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瀋陽市，南塔下，文化路上的一個科研大院出生的。我們這個科研大院從1953年建所開始，某種意義上說，一直是處在一種「封閉」的狀態中。說封閉，是因為整個大院都是用一人多高的磚牆與外部世界隔絕起來的，裡面一半的面積為工作區，另一半是家屬住宅區。職工們每日在所內上班，家屬們的活動範圍也基本是在大院中。院外東、西兩邊，有兩個不算小的商店，供應院裡三千多職工和家屬的日常生活所需。院內還有個醫務室，小病不用出院門就能得到治療。我們這個科研所的「周圍鄰居」，也都是自成系統的單位：有幾所大專院校，還有陸軍總醫院和空軍司令部，這些單位也都是用高牆和外部世界分割，相互間沒有多少來往。
我們這些科研所出生的孩子們，從小到大就是在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中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與成人世界相對應的孩子世界。職工們的工作是以研究室為單位來進行的，遇到需要自報家門的情況，都會說：我是一室的，三室的，八室的，等等。而我們孩子們的活動則是以住宅樓為單位來劃分的，每一棟都是一個「堡壘」，由於這些住宅樓的側面都有清晰的樓號標示，不同住宅樓的孩子便把自己所住的樓號當作自己的「單位」名稱。初次相識，相互間都會問：你是幾棟的？回答則是：1棟的，3棟的，12棟的，等等。
文革初期，我們大院一共有20棟職工宿舍樓，大部分是3層2門12單元的紅磚樓。據說當時是按蘇聯式樣來設計的。除了12棟、13棟是一單元3居室的高研樓－－高級研究員的宿舍外，其餘的樓都是2室或1室的單元。我們這個大院，是兩家研究所合用的，20棟宿舍樓也分別屬於兩家研究所。這樣一來，孩子們互相的認識除了有「棟」的分別外，還加上了「所」的分別。
我所居住的12棟是高研樓，這個12棟的名號，對其他孩子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只要一報棟號，對方就會對你的家庭狀態乃至社會地位有個初步的印象。12棟在文革前孩子不多，文革後，先後住進了好幾戶「出身好」的普通職工，他們都是些30多歲的人，每家都有幾個孩子。這些孩子們的加入，壯大了12棟孩子團體的隊伍，讓我們在其他「棟」面前，也顯得多了幾分「力量」。
我對這個孩子世界的清晰記憶，是從6歲開始的，那一年九大召開，所內因文革帶來的混亂開始平定，我也能比較自由地在樓外玩了。那時各個棟內部，「出身好」的孩子和「出身不好」的孩子也能玩在一起了。
文革初期那些年，除了和外公、外婆出門買菜外，我都是一個人在家裡呆著。外面的世界很亂，我們的出身又不好，屬牛鬼蛇神一類，大人們根本不敢讓我到外面去玩。其他樓那些「出身好」的半大小子，經常欺負「弱勢群體」。1棟有個老太太，做過大戶人家的小老婆，無兒無女，晚年和侄兒一家住在一起。這個侄兒，由於「歷史問題」，也在被專政之列。這樣一來，這個老婆婆就成了那些「紅後代」欺負的對象，只要她一出家門，就會有一群孩子圍著她叫：地主婆，小老婆……
文革最混亂的時候，我和外婆出去買菜，也曾被這些半大小子追著扔過石頭。1969年之後，所里的狀況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我還是只能在家門口玩，不敢到12棟之外其他樓的地盤上去。
我們這20棟家屬宿舍，每棟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樓的設計有分別外，居住成員的「名氣」讓每棟樓有了獨特的「色彩」。到訪的外人也許看不出來，但在我們這些孩子們的眼中，每棟都自成體系，各有各的風格。離我們12棟最近的是1棟和13棟。1棟是一幢18戶2門洞2居室的三層樓房，背對研究所正門的主道。文革時期所內唯一一座偉大領袖的畫像，就在這棟樓的前面。我們大院所有的住宅樓都是南北向的，有的是坐北朝南，例如8，9，12，13棟；有的則是坐南朝北，例如1，2，3，4棟。從我對1棟有記憶開始，它的名字就是和一「流氓家庭」連在一起的。
1棟住有一特別的家庭，這家的父母我從來都沒見過，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大院的工作人員。這家人出名，不是因為父母，而是因為他們有幾個「不得了」的孩子。他們家有三個男孩，一個女孩兒。大男孩兒叫「老眼（音）子」，中間的那個叫「老三子」，小的男孩兒叫「老甚（音）子」，那個女孩兒最小，比我還小几歲，順理成章地被叫做「老丫頭」。據說「老眼（音）子」還有個哥，但似乎不在這兒住，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廬山真面目。我們院裡的孩子們，沒人不知道這哥四個的，儘管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們真實的名字，甚至連姓什麼也不知道，但一提起他們的外號，絕對是盡人皆知。
這個家庭是1棟的一霸，也是大院裡數得著的「麻煩」。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幹過什麼，但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懼怕他們，不敢到1棟的周圍玩。在我還是個小丫頭的時候，這家的老大大概十六、七歲左右，中間的那個男孩兒十三、四歲，小的那個十一、二歲。我曾親眼目睹過這小的哥倆欺負人的過程，很兇惡的樣子，嘴上粗言穢語，手足並用地教訓其他孩子。大院孩子們的世界裡，關於他們的傳聞很兇，有很多年，我都不敢靠近一棟，連經過他們那棟門口，都要看看是否沒人。因為他家門口總是聚集著一堆堆的小流氓樣子的半大小子，很恐怖。如果他們在，我寧肯繞遠點，也絕不從他們的面前走過。
後來，我長到十二、三歲時，出於對這哥幾個的好奇，我成了那個「老丫頭」的玩伴。有一段時間，幾乎天天放學後，都去找她玩。還從她的小哥「老甚子」那裡借過一本禁書（書名忘了）。近距離的相處，令我消除了對他們的恐懼，神秘感自然也沒了。其實他們也不是壞到哪裡去，大概就像電視劇《血色浪漫》裡的那些大院少年，把青春和精力都浪費在樓門口晃悠和打架鬥毆上罷了。多年之後，和一位好友的兄長（也是我們大院的子弟，比我大3歲）說起借書之事，他居然把眼睛瞪得牛大，說：你還敢從他那兒借書？可見這幾位少年在我們大院的孩子中間，真是「威」名遠揚。
像1棟哥幾個這樣的「小霸王」，其他住宅樓也有，特別是在那些供所內低層職工居住的樓內。儘管他們的「名氣」沒有1棟這哥幾個的響亮，但也足以讓其他樓的孩子敬而遠之。在我讀小學之後，每天上下學的路上經常會遇上這類壞小子。由於我們的學校在研究所外，和研究所隔著一條小河，我們所里的孩子，每天上下學都要在研究所的西門，以班級為單位集合，然後一起步行10分鐘過橋去學校。放學也是如此，全班回到西門後解散，各回各家。從我們家到西門這段路，便是我經常被「騷擾」的地方。上下學的路上，經常不走運遇上那些壞傢伙們，不是被惡言惡語咒罵，就是被扔石頭追打。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好些年，搞得我成天緊張兮兮。那個時候，我的父母都是被「專政」的對象，而這些壞傢伙們的家長，則都是處於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所以，我根本不敢把這些事兒告訴我的父母，因為知道告了也是白搭，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不說，還很可能令問題擴大化，嚴重化，變成我們這個家的「危機」。整個少兒時期，我所生存的環境一直都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所里的那片天被重新翻過來，我才算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從童年步入少年的日子裡，整個社會極度動盪，物質極為匱乏。那個年代的孩子們，家裡沒有玩具，放學後也沒有太多的作業（即便有，很多人也不寫），課餘時間能幹的事，就是在外面晃蕩。所以，到戶外玩耍是我們童年的基本遊戲方式。那個時候，我們有很多遊戲種類，都是集體參與形式的，要幾個人才能完成。女孩子跳橡皮筋，跳房子（在地下畫上格子，用碎磚頭小瓦片扔進格子，然後單腿在格子裡邊跳邊將小瓦片踢到下一格）。母親曾說過，民國的時候，女孩子們也玩這個，跳的方式幾乎和我們的相同。跳橡皮筋雖然三人以上就能玩，但大多數時間都是五六個人，甚至七八個人一起玩。跳的時候，還要唱歌謠，要隨著歌謠的節奏來跳。我現在還能記得其中一首：
江姐江姐好江姐，你為人民灑鮮血，
甫志高甫志高甫志高，你是人民的狗強盜、狗強盜……
這都是什麼破詞，也不知道誰編的，但當時我們都唱得津津有味兒，沒有哪個孩子有異議。
女孩子跳皮筋，跳房子，男孩子們彈玻璃球，扇煙紙，打「片奇」，也是幾個孩子湊在一起玩。小時候，我是個假小子性格，加上12棟年紀相仿的孩子中，本就是男性多過女性，所以，我沒少摻和這些小男孩子們的遊戲。
彈玻璃球，就是在土地上挖上四五個小坑，然後把小玻璃球從一米外往一個個小坑裡彈，出手準確，失誤少的那個就是勝利者。東北的冬天很冷，彈球時把手從棉手套里拿出來後，不到一分鐘就凍得僵硬。為了減少失誤，彈之前，每個人都把夾住小球的拇指和食指放到嘴邊，拼命哈氣。一隻只小黑手，一律的標準哈氣動作，作為童年遊戲記憶的一部分，這一切永遠留在了我的腦海里。
扇煙紙的遊戲沒有場地限制，玩起來很方便。就是用大人們抽剩的煙盒紙，疊成三角形模樣，放在地上用手扇。能夠把煙紙從這一面扇翻到另一面則為贏。不是一個個扇，是幾張一起扇，並不容易呦。能扇過來，有多少都歸你。這樣的遊戲，贏者很有勝利感。
打「片奇」也是大同小異，只不過是用硬紙片代替煙紙，方圓不整的各種紙片上，還要蓋上紅，藍，黑三色的，張飛，趙雲等一些歷史名人的頭像印。玩的時候，用一張圓紙片往另一張紙片上打，把它打翻身就算贏，這一張被翻過來的就歸贏家。
除了上面說的這幾種，還有一些跑著玩的團體遊戲，搶軍旗，藏貓貓，打仗，等等。這些遊戲都要求參與者繞著住宅樓四周圍亂跑。那年頭，樓的前後寬敞開闊，不是養雞棚就是玉米地，為這樣的群體遊戲保留了足夠的活動空間，只要湊夠人數，隨時都能玩。
文革後期，我們大院開展了一項「向陽大院」活動。這是全國性的「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的重要工作，要讓每個居民大院都突出階級鬥爭這個綱（當時還拍了一部電影叫《向陽院的故事》）。但在我們這兒，這項活動的目的在我們孩子眼裡就變成了是要每棟宿舍樓都管好自己的那片環境，增加一些業餘體育設置。活動開始後，別的改變我沒看到，就是我們12棟宿舍樓旁邊，多了個用爛磚頭砌成的桌球台，我們這些孩子有了一項新的體育遊戲。記得向陽大院成立的那個大會上，主持人還寫了一幅對聯：
向陽大院錦繡前程無限好
社會主義光芒萬丈照全球
會場就是大院毛澤東塑像的前面，各棟都要派人參加，我跟在大人們的後面，也列席了會議。
不是每棟樓都有這樣的桌球台，這個設施吸引了不少其他樓的孩子們來玩。時至今日，我還是喜歡打桌球，家裡就有一張正規的桌球案，夏天天氣好，就擺在後院，全家人一起玩。這一切都和少年時的經歷有關。這個以「狠抓階級鬥爭」為目的向陽大院卻培養了我一項體育愛好。
我們大院的兩個研究所，每個都有自己的禮堂。那年頭，禮堂既是職工們開大會的地方，也是放映電影、表演節目的地方。儘管那年頭只有八個樣板戲，《地雷戰》、《地道戰》這樣的幾部電影能夠放映，但對我們這些孩子們來說，這個禮堂也稱得上是生活中的夢幻所在。
我們這個研究所的禮堂，位於工作區外，宿舍區的前面，是一個有40排座椅，每排30個位子的大禮堂。天花板距離地面有3層樓高，左右兩邊各一排大窗戶安在離天花板很近的地方，人坐在裡面，感覺很寬敞，空氣流通得很好。每次放映前，管理人員會把玻璃窗外面一層木窗關上，以保證禮堂內的黑暗度。禮堂前九排中間10個座位是皮椅子，其他的椅子則全是木頭的。我們家住在三樓，從臥室的窗子望出去，能看見禮堂圍牆最上面的部分，下面的那部分，被研究所的食堂擋住了。
那個年代，所內建築物的牆上不刷上標語口號的幾乎沒有，禮堂這樣的規模，更不會例外。文革初期，我看到的禮堂高牆的口號是「打倒李×」（我們的所長），後來又變成了「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四人幫」倒了以後，上面有新精神，建築物上所有的標語口號都要去掉，結果，我眼前的「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被刷上了一層白灰，可惜，白灰不夠濃，下面的字還是看得很清楚。直到1981年春節我們搬家，那「解放台灣」幾個字還是若隱若現地擺在那兒。
我們的禮堂文革前就是個小電影院，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被家人抱著在裡面看電影。王心剛主演的《海鷹》為我留下了中國電影的第一個印象，文革後這些舊片重放，許多情節我都能回憶得起來。文革初期，禮堂里不再放電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鬥人的場面，記憶中有一次全所的揭發批判會，我們這些小孩們還列席了會議。過程內容完全不記得了，腦海里只剩下那些站在台上掛著牌子的人。八個樣板戲拍成電影後，我們的禮堂又開始放映電影。《智取威虎山》是我看的第一部樣板戲電影。這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我很不喜歡看樣板戲，京劇聽不懂，舞劇又是啞巴不說話，沒意思。當然總比沒有好，至少還有畫面。從那時開始，電影走進了我的生活，大禮堂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
70年代中期，大院和全國各地一樣，也開展了學習小靳莊的活動。這個小村莊因唱樣板戲，批林批孔搞賽詩會而聞名。它是江青樹起的一個在農村進行「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所謂典型，在全國廣為宣傳。我們這個科研大院，每個研究室都要「載歌載舞」地開展運動。各研究室的職工們輪流在禮堂排演節目，人人都要參與。這樣的運動形式，和今天的「唱紅」是一個路子，都是以意識形態為目的運動群眾。當時，我們這些小學生們，放學後都會結伴去禮堂觀看「表演」。大人們那些完全談不上專業的舞姿，很難看，很可笑。如果我們發現某個同學的父母也在台上「獻醜」，更會笑得前仰後合。記得那時的合唱曲目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還有什麼「紅太陽，照心頭，團結一致去戰鬥……」。當時在台下聽，最反感的就是聽到「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時。歌中那三句「就是好」給我的感覺就是很蠻橫，很暴力，很遭人煩，讓人打心眼兒里厭惡。那時的我已經十幾歲，有了思考一些簡單問題的能力。對文革中我家的遭遇，他們對我父親的迫害，心中最樸素的情感就是恨。說文革好，我是絕不同意的。這種不抓生產，不搞專業研究，人人把精力和時間都用在「無厘頭」表演上的運動，是對社會資源多大的浪費！
鄰所的禮堂和我們的禮堂距離很近，200米左右。整個文革時期，只有我們的禮堂能夠放映電影。「四人幫」倒了以後，鄰所才把自己的禮堂改建成一個合格的電影院。我對鄰所禮堂的第一次相關記憶，是來自一位閨蜜的兄長的講述：文革初期，鄰所一位老地下工作者在被隔離審查期間跳樓自殺，地點就在禮堂邊上，這位兄長親眼目睹了死者腦漿迸流的慘狀。多年之後說起來，這位兄長還是記憶猶新，還是覺得很「噁心」。受他敘述的影響，我也很少去鄰所禮堂附近玩，每當走到邊上，就會想起死人的事兒。儘管不是親眼所見，那繪聲繪色的描述，也讓我銘記在心，足足記了半輩子。
那個時代，大院職工們的生活並不輕鬆，「牛鬼蛇神」們甚至很痛苦。大院孩子們的世界，雖不像大人們的那般灰暗，卻也不可避免地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有委屈，有悲傷，也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遊戲快樂。40年後回眸一望，別有一番滋味兒在心頭。和21世紀的孩子們相比，我們的成長經歷不在客廳里，也沒有長輩們的溺愛。政治高壓下殘存的天真和童趣，伴隨著那揮之不去的苦澀陰霾。我們這一代文革兒童，特別是「牛鬼蛇神」類「賤民」的子弟，成人之後，心裡或多或少都埋著一種難以言說的仇恨。帶著這樣的心理傷痕，面對現實生活，我們付出的努力，遠比正常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要多得多。這是經歷文革後，不得不付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