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底北京市中學的政治生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年10月前後，北京市西城區的四中、六中、八中等中學的高幹子弟相互串聯，認為學校的階級路線存在嚴重問題。認為出身不好的黨員幹部、教師掌握了學校的領導權，他們重點培養出身不好的學生，排斥革干和工農子弟；認為學校忽視政治教育，重視分數，培養學生走白專道路；認為應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開展階級鬥爭；認為學校應搞教育革命，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四、六、八中先後鬧起了學潮，高幹子弟領頭，批判校領導，批判老師，批判語文課文，學生鬥學生，此即所謂發生在1964年秋季的「468學潮」。六中、四中的學潮後來發展到「社教運動」。筆者當時是北京市四中高三年級的學生。四中的學潮主要是由高三年級的高幹子弟領頭鬧起來的。回顧當年的歷史，可清晰地看到歷史發展的軌跡：「468學潮」是文革中學紅衛兵運動的序幕與預演。而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高幹子弟致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信，深刻反映出了文革初期中學紅衛兵運動的綱領和思潮。
1964年深秋，四中鬧起學潮時，四中的一些高幹子弟給中共中央寫信，反映四中學校領導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有嚴重問題，要求中央派工作組進校。他們寫了兩封信，一封給中宣部，一封給北京市委。信寫好後，高幹子弟聯合簽名，有楊東勝（楊成武子）、蘇承德（蘇振華子）、宋克荒（宋任窮子）、宋揚之（父親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等六名高幹子弟。寫信日期是1964年12月20日。高幹子弟自有通天渠道，一封信通過四中學生陸健健（後改名陸健，陸定一之子）遞交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另一封信通過四中學生傅洋（彭真之子）遞交給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陸定一收到信後，於21日轉交北京市委。中宣部於25日在中宣部《宣教動態》114期上刊登了此信。當年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四中社教工作隊隊長李晨證實了此信，李晨在《北京市中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的著作中，說：「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楊某某等6名學生寫信給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揭露北京四中當權實力派排斥出身比較好的黨員幹部，在學生中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等一些嚴重問題。21日陸定一將此信交給中共北京市委彭真、萬里。25日在中宣部《宣教動態》第114期刊登了此信。此時在四中高中學生中，正醞釀著罷課、罷考、奪權和對一些學生教師進行批鬥，有的教師學生已被批鬥。在這種革命的形勢下，中共北京市委匆忙組成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於1964年12月28號進駐四中。」（李晨：《北京市中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回顧》，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
此信的一個直接效果是引發了四中的社教運動。當時此信在四中學生中傳得沸沸揚揚，高三學生無人不知。但半個多世紀以來，無人看到過此信全文。信的作者們從未公布過信的全文，且保密工作作得很好。該信雖然點了我的名，但我卻蒙然不知，直到2019年6月我才看到此信的詳細摘錄，感到此信是一份重要史料，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當年高幹子弟的高貴血統意識及迫不急待地要開展階級鬥爭的激情。
我得到這份史料的經過是這樣：中央黨校教授、黨史與文革史學者、現華東師範大學當代文獻史料中心研究員王海光先生，於2019年6月與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現代史教授、黨史與文革史學者印紅標先生在長途電話中交流了有關「468學潮」和「四中社教」的歷史，二人談到四中這封信。印向王要這封信。王海光遂於2019年6月10日把此信的詳細摘錄的文字材料發給了印紅標。印紅標與筆者相熟，知道筆者在研究「468學潮」和「四中社教」，於是印先生又立即轉發給了筆者。印在給筆者的微信中特別說明：王海光看過該信的全文資料，但他發的是摘錄。筆者估計，這是因為該資料尚沒解密，且無電子文檔，只能手抄。筆者能看到詳細摘錄已是很難得了。對此，筆者很感謝王海光、印紅標兩位先生。
以下是此信的詳細摘錄：
中共中央宣傳部陸定一同志：
一、在我校以教導主任屈大同、副校長劉鐵嶺為首的在本校入黨留校生形成了一個把持學校領導的實力派。包括團委書記、政治教研組長、行政負責人、高二班主任等。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們決定，由他們說了算。
排斥出身比較好的黨員幹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師。
二、在學生中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學生會的幹部出身都不好。學生會主席吳鐵生父母為歷史反革命。軍體部長王復興祖父為官僚資本家、父親是一級右派。同時，對李新桅（李井泉兒子）進行百般人格侮辱（李說過，「我要是執政，先殺你們這樣的團員。」）。在發展團員問題上，發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學入團。對肖雲（肖華兒子）志願書填好了二年才被討論。
三、在學生中存在不少反動思想、……但學校對此不聞不問，大加掩飾。但對出身比較好的同學卻採取高壓政策，如對南自衛（他推了小同學一下，被停課兩周。）
四、學校其他一些老師問題也很嚴重。如扶植資產階級子女擔任班長、學生幹部。
黨支部不讓搞階級鬥爭，還決定：不許大鳴大放！不許貼大字報。
我們希望上級能派工作組下來，把我校的問題徹底搞一下。
楊東勝（楊成武子）、宋揚之（父親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蘇承德（蘇振華子）、錢樂軍、李安東、宋克荒（宋任窮子）
1964年12月20日
該信的簽名很有意思，六個簽名人之中，有四人後面帶括號，註明父親是誰。筆者估計，這是因為他們要強調寫信人的身份（血統）是一批高幹子弟。如不註明，因陸定一不認識這些學生，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是誰，就不會意識到這封信的分量。
該信的作者中，楊東勝、宋揚之是筆者同班同學，宋克荒是是筆者四中初中的同班同學、高中同一年級同學，這三人當年都是筆者的好朋友，至今仍是朋友。尤其是該信第一位的簽名人楊東勝，我們兩人都喜歡體育運動，私人關係很好。他被排在簽名人的第一位，並非因為他是高幹子弟鬧學潮的核心，而是因為他爸爸的地位，因為他爸爸是楊成武。在筆者的印象里，楊東勝本人參與政治的熱情並不高，他曾私下對我說，「我爸就讓我好好念書，以後建設祖國。」據蘇承德、宋揚之二人於2016年4月16日在筆者採訪他們時，蘇、宋二人告訴筆者，當年四中學潮中，高三年級高幹子弟有個核心小組，召集人是邱承光（邱會作子）。其他核心成員有：宋克荒（宋任窮之子）、肖雲（肖華之子）、蘇承德（蘇振華之子）、劉安東（水電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劉瀾波之子）、楊東勝（楊成武之子）、李新時（父親是上海空四軍的少將）、宋揚之（父親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等人。開會地點有時在劉安東家，有時在肖雲家。
當年筆者與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個人恩怨與糾結，反而有著個人友誼。筆者記得：1966年8月時（文革初期），楊東勝從清華騎車到北大找筆者串連，對筆者講，他在清華「支持蒯派。」對清華運動，楊東勝與賀鵬飛（賀龍子）觀點不一致，到北大告訴筆者，可見二人關係不淺。筆者對四中高幹子弟寫信動機的理解是：他們當時給中共中央寫此信，信中還提到筆者名字，完全是出於所謂的「公心」，即他們的理念、價值觀、意識形態。按他們的說法，是出於革命接班人的責任感，為著反修防修。筆者認為，他們在信中所表現出的那種強烈的血統觀、出身歧視，表明他們實質要求的是紅二代的特權。歸根到底仍是「私心」。該信從頭至尾貫穿著血統論，以血統論為是非標準，以此評判四中領導的政治立場，評判是馬列還是修正。他們以這種理念，批判學校黨的領導是修正主義。當時，筆者風聞有這麼一封信，但不知點了我的名。我是於五十四年之後，才看到上述資料，才知我在信中被點了名。如果當年知道被點名，被告到中央，肯定「亞歷山大」，將很難頂住如泰山壓頂般的精神壓力……他們當年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這還要感謝他們！
此信批判校領導的第一條罪狀，說，「在我校以教導主任屈大同、副校長劉鐵嶺為首的在本校入黨留校生形成了一個把持學校領導的實力派……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們決定，由他們說了算。排斥出身比較好的黨員幹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師。」其意是，學校主要領導「出身均不好」，因而「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師。」這裡完全沒有涉及學校的教育方針、政策、制度，只以血統確定組織路線的是非。他們以階級鬥爭觀點分析了四中領導機構，點名批判了教導主任屈大同、副校長劉鐵嶺。
蘇承德曾於2005年一次四中校友返校歡聚的大會上，在大會會場站起來發言，向當年曾受到衝擊的學校領導劉鐵嶺、屈大同道歉（因當年高幹子弟給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告狀信，點名批判了副校長劉鐵嶺和教導主任屈大同）。蘇一講完，屈大同老師馬上站起來說：「這一頁己經翻過去了，以後不要再提了。」師生們為二人的發言熱烈鼓掌。
此信批判校領導的第二條罪狀說，「在學生中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學生幹部的出身都不好。」他們以查三代的方式，舉例筆者和學生會主席吳鐵生。此條失實的是，當年筆者當選為學生會的軍體部長（軍訓體育部負責人），根本不是校領導指定的，而是學生代表大會選舉選出來的。我是當選的那屆學生會成員中，以最高票當選。選舉結果曾在校園張榜公布。我當選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是當年北京市中學生田徑運動會400米、800米冠軍，400米蟬連了三屆冠軍。而四中的學生大多特喜歡體育，故我的四中體育粉絲多一些而已。加上班的團支部推薦信表揚筆者是「三好學生」（身體、學習、思想三好）。那封舉報信舉我的例子，完全失實，強詞奪理，是明顯的出身歧視。他們的信提到我的祖父和父親。我的家庭信息來源，他們取自何處？他們並無權力查看同學檔案。這應是當時自己「自覺革命」，曾用了兩周時間，給團支部寫了十幾頁的「思想匯報」，批判祖父、父親，表示要和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線。同樣，吳鐵生也是因為曾在全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會上，作典型報告，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表示要和家庭決裂，做革命接班人。當時吳鐵生被學校領導樹為出身不好但政治表現好，背叛了剝削階級家庭的典型。吳鐵生學習很好，曾獲金質獎章。但這一當時的正面典型，也被舉報信的作者們當作反面材料來使用了。正面的事例被利用來當反面材料揭發、批判用，這種手法當然不恰當，而這麼作的原因，當然不只是對學生幹部不服氣，而是對高考入大學、入團入黨、工作崗位，他們都要求有特權待遇。例如第二條罪狀中，就控訴「在發展團員問題上，發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學入團。對肖雲（肖華兒子）志願書填好了二年才被討論。」當年高考上大學，既要過政審關，也要看高考分數，有些高幹子弟功課不好，照樣考不上名牌大學。對此，他們也不滿。他們還引用了李新桅（李井泉兒子）的話，當作正面材料引用，指出李說過，「我要是執政，先殺你們這樣的團員。」表明：他們對出身黑五類的團員要開展殘酷的階級鬥爭。以此表明他們強烈的「階級意識」。
此信第三條，指責校領導不在學生中開展階級鬥爭，不批判學生中的「反動思想」。這條意見，後來竟被四中社教工作隊採納。北京市委回應了此信提出的四中開展「社教運動」的要求，於1964年12月28日派工作隊進駐了北京四中。北京市委收到該信，一周之後，彭真便派出了工作隊進駐了四中，目的是控制學潮，降溫剎車，恢復學校正常教學秩序。四中工作隊由市委文教書記張文松領導，由市教育局局長李晨帶隊進校、具體負責。
社教一開始，工作隊便矛頭向下，開展了批鬥反動學生的運動。工作隊把高三4班畢向明定為全校重點批判對象。畢向明是筆者所在班的同學，他來自農村，祖父是富農。他重視學習，不大關心政治。全班召開了批判他的會議，工作隊李同志在場坐陣。同學們批判畢走白專道路，還要他交出家裡的「變天帳」（指49年土改前的地契），這是學生們從流傳的農村四清的故事中學來的。最後，工作隊李同志做了尖銳批判畢向明的發言。
在高三4班一次批判畢向明的會上，大家「逼」畢向明交待反動思想，畢交待不出來就過不了關。再三逼迫之下，畢向明開始順竿爬，胡說八道，他「供」道：「我曾想混進中南海，炸中南海。」「你根本進不去中南海，怎麼炸？」「有的同學有進出中南海的證，我可以借證件。」畢「供」出反革命思想後，大家就「信」了。「逼供信」之後，自然是一片「打倒！」之聲。會後有的同學跑去找工作隊，要求槍斃畢向明。（工作隊及時批評、制止了這一動態。）
當時高三其他各班都召開了批判畢向明的批判會。高三各班都進行批判的鬥爭對象，只有畢向明一人，他是被工作隊確定的反動學生典型，成為四中四清運動的重點。運動後期，畢向明被工作隊定為敵我矛盾，被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不讓參加高考，畢業後被發配到北京團河農場勞改。畢向明是在四中社教中，被工作隊定下的唯一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人。文革中團河農場的人聯合畢家鄉的人差點把畢向明打死。文革後，畢向明找到當年工作隊隊長李晨要求平反，李晨說「孩子，你受苦了……」李晨為他寫了平反證明，而後畢向明由四中接收，做基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四中校友返校聚會，65屆高三4班聚會由畢向明操辦，同學們對畢分外熱情，表達了對他的歉意。當年高三4班四清運動核心組組長劉安東兩次向畢明非常誠懇地道歉。畢向明嗜酒，2002年因病去世，在京的二十多名同班校友出席了追悼會。
蘇承德文革後回憶工作隊發動學生鬥學生，認為是工作隊為著平息高幹子弟對校領導的憤怒情緒，轉移目標，因此矛頭向下鬥學生。事實是四中四清工作隊採納、推行了高幹子弟上書的第三條意見。
此信第四條，指控：「學校其他一些老師問題也很嚴重。如扶植資產階級子女擔任班長、學生幹部。」高幹子弟的權力觀念很強，把學校班、團的學生幹部視同基層政權。在四中的學潮中，他們仿效農村四清中「一切權力歸貧下中農」的作法，在高三各班，進行了「奪權鬥爭」。
大約在1964年11月，四中高三許多班發生了「奪權」。由高幹子弟向家庭出身非紅五類的團支書、班長奪權。高三年級有六個班，其中三個班出現了「奪權」。筆者所在的高三4班，原團支書李峻（幹部子弟，其養父在1959年被批判為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生父於1949年去了台灣。）被劉安東（水電部常務副部長、黨組書記劉瀾波之子）代替；班長杜文（父親是中醫）被楊東勝（楊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4全班開會，劉安東主持班會，宣布了「領導班子」的變化，沒有講任何理由，沒有經過改選程序。
同一時間，高三6班的團支書高艷華（後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販）被高幹子弟譚笑曼（父親是總政秘書長）代替，高艷華因不是革乾子弟而改任班長；高三3的團支書史曉星被邱承光（邱會作之子）代替。其實史曉星也是高幹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黨內鬥爭，他父親陳光是原紅一軍團代軍團長、115師代師長、四野縱隊司令、四野副參謀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其性格剛烈、火爆，與林彪、葉劍英曾有過矛盾。1950年在廣州處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報工作中犯了錯誤，被過度批判，並被中央錯誤地定為「反黨」，開除黨藉、撤職並軟禁於武漢，是冤案、錯案。陳光於1954年6月7日自殺身亡。史曉星竟因其父這樣一個背景，也被奪了團支書的權，可見當年高幹子弟們受父輩權力鬥爭影響之深，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已相當政治化。陳光於1988年4月被中央平反、恢復了名譽。後來史曉星為記念父親，著有《陳光》一書，並從母姓改回父姓，改名為陳曉星。
2016年4月16日，在北京，筆者與四中同班好友於火，約會了三個高幹子弟四中校友：蘇承德、任小彬、宋揚之，進行採訪。蘇是當年四中學潮的核心小組成員，任、宋是較大範圍核心圈的成員。三人於四清結束、高中畢業時，被保送到中央高級黨校青訓班深造、培養。聚會時，大家應筆者之邀，回憶、反思了當年北京四中的學潮與社教。蘇承德等三人詳細回憶、講述了當年的許多內幕。
蘇承德在我們五位校友聚會時說：「當時推動我們高幹子弟搞運動，搞社教，主要有幾種思想：一是階級鬥爭觀，要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開展階級鬥爭；二是接班人觀，當時片面理解了中央關於培養接班人的指示，認為革命後代首先要負起接班的責任，當革命接班人；三是反修防修觀，既要反蘇修，也要反中國的修正主義，首先要破除學校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這麼幾種思想的推動下，出於責任感和優越感，覺得革軍、革乾子弟有革命責任要搞階級鬥爭；認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是當然的接班人，幹革命，捨我其誰？」
蘇承德說：「反思當年的事，在四中的學潮和後來的社教中，四中高幹子弟的所做所為，實際上就是後來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的先行者和預演。高幹子弟的優越感後來發展成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四中高幹子弟打破班級界線的小組織活動則正是後來紅衛兵組織的雛形。開展階級鬥爭，批判領導、老師，學生鬥學生，抄家，後來紅衛兵幹的事，那時在四中已經露頭，開始出現了。」
蘇承德的反思告訴人們：文革的起因源於文革之前。
四中的學潮與社教是文革紅衛兵運動的序幕與預演。
四中高幹子弟1964年底致陸定一的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當年高幹子弟以血統劃分階級並開展階級鬥爭的思潮。
王復興
2020年9月1日
於美國德州奧斯丁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