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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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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發生,我在隴海線一個山溝里當工人,每日裡,只見軍車東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來,聲討「上海幫」密謀暴動,一定要徹底解決。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數年。但聽那些文件傳達,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後來聽第二批文件傳達——「反革命暴亂」如何被「粉碎」,倒覺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頭目有點像本地人了。大軍壓境,立受招安,檢討、揭發、輸誠,要什麼給什麼,哪有一點暴戾之氣?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習氣。可見左派們在這個城市活動多年,就算把握政權也呈懸浮狀,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穩地面,一接地氣,終被軟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還是市民軟化革命?紛紛擾擾中,文件傳達越來越多,心猿意馬,昏昏欲睡。忽聽一句大黑話,讓我眼前一震、內心一驚。那文件說,王張江姚被捕後,「上海幫」群龍無首,居然有人在會議室倡言:「我們應武裝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為又一個巴黎公社!」這句話成為「暴動」鐵證,此後在文件中反覆引用,也像刀刻一樣在我心裡30年,不能忘卻。須知說話者並不是軍人,竟是一介書生,從復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學家,大概是讀歷史讀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說完後,北京方面不動聲色,允許他按原定日程訪問日本。歸來落虹橋機場,下機即逮捕,入獄14年。

14年後,輪到我在復旦念博士,不幸讀歷史,專業也與「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聽這位史學前輩。一般來說,「文革」垮台者在本單位都有壞名聲,不是搞特權,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個例外,聽不到有幸災樂禍,言者多為惋惜,間或還有同情。他本來是功底深厚的明史專家,1948年入黨,曾任復旦歷史系總支書記,1964年,組織該系幾個青年講師討論「李自成晚節不忠」、「農民戰爭史」、「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等,起名「羅思鼎」(螺絲釘)。華東局正要組織反修寫作班,聞訊遂將這個小組合併,搬進上海西區李鴻章為愛妾購置的「丁香花園」,集體筆名「丁學雷」,丁香花園學雷鋒。他在「丁學雷」統領歷史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當於今天的宣傳部長,卻未搬進上海西區,住復旦老房子,拿講師工資。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電話打到復旦家屬區,門房老頭去他門前喊,他趕過來接,差一點誤事。姚才知道「宣傳部長」家裡沒電話,趕緊指令有關部門給他裝上。1974年周恩來四屆人大組閣,曾點名要他進京任科教文衛組組長,相當於今天的文化部長,張春橋不放,拿于會泳頂替,後者「懷仁堂事變」後自盡,可謂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會常委,1976年被揭發有「巴黎公社言論」,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獄外就醫,門開處,迎頭撞見陳伯達,遂知陳為隔壁鄰居。刑滿釋放回復旦,發200元生活費,不恢復公職。當時說定即此封頂,再不增加,十幾年內物價翻幾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為止,生活費不足千元。他出獄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見,緣慳一面。又過十一二年,他關注我發表的一些東西,托人帶話,問願不願見?這才有了機會。記得是個大熱天,他穿磨薄了的老頭衫,手執蒲扇,滿頭白髮不顯老,眉宇間隱隱有大氣,確實是前輩,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輩。

此後冬來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詢問。林立衡一行來上海,我請老先生出來聚餐,戲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讓你們兩個冤家見見面?」賓主盡歡,眾白頭共話天寶當年。當時在四平路,離空四軍軍部不遠,老先生憶舊說「文革」中他有一個歷史系畢業的學生姓李,不關心革命化卻鼓吹現代化,江湖上薄有名聲,林立果聞言,就在空四軍軍部召見。聽一番現代化宏論,「太子」大悅,傳令特招,納入麾下。軍裝剛上身,「9·13」事發,那人剝下軍裝進隔離室,此後銷聲匿跡。宋德金先生1962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曾調入毛家灣任秘書,「9·13」後隔離清查10年,出來後曾任《歷史研究》主編,那時已退休,隨行來滬。聞老先生此言,補白曰:他召入毛家灣只是讀文件,林寡言少語,深淺莫測。他與林面談時間最長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準備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專題匯報大國如何現代化。我聞宋氏言遂有補白之補白:30年後今天,南京大學英國史專家入中南海講史,給第四代領導人講的也是這個題目,《人民日報》剛發新聞,頭條頭版。

還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園」,昔日禁苑今已開放為營業性餐館,門庭若市。老先生30年後重遊,自有一番感慨:劉亞樓死在哪一棟樓;戴厚英如何獲「小鋼炮」外號;秀才加班,夜餐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來來滬傳達毛澤東田中角榮談話,突然說要請客,在座者每人發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賢也在,兩人相互補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說,大約1974年前後,毛澤東想讀庾信《枯樹賦》,傳諭「丁學雷」點校呈送。他在這棟樓內加班加點,點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覺毛內心蒼涼,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賢說,「9·13」事件後,張春橋在上海試行「破資產階級法權」,徐讓市革會財政組拿出方案,發現此事經濟上行不得:幹部人數、生活待遇相比進城之初的供給制,已經發展出汽車、洋房、司機、保姆等一大攤,如欲恢復供給制,財政負擔將比薪給制高出數倍,不堪重負。遂悄然擱置。徐最後一次進京見張,後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時候我坐在這裡看文件,一整天只說6個字,早晨服務員送來早餐,我說『謝謝』,中午又是『謝謝』,晚上也是『謝謝』。這樣,一整天3句話、6個字就過去了。沒有什麼人來,真的是『門可羅雀』。」

我曾不止一次問老先生對「文革」看法是否有改變、怎麼改變。他是史學家,又為海瑞罷官、巴黎公社「歷史問題」入獄,倘有兜頭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徹大悟。第三次問,他正回憶「文革」中「巴黎公社」來龍去脈,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劃:「一條是西洋進來的意識形態,一條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兩條線一條都不能少,交叉處,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後,也能問一些比較敏感的個人問題,比如為什麼會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歷史觀不喜歡巴黎公社,也不贊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還是敬重他當時敢言之勇氣。不料他回顧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說:「人家對我不薄呵!」這句話再次讓我震驚,原來士為知己者死,這就不是1948年入黨的共產黨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國古士人。難怪他到我seminar給研究生講秦漢制度,攜一藍布包袱入,坐定後一層一層揭開,最里一層才是講義,學生問「文革」起源,他要從殷周講起。一研究生事後驚嘆:「這是活在當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風!」

我們這一代啟蒙讀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內部書籍,世稱「灰皮書」,還有一些雜誌,如《學習與批判》,如《摘譯》(分自然科學版、社會科學版)。後來知道這些出版物皆為他主持,「文革」前編印的《數理化自學叢書》12本,那時也開始重印,周恩來在京聞訊,曾讓秘書打電話請上海郵寄。知道這些情況後,我問他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怎麼會想到出版這些東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時有指示,說要『反對形上學猖獗』,通過張、姚布置到我這裡,指示不能違。我自己確實也想出一點有文化有知識的書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麼多中學生在鄉下,1000多萬人無書可讀,怎麼得了?」後一番話觸動我心底,回家與妻子說:「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結善果,側面播下的讀書種子卻在我們這一代發芽。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們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記他的,這是他的收穫。」妻子當年也讀那些書,勸我將這層意思向老先生點破,也好讓他有個安慰。不料他聽了以後無所動,似乎無啥稀奇。

他是無錫大戶人家出身,半個世紀前在復旦讀書就背叛家庭參加革命,並不在意這些。1976年巨變,下獄前開除黨籍公職,母親卻在同一年落實政策,得一筆退款,寫信問需要什麼,他回信說:「裡面有點冷,送一套衛生衣褲,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為革命治史,或為偉大領袖點校詩賦,無暇細讀二十四史,這一次有的是時間了,卻無力購置。於是「剝削階級」母親出手,用「落實政策」退回的「人民幣」,給「革命逆子」購置「二十四史」,向鐵窗內郵寄。二十四史太沉,從上海提籃橋轉獄去秦城,獄卒搬書發有怨嗔:「你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書,還是書!」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進提籃橋,復旦中文系老教授賈植芳因胡風一案平反出獄,一進一出,居然是同一間牢房,賈先生特意關照他所熟悉的獄卒,要善待這位剛進去的獄友。這些事發生在1976年,可與《基督山恩仇記》開頭媲美,一起一伏,一進一出,顛撲如戲。我歷來認為本國上世紀史最為生動,且將那些真人真事如實道來,毋庸虛構,即可把19世紀巴黎文人那一點小說濫情比下去。他聽後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維細胞都已經歷史化,不給文學留下空間。

他的人性柔情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見的。天熱,他門前有一棵樹,他坐樹下翻閱書報,一方凳,一竹椅,一壺水,一副老花眼眼鏡。樹影搖曳,有三五隻野貓來腳下尋食,他竟有耐心起身餵食,口中還喃喃有語。我看那盆貓食,是煮熟的,可見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這群老朋友來見。冬天去,野貓不見了,陋室內堆滿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結構,門窗皆漏風。室內只有兩張老式的學生床,下一層留出床沿當座位,上一層書摞書,搖搖欲墜。主客對坐,也是隔一張學生桌,青燈黃卷,冷風嗖嗖。我扛不住凍,大衣不能脫,他穿棉褲棉鞋,也不說冷,數著剛完稿的古籍點校本,露出滿意的笑容:「這是《淮南子》,60萬字,那是《唐六典》,100萬字,還有20萬字長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時好多了!」他說的「那時」,是指丁香花園學雷鋒,為領袖點校大字本;還是秦輕軌屋為自己讀二十四史,一讀14年,終於讀出歷史深處的滋味?

前年他心臟動手術,醫療費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請他來seminar給研究生講講他的史學,滿肚子學問還有閱歷,不說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開列講課費,略盡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絕,怕給我惹是非。這一次他終於同意了,我們父子倆很高興地去接。路過1976年他初次被關押的軍營,我讓兒子等一等,陪他從圍牆邊踱過去懷古。隔一條小河,他辨認出那間房子,笑微微地說:「不就是那排灰營房嗎?沒變,沒變。當時從虹橋機場押進這個大院,他們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認出來了,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團部!每逢『八一』,我要領隊來慰問,熟門熟路。上海我是第一個關進去的,編號為01。」說完用食指在空中畫圈,圈裡畫「1」。

原來又轉出一層歷史,凡有歷史處,總要戛然而止。預定講一個學期,結果只講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處痕跡:那次講完秦漢古制,學生領來講課費,我簽字,也須請老先生簽字,他卻為我顧慮起來:「簽名恐有不宜,會給你留下麻煩的。」我說也是,你也不在乎筆名多少,剛才提到那個「01」就不錯,新開一個吧?老先生展顏一笑,大筆寫意,就簽兩個字:——「凌伊」。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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