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奪去眾多寶費性命，日本截止2020年11月30日有2,138人病逝，不過更驚人的，選擇尋短的人，單是10月已有2,199人，當中女性人數更比2019年急升88.6%，鄰國韓國亦出現女性輕生人數增加的問題。
自殺人數急升
日本自殺率在2009年至2019年間下降，但在疫情爆發後趨勢逆轉。警方初步數據顯示，單是2020年10月就有2,199人自殺身亡，其中879位是女性，比2019年同期上升88.6%。相比之下，男性自殺人數較多，有1,320人，升幅23%。
韓國自殺預防中心（Korea Suicide Prevention Center）數據顯示，國內2020年上半年有1,924名女性自殺，比2019年上升7.1%，當中在3月和4月國內感染人數急升時，自殺個案數目分別上升17.3%及17.9%。
疫情導致窮困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副教授上田路子指出，2020年女性自殺人數上升原因仍然未明，但經濟因素看來有在當中有扮演角色。
曾4度自殺的《我的日常挫敗日記》漫畫作家小林惠理子現年40多歲，她22歲時入不敷支，首次嘗試尋短，所幸撿回一命。她現時已走出陰霾，出書講述自己精神健康的問題，並有穩定工作。不過疫情下薪金被減的她表示：「我不能看到隧道盡頭的曙光，我不斷地出現一股『可能會再次陷入貧窮』的危機感。」
被減薪的已是不幸中之大幸。疫情下大量女性失業。據日本總務省數據，比較2019年與2020年4月至7月每月平均女性工作人數，酒店和餐飲業、與生活時尚和休閒活動有關行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的人數分別減少28萬、14萬及11萬，但在這3個領域中，男性工作人數減少是少於10萬。
韓國統計廳指出，國內10月就業人數有2,709萬，因疫情按年減少42.1萬。據韓國女性政策研究院和統計廳資料，9月就業女性較2019年少28.3萬，男性則少10.9萬。
忽略女性的社會
女性占失業者的多數，除了因為較多婦女從事上述較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外，亦由於她們較多人在這些行業擔任兼職。兼職的工作大都是薪金低、福利少，而且缺乏保障，更容易遭解僱。小林有很多朋友已被解僱。她說，日本一直忽略女性，在這個社會，當有壞事發生時，最弱的人士會最先被捨棄。
日本女性從事這類工作與社會文化有關。她們被預期要擔起照顧子女和做家務的責任，這令她們難以發展事業，部分女性為承擔社會責任，會「自願」選擇兼職或不太重要的職位，以保留更多時間照顧家庭，並降低收入來獲得政府為已婚家庭提供的扣稅優惠。
有關優惠只要配偶收入少於一定限額就可申請，約84%私營公司亦有類似津貼。日本女性從事兼職或因生育而暫停工作，令她們平均薪資報酬由20歲後期到60歲都大致保持不變。
韓國女性亦受困於同樣狀況。有法國媒體2018年11月報導，一位名叫Casey Lee的大學畢業生在求職時因女性身份受到刁難，有面試官抱怨指女性一旦育有孩子就傾向辭職，亦有面試官長篇大論地批評她這種「不負責任的年輕女性」放棄「為國家未來」生孩子。
韓國法院近年審理的一些案件亦見到有大企業在招聘時故意淘汰女性應徵者，包括3間大型銀行及國營公司Korea Gas Safety Corporation。
衰退中更脆弱的一群
女性就算獲得工作，亦未必能夠得到同樣待遇。據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2018年國際勞動比較報告，日本女性2016年薪金只有男性73%，韓國女性更只有68.6%。長期較低收入意味著積蓄會相對地少。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6月研究顯示，日本女性退休儲蓄會在其離世的20年前耗盡，正常人處於這境況都會對生活感到徬徨。
韓國女性開發院（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研究員金永澤（Young Taek Kim，音譯）認為，比起男性，女性往往會缺乏金錢和社會資源，兩點都是對良好健康而言的必要因素。這導致她們在所有經濟衰退產生的問題下更加容易受傷。
無償工作增壓力
貧困容易令人對生活缺乏安全感，不過最終導致女性輕生的可能是其他原因。日本警察廳發現，在2020年8月485宗已知自殺原因的女性自殺案件中，只有29宗直接與貧窮有關，源自於抑鬱及其他健康問題的有380宗。
有家庭的女性在疫情期間除了擔心收入外，亦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處理無償工作，例如照顧在家學習的兒女以及預防家人染病。這些都會增加她們的精神壓力。
日本大學生Koki Ozora在2020年3月開設24小時精神健康求助熱線，平均每天接聽逾200個電話，絕大部分來自女性。他說，在4月時收到最常見的求助是母親為養育兒童感到壓力，甚至有些人承認想過殺死子女。
疫情結束困境仍在
《日本時報》2020年12月12日引述雜誌《文藝春秋》（Bungei Shunju）的報導指，35歲的單親母親Hana Koga原已負債，她在疫情下的收入縮水，並曾企圖自殺。Hana Koga很清楚自己的狀況——沒有未來。新冠危機可能會在不久後結束，但她認為就算疫情結束，恐怕亦對自己幫助不大。
精神科醫生Toshiko Kamo在報導中指，「沒有未來」可能比任何單一直接原因更好地解釋為何女性自殺人數急升。
Toshiko Kamo指出，一場全球疫情導致的恐懼超出一場本地自然災害所產生的。她說，新冠肺炎不單止是致命，更是無處不在，「這裡有什麼逃生路線？家庭，也許是，但與外界隔絕的家庭變成某種監獄，播下家庭緊張的種子並將之加劇，這為婦女造成壓力，特別是她們作為傳統家庭主婦和看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