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娃」下沉到了縣城＊阿波羅新聞網

晚輔班

一

晚上七點半過後，我和在輔導機構「圓夢中心」的學生劉紫童一起走路回家。我倆說著話，路過一家便利店，她突然說：「老師等等。」然後轉身衝進了便利店。出來的時候，她手裡拿了一瓶碳酸飲料，告訴我要在到家前先「填充一下肚子」。

2020年9月，我到河源市下轄一個縣城的輔導機構「圓夢中心」當老師。就讀小學六年級的女學生劉紫童是我帶的第一批晚輔班學生。因為住在同一個小區，我們經常一起步行回家。

劉紫童被她的媽媽嚴格地培養著。她常常說起和媽媽鬧矛盾的事，這些矛盾大都與張艷對她過分嚴謹的規劃有關。

眼下，劉紫童大口往肚子裡灌碳酸飲料，是因為她的媽媽張艷干涉了她的進食。劉紫童身材微胖，這個年紀的孩子發胖，有的家長理解為長身體。但劉紫童的父母如臨大敵，給劉紫童制定了「減肥」飲食計劃，每天晚餐只能吃一小碗米飯。劉紫童餓得不行，又不敢多言，只能偷偷在外預先充飢。

劉紫童出生在我們縣下轄的一個鄉鎮上。她的父親為全家人能離開鄉鎮、進入縣城生活努力多年。

他原本在鎮上的小學當體育老師，多年來一直兢兢業業保持優秀的教學表現。兩年前，劉紫童的父親終於通過努力，得到調進縣城工作的機會。儘管無法進入公立小學，只能到特殊學校任職，但為了舉家進城實現躍升，一切都顯得值當。

隨著劉家進城，劉紫童在小學四年級下學期，離開了原來的老師和同學，轉到了縣裡的小學就讀。

得空時，劉紫童會跟我說起以前的生活。在她的描述中，鄉里的小學學業壓力不大，但另一方面，顯現出日漸敗落的感覺。在她之前，同學們已經離開鄉鎮，流向縣城。「一年級的時候，班上有30多個同學。讀到四年級轉學前，只剩19個。」劉紫童說，不僅是同學，連鄉鎮中學的老師們，也想方設法往縣城走，就像她父親一樣，即使縣裡的工作更勞心勞力，也要設法抓住進城的機會。

她現在班上有五十多人。劉紫童說，班主任耐心不高，有一天班主任檢查作業，班上一個男生嬉皮笑臉地跟老師交待：「作業沒做。」班主任將之理解為挑釁，氣得當場用書扇了一下男生的臉。「老師你不知道，我都嚇死了！」劉紫童說，她不是抱怨，只是覺得不習慣。

「一來到這裡，就知道有差距了。」說這話時，就讀小學的劉紫童臉上蒙上了大人一般的神色。她說，縣裡的老師比鎮上的老師要求嚴格很多，作業也成倍增多。為了不被其他同學拋在身後，她自覺「一刻也不敢放鬆」。

二

「圓夢中心」開在縣城的購物廣場後面，走過購物廣場，就是縣第二小學。

在「圓夢中心」，我所教授的五、六年級學生里，有近一半的孩子，是從村鎮級別的學校轉學到縣城就讀。他們的祖輩和父輩靠努力打拼，一步步走出村莊，在縣城置業、生根。這些努力，也讓孩子們脫離了植根農田的命運，階層流動到縣城，成了「新城裡人」。

這幾年，從我們縣下轄鄉鎮流入縣城的農民數以十萬計。十年前新縣城還是一塊不毛之地，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片擁有近10萬常住人口的區域。房價水漲船高，學校、醫院、大型購物廣場，電影院等城市化配套設施隨著人群湧入加碼、翻新，「新城」就這樣修建了起來。

許多「新城裡人」家庭的定居和工作問題已經解決，他們最大的焦慮，其實正是下一代的教育。而許多家長消解這種焦慮的方式，就是用各種方式，延長孩子受教育的時間，希望藉此提高孩子的成績。

劉紫童轉入縣城的學校後，父母除了給她報了「圓夢中心」的晚輔班之外，還加報了各類興趣班，屬於她的課餘時間，越來越少。

迎合了家長消解這些無力感的需求，「圓夢」，「智慧樹」，「金榜題名」，「滿分百分百」，「驕子教育」這些輔導培訓有了野蠻生長的土壤，家長們對這些課堂之外的教育也寄託厚望。

一開始，家長對「圓夢中心」最直接的訴求是接送孩子和輔導、督促孩子們完成作業。到後來，許多家長多了一層潛在期待，希望孩子會在我和同事的輔導下，提高成績，實現「超車」縣裡孩子的目標。

帶著劉紫童來「圓夢中心」報名的時候，張艷對「圓夢中心」接待的老師提出了一個明確要求：每天不能讓孩子早於晚上七點半回家。因為她是一名護士，每天晚上七點半，是她從醫院回到家的時間。

因為工作忙碌，張艷很少出現在晚輔班，但不妨礙她掌控女兒的種種細節。每天，晚輔班的老師會在工作時給家長們發班裡的全景照片。張艷總是看得很細，有時候，她會在一群孩子中，發現劉紫童的餐盤裡有甜品，因此立刻聯繫老師，讓我們取走劉紫童的甜點

劉紫童有時會說，媽媽的控制讓她感到透不過氣，卻沒有辦法反抗。「誰讓她是我媽呢！」

在晚輔中心家長群里，一個叫張萍的女人有著和張艷相似的焦慮。

「悠老師，你寒假能不能再給他補一補功課？」縣裡小學期末考結束的第四天，張萍給我發微信，請我為她的孩子小濤補習功課。「我沒什麼錢的，但是補習費我會給你的！」她在語音信息里急切地說。

縣裡小學2020學年下學期考試結束的第四天，張萍拿到了小濤的成績單。結果不理想，我點開她發給我的成績截圖，語數英每科成績，都與及格線相差很遠。

原本，我想委婉拒絕，但我從張萍懇切的語調里聽出了孤注一擲，我不忍拒絕，於是把寫好的拒絕逐字刪掉了。

「圓夢中心」的老闆佟老師曾語帶輕蔑地向我提起張萍：「小濤媽媽啊，沒什麼錢還指定要最好的老師來給她兒子輔導。」

幾年前，張萍和原來的丈夫離婚，和前夫生的兩個兒子的撫養壓力，一下落到了她一人身上。那之後，她從縣裡回到了鎮上工作，平時在鎮上的養豬場打工，孩子們則留在縣城讀書。

那時候，張萍經濟不寬裕，但仍把大部分錢用在培養孩子上。「圓夢中心」的晚輔每個學期要收學費約2500元，她還給小濤報了每節課100元的周末「一對一」補習。據佟老師說，報「一對一」課的時候，張萍也是用上述的口吻對她說：「我沒什麼錢的，但是補習費我會給你。」

對於小濤的學習，張萍盡心盡力。每天下午三點左右，張萍就會開始往群里轉發小濤的作業給晚輔班的老師們，從來沒有遺漏過一條。有時，她轉髮結束後，還會特地「@」我，請我留意當天作業中的數學題或者英語小測試，這是小濤的弱項。

可是一個在抓，一個在溜。母親急著把兒子拉入靠教育改變命運的軌道時，小濤正通過不斷遲到來抵抗、逃離媽媽的安排。

三

小濤身材瘦削而板直，出現在晚輔中心時，常常人未到聲先到——「砰」一聲打開教室門，然後閃進教室，靈活地繞過幾排書桌，拐到座位上。往往這時，其他同學早已坐定，安靜地做了許久作業。

那天，我正和小濤媽媽發著語音，「砰」的一聲，小濤快速閃進了教室。我還沒問，他自己把遲到的理由供了出來：「老師今天讓打掃衛生。」小濤每次遲到的原因都不同，半真半假，雖然我跟他強調過好幾次，他依舊雲淡風輕地遲到。

小濤的媽媽拿他絲毫沒有辦法。有一天，快下午五點半了，小濤的座位還是空的。我便給張萍發語音留言，她很快回復，語氣焦急：「我今天做義工，明明看著他走出校門的，沒有過去麼？我讓他姥爺去學校看看。」

面對母親的施壓，小濤越來越熟練地掌握脫離掌控的方法。張萍已經有點抓不住兒子了。

張萍總是細緻地記住小濤的每一項作業，小濤則從來不記作業，每天吃完晚飯回到座位，他就會用大眼睛望著我問：「老師，我今天的作業是什麼？」我往往要翻開群里他媽媽發的記錄，逐條告訴他。

知道了作業，他也會想各種方法逃掉。有一次，他告訴我一項作業做不了，理由是「媽媽買錯了參考教材」。

因為小濤每天到得最遲，作業多又做得慢，所以他每天也走得最晚。十二月里極冷的一天，其他同學都早早完成作業回去了，只剩下小濤還在座位上奮筆疾書。我看到他在抄寫語文作業，他們的語文老師要求他們把「名言名句」逐條抄寫十遍。

「世上本沒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有了路——魯迅」，他的字大而黑，很快作業本就被同一句話填滿了大半。

天氣實在冷，小濤的手在白熾燈下也是通紅的。我見了不忍，讓他回家去再抄寫剩下的作業。他一聽，迅速收拾了書包跑了回去。

想不到，第二天傍晚我上班時，我的領導佟老師不高興地對我說：「昨天小濤的作業沒有完成就回去了麼？他媽媽今天一大早就給我發語音信息投訴。」

家長的投訴是培訓輔導機構的大忌。管理人員會把壓力給到輔導老師，讓老師務必盯緊學生。我剛要解釋，佟老師吩咐道：「以後無論如何，一定要仔細檢查確認做完了再讓學生回去，尤其是那個小濤。」所以，家長們錙銖必較之後，壓力最終還是落在了孩子們身上。

所有走進晚輔班的孩子都把做作業當做打怪，希望儘快地完成，早點回家。有些孩子會犧牲課間休息的時間做作業，就為了在晚輔中心快點完成作業，好早點回家。畢竟，在晚輔中心二次放學，一天的學業才算真正結束，沒有孩子不期待這種釋壓。

但對輔導機構來說，孩子過早回家，會給家長造成一種「課後作業很簡單」的錯覺，二會讓他們覺得給晚輔班的錢花得不值，孩子沒有得到充分的輔導。

孩子們在寫作業

傍晚六點鐘還沒到，路遠已經做好作業，擺在桌面的一角等我檢查。

路遠是晚輔班的優秀學生。佟老師曾把他與高分試卷的合影配上文字：「『圓夢中心』出來的孩子」發到朋友圈，他就此成為了晚輔中心的活招牌。

儘管已經比大多數同齡人優秀，路遠的媽媽還是給他報了晚輔班，希望他在這裡更上一層樓，把他有些偏科的英語成績提上來。

剛開始，路遠總是班上最早離開的孩子。佟老師為此特地找到我：「這孩子回家太早了，家長會有意見的，應該找些題目給他再複習鞏固一下。」

於是我讓路遠每天完成作業後，再做半個小時候英語基礎練習題。一開始，路遠很配合，買了一本英語練習冊帶到晚輔中心做。但是慢慢地，他常常趁我不備，背起書包就回家去。

得知路遠總是偷偷溜走後，佟老師決定做些什麼。她從路遠的書包中翻出那本新買的練習冊，一頁頁翻到那些還沒做的空白頁，對他說：「你每天來到這裡，是為老師學的嗎？自己也要有點自覺。」

路遠沉默地坐在座位上，不肯動。佟老師轉過頭對我說：「悠老師，你以後每天監督他把這些補過來，不到七點鐘不能回去。」

等佟老師出去好一會了，路遠還是坐在那裡一動不動。我想和他說話，才發現他的眼眶突然紅了起來。

這學期最後一個月，路遠再沒出現在「圓夢中心」。我尋思著，或許他不再上晚輔班了。但後來和他在縣裡的廣場偶遇，他才告訴我，晚輔班還在上，他的媽媽在別處給他報了班。

四

「叮鈴鈴」，下課鈴響了。不一會兒，低年級的小學生們，從徐徐打開的鐵閘門處湧出來。第一次高舉著帶有「圓夢中心」字樣的手牌到學校門口接孩子時，我遇到了老人張春壽。他目光緊隨著一年級二班老師帶出來的隊伍，因為他的小孫子軒子就在其中。

軒子班裡的老師吹著口哨在校門口列隊，等待著家長們一一上前認領自家的孩子。過了一會，張春壽走上前去，叫了一聲「軒子」，軒子一眼認出了爺爺，跑了過來。

張春壽夫婦兩六十多歲了，他們大半輩子在粵北山區的一處村莊裡務農。兒子成家後，和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張春壽和妻子就承擔起三個孫輩的起居照顧。

三年前，張春壽的兒子在縣城買了新房，張春壽夫婦和孩子們，就從村里搬進了縣城。周一到周五下午四點半，張春壽夫婦會準時出現在縣第二小學的門口，等著接三個孩子。在一眾中年家長中，他們的銀髮吸引了我的注意，幾次交談後，我們就算認識了。

一個月後，張春壽找到了「圓夢中心」的佟老師，詢問晚安親班的價格。聽到報價後，兩位老人沉默了一會，只說回去打電話和兒子、兒媳商量商量。很快，遠在深圳的兒子便把三個孩子晚輔班的學費打到了張春壽的帳上。

張春壽夫婦對晚安親班動了心思，是因為他們無法配合學校的教學要求。

這幾年，縣裡的學校教學方式逐步升級，多了一些給家長的「作業」。剛上一年級的軒子，他的語文老師要求學生們每天回家抄寫24個聲母，完成後在指定的學習軟體上朗讀、打卡。一開始，兩位老人在手機上摸索學習軟體的用法，沒有結果，就請年輕的家長教他們使用，也不得其法。軒子因此總是完不成朗讀的作業。每天，軒子的老師會把當天沒有完成作業的學生列出來，發到家長群里，幾乎每一次都有軒子的名字。

張春壽一輩子好強，看到孫子出現在不光彩的名單上，他臉上掛不住，心裡著急，因此找到了「圓夢中心」。

晚輔班裡，像軒子一樣父母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孩子幾乎占到了三分之一。在大部分人印象中，留守兒童一般會留守在貧窮的農村。但隨著越來越多外出務工者在縣城置業安家，卻仍有養家的經濟壓力，無法返鄉，留守兒童並沒有消失，而是從鄉村遷移到了城市。

爺爺奶奶在物質上，盡所能寵溺軒子和他的哥姐。熟悉了之後，軒子會主動跟我打招呼，笑起來的時候，會露出一口蛀牙，我很快就清楚了軒子蛀牙的由來。他和讀六年級的哥哥，幾乎每天都隨身攜帶著零食。晚安親班給學生們安排了晚點，其他學生吃晚點時，軒子和哥哥總是就從書包里掏出零食吃。有時候是一包方便麵，隔著袋子捏碎了生吃，有時候是一瓶爆米花，有時候是一包辣條。

有一天我問軒子：「你哪裡來的錢天天買零食？」軒子無謂地回答道：「爺爺奶奶給的零花錢啊！」

軒子身上，也有留守兒童的懂事。一旦開始做作業，他身上的輕鬆就消失了，只剩下了緊張與孜孜不倦。其他大孩子有時候玩心起了，會在班裡追逐打鬧，軒子從不這樣。他是一個盡責的學生，每天都按時坐在座位上安靜做功課。遇到不會的問題，他比誰都願意追問到底，每天總要叫住老師問很多次：「老師，老師，這道題怎麼做？」

軒子對自己要求很高，總害怕自己讓老師不滿意，有時很讓我心疼。

一天晚上，軒子的語文作業是聲母「b」與」m」的拼讀，我帶著他讀了將近二十分鐘，效果還是差強人意。這時我的不耐煩不由得顯露出來，察覺到我的情緒，軒子的聲音逐步低了下去。

我教他讀，「ba」——「爸爸」的「爸」，「ma」——「媽媽」的」媽」，他的聲音小得像蚊子。

「能自己拼讀了嗎？」他在我盛氣的詰問下，突然低下頭，眼淚「叭叭叭」地流了下來。

我很自責，也很無奈。

一次軒子作業抄錯了，我讓他訂正過來，他重新寫完以後，還是和原來錯得一模一樣。他不厭其煩地按我的要求一遍遍改，最後用橡皮檫把作業本都擦破了。他不知所措，眼看就要哭了，一旁的哥哥把那頁作業撕下來，重新幫他抄了一遍。

可是，當看到哥哥用的是原子筆，他憤怒地帶著哭腔說：「老師讓用鉛筆寫，不能用這種筆！老師會說的！」這本是小事，但依舊引發了軒子的強烈反應。

他賭著氣，把所有作業都收了起來，拒絕再做作業。第二天，軒子的名字又上了未完成作業的名單。

五年級女孩曉晴的爸爸媽媽也在深圳打工，之前她一直在深圳讀書。曉晴的父母無法承受深圳高昂的房價。因為沒有本地戶口、沒有房屋所有權狀，好點的公立學校他們根本擠不進去，而民辦學校的學費高昂，一個學期一萬多的學費曉晴爸媽也負擔不起。最終，曉晴回到了縣城，在爺爺奶奶身邊生活、求學。

離開父母的曉晴，不像軒子那樣好管。她每天背著書包姍姍來遲，從來不記學校當天布置的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