又徒步走了好長一段山路，才進了一個叫做「岔路口」的山溝里。
在兩山夾峙的山口，遠遠看見一座哨所，長長的鐵絲網一直扯上白雪皚皚、林木叢生的山巒。背著衝鋒鎗的哨兵在崗樓里探頭探腦，不斷地搓手跺腳，看著我們列隊通過。
進入山谷，厚厚的積雪封住了腳下的路，我們在沒膝的雪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行進。約摸過了一個小時，爬上一個山腰，見到了一趟水泥掛麵的平頂灰色磚房，屋頂和四面牆壁上，插著許多梢條，和山坡上的樹叢融為一體。距此一公里之外還有一處山洞，是我們後來執勤和值班的地方。若不走到跟前，絕不會看到洞口的位置。這是為了戰備需要，貫徹偉大領袖「要準備打仗」的指示而部署的，是本地區「反修、防修」的前線指揮所。
這裡對外稱「洞兩」(02)工作站，是通信營有線連的排級建制。一位姓常的副指導員在這裡「蹲點」，常副指導員不來站里的時候，實際的「最高長官」就是鄭站長（姑隱其名）。鄭站長，遼寧錦縣人，長得高大魁梧，相貌英俊，大概二十一二歲的樣子。論軍齡，鄭站長不過比我們早當了二年兵，但被提為站長已有一年時間了，後來知道他是軍區掛了號的先進人物。
站部就設在那趟插滿梢條的平房裡。站里承擔著動力、載波、總機等項執勤任務，約有三十多人。因工作需要，每人都有一個代號，時間一長，大家都以代號相稱，很少直呼其名。總機班有七名女兵，她們和男兵一樣爬冰臥雪，吃苦受累。在長年見不到生人的山溝里，女兵們給站里單調的生活帶來了生機和快樂。
不久，同期入伍的五個新戰友被分到線路維護小組，而我被留在站部當了通信員。我的任務是連首長來站里「蹲點」時為他們打水、引爐子、收拾宿舍，到各班去傳達臨時任務和口頭指示。連首長不在時，聽從馬班長（代號「031」）的安排。
漫長的冬季，連首長很少上山里來，因此我就成了馬班長的「勤務兵」。有時，他叫我和下夜班的戰友們一起上山摟柴火，有時和幾個女兵在一起搓苞米粒子。馬班長和鄭站長的關係很好，我們去山裡摟柴火的時候，他總是鑽到樹茅叢里下套子，說是套狍子。那套子是用電話線里有一點彈性的鋼絲做成的，編成一個圈形的絞索，掛在樹空裡，馬班長問過我，你知道傻狍子是咋回事嗎？我說不知道，馬班長興奮地說，我跟鄭站長打過狍子，摟一槍後，沒打著，那狍子先是一驚，站在那一動不動，然後一竄老高，沒命似的狂跑，跑出老遠又返回來，看看是怎麼回事，結果讓站長一槍撂倒了。以後我帶你去打狍子和野雞，給站里改善生活。
那時山裡的狍子、野雞很多，早晨起來，雪地上滿是狍子的蹄印，野雞的啼叫聲幾里地外都聽得見。自從馬班長下了套子，我就盼著傻狍子把蹄子伸進套子裡，可冬天快過去了，我們也沒吃上狍子肉。
和女兵搓苞米粒子的時候，我就歸「023」領導。「023」是總機班班長，18歲入黨，是連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人長得漂亮又會說話，很受鄭站長的重視，所以進步快，她和馬班長一樣，也是站里的骨幹。那時候的軍人，只要一看服裝，就知道你是哪一年入伍的：越洗越白的「小帆布」，是70年兵的服裝。「023」著一身「耗子皮」，是69年兵軍裝的顏色，男兵們暗地裡管「023」叫「豆杵子」（一種田鼠），馬班長觀察的更仔細，說她嗑瓜子兒的動作尤其像。
在山裡摟柴火時，大家無所顧忌地大喊大叫，「023」也亮開嗓子唱起「八角樓的燈光」，四面大山響起和聲，此起彼伏，熱鬧得很。據說「023」上過藝術學校，會跳一段難度係數很高的「白毛女」，男兵們都願和她一起幹活。一天下來，「023」摟的柴火最少，而且都是男兵們幫她背下山的。
「023」每天帶領下了班的戰士們「天天讀」。「天天讀」是林彪在1968年3月26日提出的，說「毛主席的書要天天讀，天天用」。首先在部隊推行，然後風行全國。大家每天都認認真真「走過場」，學習翻得卷了頁的《毛主席語錄》，讀「毛選」，讀《解放軍報》，然後圍著苞米垛搓苞米粒子。
關於鄭站長的「先進事跡」，就是搓苞米粒子時，我從「023」那裡聽來的。
鄭站長1968年初從遼寧入伍，經新兵連三個月的訓練，被分配到有線連隊的線路維護小組。有線連有12個線路維護小組，承擔數百里架空明線的維護任務。每小組三個人，平時除了電話聯繫，很少能和本連隊的戰友照面。我當兵的時候，正在學習瀋陽軍區通信總站某線路維護小組王樹慶的事跡，王樹慶在洪水暴漲的時候去查線，被洪水沖走。而鄭站長的事跡，比王樹慶早了一年多。
線路維護小組以「為戰備護銀線」為首要任務，一般是一個班長帶兩個兵，天高皇帝遠，沒什麼約束，懶散得很，全靠班長的領導水平和影響力。平時沒事的時候，小組的戰士就和當地百姓「打成一片」，建立良好的軍民關係，有什麼事情可以找他們幫忙。
線路維護有一個討厭的規律：越是惡劣的天氣，越容易出現故障，無論是下雨颳風，就是下刀子，也要立即趕赴現場排除故障。5月的一天，颳起了大風，75號電桿斷線。當時還是新兵的鄭站長接受任務，去20里外排除故障。當他爬山越嶺趕到現場，利用斷線的一端接通總機時，恰巧有軍區首長的電話，說是有「重要指示」傳達到部隊，為此軍區首長已經火冒三丈。情急之下，鄭站長用手攥住斷線的一端，另一端用牙齒咬住，「重要指示」通過他的身體傳到了部隊。
鄭站長的事跡在巡迴「講用」時聲名遠播，被樹為軍區的「先進典型」，很快入了黨，一年後成了我們的站長。
自那時起，我便對鄭站長多了幾分敬畏和羨慕，同時也產生了一點疑問，那天查線，他沒帶上線拐子（必備的架線工具）嗎？是誰發現了他的英雄壯舉呢？為此我曾偷偷地問過馬班長，馬班長先是一瞪眼：你想幹什麼？否認英雄咋的？緊跟著未置可否地說一句：情況緊急，來不及了。
馬班長曾多次讓我主動地接近鄭站長，說，你是通信員，得機靈點，站長想到的你得干，想不到的你也得主動去干。可我一見鄭站長就打怵。他那張不會笑的臉總讓我想起「座山雕」。有一天，我跟著他從山洞裡出來，吧唧吧唧地趟著雪回站部，一路上，見到許多尿窩窩，他一邊踢一邊罵，像是很生氣的樣子。回來就開了男兵的會，說：你們太不注意軍容風紀了，到處是「射擊孔」，我一路上踢了十幾個。咱們這裡有女兵嘛！要是發現誰幹的，非得把他給「騸」了。
2月，鄭站長感冒了，躺在宿舍里發汗。馬班長在值班室煮了一鍋掛麵，用盆盛上對我說：去，給站長送過去。我很不情願地端著盆，心裡想著該對站長說點什麼拜年的話，走到平房最裡面的站長宿舍。匆忙之中，我用腳捅開了門，眼前的一幕使我陷入十分尷尬的窘境：「023」俯在站長的身邊，臉與臉處於絕對的零距離接觸……「023」的臉蹭的一下紅了起來，鄭站長陰沉著臉，沖我吼道：「誰叫你進來的，啊？！」
那些天，我預感到自己很可能闖了禍，幹活的時候無精打采，不敢和「023」接觸，更不敢和鄭站長照面。心想這下子可完蛋了，剛剛打下的好印象，算是白費勁了。我主動要求上山摟柴火，大頭鞋裡灌滿了雪，每天回來，襪子濕得能攥出水，從腳涼到心，難受極了。
1971年2月24日，我和兩個老兵用背包帶捆著干樹枝，準備扛下山。馬班長上山傳信，說接到連里通知，你們六個新兵工作有調動，等來了汽車，就去連里報到。那天我沒幹活，用鐮刀在一棵粗壯的杉樹上，刻下了這個令人難忘的日子。2月27日，我們六個新兵，告別了岔路口白雪覆蓋的大山。從進山到離開只有2個月零10天。
半年以後，我和馬班長通了一次電話，工作站總機班的接線員換成了男兵。馬班長告訴我：鄭站長出事了，這傢伙把女兵給「劃拉」個遍兒，判了兩年刑！
二
通信團位於瀋陽市郊的寧官屯，哈大公路西側。茂密的白楊樹掩映之下，是一排排整齊的紅磚瓦房，一條不算寬的土道東西貫通，二層和三層的教學樓和辦公樓是本團的主體建築。營區以鐵絲網圈起，靠近哈大公路的東門和與寧官屯搭界的南門設長年的崗哨。
我們同批調瀋陽的兵大多在十五六歲的年紀，被分到訓練隊學習無線電報務。訓練隊下設三個區隊，一、二區隊是報務隊，三區隊是機務隊，為各野戰軍培訓業務骨幹，帶有輪訓的性質。
我所在的五班屬二區隊，區隊長周彪，矮敦敦的，精明強幹，剃著光頭。平時他對戰士們很和藹，管束卻很嚴厲。一次出差回來，他問班長牛廣華，最近搞緊急集合沒有？班長說，沒搞，區隊長說，那可不行啊，咋也得搞個兩次三次的。
那天晚上響起哨聲。緊急集合是嚴禁開燈的，一個大通鋪睡了八個人，大家在黑暗中穿衣服，打背包，互相擠撞，有的找不到背包帶，有的搶了別人的軍裝穿在身上，胡長權乾脆把背包抱到外面地上打了起來。最後全班列隊，大家衣冠不整，一看時間，用了四分多鐘。牛班長大發脾氣：這麼松松垮垮的，能適合戰備需要嗎？沒等蘇修打過來，腦袋就得搬家。回到宿舍躺下沒多會兒，集合哨又響了起來，這次用了三分多鐘，結果仍不能令人滿意。第三次哨聲響起的時候，已是後半夜二點多鐘了，這是牛班長給五班另吃的「小灶」。有了兩次經驗，大家的速度也提高了，用了二分五十秒。不過張雲祥說啥也不起來，頭扎白毛巾說腦袋迷糊。這麼一折騰，大家基本一夜沒睡。
每天的「天天讀」由班長帶領。那時正在學習胡業桃的英雄事跡。胡業桃在國防施工中，為掩護戰友觸電犧牲。犧牲前組織上剛剛發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用年輕的生命書寫了一份來不及填寫的《入黨志願書》，提出一個人形式上入黨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加入黨組織。
團里樹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有兩位，二連戰士張亞貴，在身患骨癌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拼命做好事，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死後，團里依照那時的通例，吸收他弟弟張亞紅入伍，「接過英雄的槍」，完成英雄未竟的事業。大家對張亞紅的期望值很高，但他的表現卻不怎麼樣，當了三年松松垮垮的散兵，連黨也沒入上就復員回家了。
第二個標兵叫賈老兵。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營區的東大門。這是通信團的正門，哨位由各連隊輪換執勤。那天站崗的正是賈老兵，他一回頭把我嚇了一跳。整張臉像一顆核桃，布滿褐色的疤痕，口、眼、鼻嚴重扭曲、變形。後來知道，在全國掀起製作毛主席像章的熱潮中，我們團辦起的小工廠，也開始製作毛主席像章。一天，賈老兵捧著一個很大的硫酸瓶從工作間向外走，突然腳下一絆，摔倒在地，手中的硫酸瓶子碎了，將他燒成重傷。第一次看到自己因傷致殘的面孔時，他感到極度的沮喪和絕望。他原本相貌英俊，還是團里的宣傳隊隊員，多次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登台演出。傷殘後他不敢上街，不願和別人交談。家屬區的小孩子見到他就跑，嘴裡還「鬼」呀「鬼」呀地亂叫。那正是開展「三忠於四無限」的高潮時期，門合、李文忠等先進人物不斷湧現。受英雄事跡的薰陶，賈老兵「鬥私批修」，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悟出了一條至理名言：臉丑不是丑，魂丑才是丑。他堅持學英雄做好事，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不搞特殊化，連執勤站崗也不例外。他主動接近家屬區的孩子們，給他們講英雄的故事，講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當孩子們知道他因公致傷的事跡後，心裡充滿了對他的敬佩，很願意接近這位臉丑心紅的解放軍叔叔。賈老兵成為全團學習的標兵。
那時的「天天讀」和「天天練」是充滿矛盾的統一體，政工幹部強調「天天讀」雷打不動，軍事幹部則強調「要準備打仗」，在「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的時代，軍事幹部很容易被扣上「單純軍事觀點」的帽子，因此在發生矛盾時底氣不足，「寧左勿右」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
班長在講「人的因素第一」時，舉了個「生動」的事例，說一位部隊首長下連隊檢查軍訓情況，有個戰士投擲手榴彈只投出二十多米，按照40米合格的標準差了近20米，首長批評他：這樣的成績能適應打仗的需要嗎？他回答說，我雖然只投了二十多米，但打起仗來，我會向前衝出20米，這樣就可以超過40米了。這樣的事例，被充分肯定，當成「大無畏革命精神」的樣板來宣揚。
為了搞好「思想革命化」，有的學員幫助飼養員餵豬，有的去掏廁所積糞肥。有的在熄燈後打開手電筒：「大燈閉，小燈開，毛主席著作學起來。」各種形式的經驗交流會幾乎每個月都要搞。我們還結成了「一幫一，一對紅」，兩個戰友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我的「一對紅」是胡長權，老實憨厚，入伍前會做木匠活，因此常到團里的木匠房「改造世界觀」，平時不願洗衣服，被單髒了就翻過來兩面用，但班裡的工作搶著干。
不久後要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大家都準備講用材料，班長叫我和胡長權兩人一塊上去講，說兩個人同台講，形式新，內容生動。胡長權主動承擔了寫稿任務。過了兩天，胡長權拿著稿子來和我對「台詞」，其中的一段這樣寫道：「毛主席著作對我來說，好比老頭的拐棍兒，近視眼的眼鏡……」我知道他是仿照雷鋒「糧食、武器、方向盤」的名言引伸出來的，心裡好笑又怕傷他的積極性，就提醒他說，這段還是別要了，弄不好會說你貶低毛澤東思想呢。後來的講用會把大家樂得前仰後合，二班一個戰士為了用上「閃光」的語言，在講到為戰友生爐子取暖時說，天氣冷得伸不開手指，雖然手裡拿著冰涼的爐鉤子，但是爐鉤子再涼，也沒有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涼」。
「講用會」後開了班務會，班長說你們今天的「講用」都不成功，主要是沒有講到點子上，不會拔高，事跡也不典型。為了起到「典型引路」的效果，他拿來一份講用材料，說是一位去年被評為五好戰士的學員寫的。然後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鐘頭。大家都說寫得好，班長也面露得意之色。但大家問及這個學員的名字，班長卻不肯說。後來大家趁班長不在，偷偷地看了那份講用稿，才知道是他當新兵那年寫的。
這一年，標兵賈老兵已到了成家的年紀，為了給他物色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團首長表現了極大的熱心。賈老兵老家的縣革委會有一位女常委，品優貌端，同樣是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儘管有一定的心理準備，見面後，女常委還是不能接受這份「無產階級感情」。於是，團首長多次出面做女常委的思想工作：以貌取人是資產階級的愛情觀，人的容貌是暫時的，愛情建立在革命基礎上，才會幸福一輩子。兩人終於走到了一起。但隨著形勢的潮起潮落，兩人的感情始終處於無休止的矛盾中，最終陷入了「貌合神離」的窘境。
三
1971年來臨，團里的勞動任務加重。春播的時候，我們開始從事稻田勞動。通信團有一個面積很大的農場，種植數十畝水稻，營區西側靠近靶場的地方，也是團里的稻田，每年都要投入大批人力物力，以改善部隊生活，補貼細糧的不足。此外還要種植大片的菜地。這一年，我們耙過水田、卸過火車皮，在菜地里種茄子、辣椒、豆角、番茄、土豆、大白菜，去農場插秧、除草、收稻子。
隔著田埂，是三區隊的水田，我第一次見到了七班副班長李寶忠。李寶忠少言寡語，身材瘦削，鼓溜溜的眼睛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耙地的時候，我聽到有人喊他：李寶忠，你用點力氣，繩子都拉彎了。他站起身，也不說話，乾脆把繩子甩到一邊，蹲到埂上吧嗒吧嗒地抽起煙來。
聽七班戰士說，李寶忠是遼寧省軍區來的，中共黨員。訓練隊裡戰士黨員不多，大家對黨員都懷有一種特殊的敬慕。對於性格孤僻的黨員副班長李寶忠，和他一塊來培訓的戰士說他是「勞動黨黨員」（指他是靠出力氣而入黨的）。此人能吃苦，不怕髒，不怕累，羸弱的體格能扛二百斤麻袋，從火車皮上卸煤時，手裡的「王八端」（一種很大的鐵鍬）總是滿滿的，臉黑得和煤球差不多。不過他脾氣很倔，入黨前後差距很大，高興時，像個不知疲倦的老黃牛，不高興就躺到床上「泡病號」。還有人說他自私，班裡的「服務箱」（由戰士們自願購買供集體使用的生活用品）從沒有他買來的物品。
這一年的10月3日，是國慶節放假的最後一天。下午，我見李寶忠在收晾曬的衣服，他坐在木條凳上，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然後卷上旱菸抽起來。我從他身邊走過，一股煙正好灌進我的鼻子和嗓子眼兒，嗆得我連連咳嗽。我知道這種旱菸叫「蛤蟆頭」，勁兒很沖，便宜實惠，很多農村兵都抽這種煙。聽到我咳嗽，他那雙鼓溜溜的眼睛瞪了我一下，顯出生氣的樣子。我想和他搭個話，又咽了回去，只覺得他樣子怪怪的。他在那兒足足坐了一個鐘頭，才慢吞吞地回了宿舍。
這天半夜，突然傳來哨聲，大家從睡夢中爬起來，以為又在搞緊急集合，趕緊穿衣服、打背包。這時聽到區隊長的喊聲，不用打背包，趕快出來集合。列隊之後，才知道出了大事：晚上11點鐘，是七班副班長李寶忠接南大門的崗哨，大約11點半左右，李寶忠把半自動步槍豎在崗樓里回到宿舍，手中拎著一把榔頭，對著睡在大通鋪上一位戰士的頭部狠狠地砸下去。那戰士在黑暗中大叫一聲，驚醒了睡在小床上的戰友。就在李寶忠舉起榔頭砸第二下時，鐵榔頭鬼使神差般掉了下來，榔頭木柄打在另一位戰友頭上，李寶忠轉身跑掉了。
那一夜，學員們拿著半自動步槍，四處追捕李寶忠。先在水田附近，然後沿著寧官屯向西的土道搜索下去，沒見李寶忠的任何蹤跡。天亮之後，我們才回到營房。
八點鐘以後，那位只受了輕傷的戰士回到了訓練隊，同時得到了李寶忠畏罪自殺的消息和事情發生的緣由。
原來，幾天前那名受傷的戰士丟了錢，憑自己的猜測，他懷疑是李寶忠偷的，便不時地譏諷李寶忠，還在李寶忠的火柴盒上寫下「驢長角了」四個字，諷刺李寶忠身為共產黨員、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居然偷別人東西。李寶忠有口難辯，偏又心胸狹窄，遇事好鑽牛角尖，平時團結同志不夠，班裡沒人同情他，所以只能生悶氣、抽悶煙，因怨生恨，最後下決心和那個戰士拼個魚死網破。
「十一」放假的時候，他分別給父母親及兄弟姐妹寫了信和遺書，把自己積攢的津貼費寄回家裡，為行兇報復做了準備。
李寶忠的遺體是用解放牌卡車拉回來的，聽發現他的寧官屯老百姓說，半夜裡影影綽綽看見有個人站在院子裡的樹下，一根接一根地抽菸，因怕遇上壞人，所以沒敢出屋。結果天亮以後，才發現那人吊死在樹上。領章和帽徽是李寶忠自己摘下來的，或許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已經知道自己的行為玷污了人民解放軍的形象。
通信團營區西側的邊緣地帶，隔著大片的菜地，建有彈藥和服裝倉庫，常年設有崗哨。李寶忠的遺體被放到倉庫的後牆根，由公安部門的法醫進行了檢查，然後拉到瀋陽的回龍崗火化。我所在的二連後來承擔了彈藥和服裝倉庫的崗哨任務，每次輪到我站崗，總好像看見李寶忠瞪著鼓溜溜的眼睛，從倉庫的後牆根走出來，手裡掐著冒煙的「蛤蟆頭」。
事故發生以後，訓練隊進行了一周的學習和整頓，營教導員孟憲亮宣布李寶忠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聲討他的罪惡，肅清他的流毒，李寶忠的遺物被投進爐子裡燒掉，用過的洗臉盆被扔到院子裡踹成一個扁兒，迸裂下來的搪瓷噼里啪啦地響著，就像李寶忠在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