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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國民黨失敗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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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北滿,被共軍破壞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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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高華在華中大學做了一個“六十年後再談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的演講,裡面有這麼一段話,他說:關於這個問題,最流行的答案是,國民黨的失敗乃是“歷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軍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覆亡。如此說法,是非常全面的,確實每個方面都能找到證據。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如果樸素地還原到基本史實,國民黨的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失敗,其他原因都是從這裡派生出來的,說到底還是軍事第一。

國民黨失敗大陸確實可以從多種方面找到原因。如果把目光盯在1946年之後的“解放戰爭”,國民黨軍隊一路潰敗是事實。不過我對“軍事第一”這一結論不能簡單同意。因為關於大陸易主這麼一個事情,問題也可以這麼問:共產黨贏了大陸主要是因為軍事原因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會帶來一系列的新的問題。比如,延安時期的共產黨是怎麼從軍事上處於絕對劣勢發展到十年後能夠有實力同國民黨展開軍事較量的?或者說共產黨實力的轉變是究竟是軍事還是政治?再比如,在中共打天下的那些年月,毛澤東一直遠離戰場,如果把中共的勝利主要歸功於軍事,那毛澤東的地位作用怎麼算?

美國的中國通費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在他回憶錄裡面說,歷史研究不能忽視“鐵的倒退規律”(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因為歷史總是在回顧、尋找事件之所以發生的原因。[1]根據這個倒退規律,那麼要檢討國共勝敗的原因就不能只看戰後的那三年。

“國民黨失敗中國”是一個複雜且很有意思的問題,1949年後美國學界也一直在討論到底“誰丟失了中國”。根據我近年來的閱讀和思考,我覺得國共內戰的結果和美國對華政策有很大的關係。一個國家內外政策都是由人來制定的。人具有主觀思想,這種主觀性一旦涉及到意識形態,很多人會做出理念大於利益的選擇。這樣,當把國共之爭放在國際背景之下,把美、蘇兩個大國的因素考慮進去,再把個人政治觀點、立場對制定政策的影響放進來,這就能夠幫助我們看到那個結果後面的其他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換一句話說,如果我們把視角從中國移開,換成從美國這邊去看1949年發生在中國的變化,那麼國民黨丟失大陸則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們大約可以看到這麼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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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國的對外政策總是歐洲第一。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從孤立主義外交模式轉向了全球主義。在推行這一政策過程中,由於“重歐輕亞”傳統,美援在世界各地區的分配很不平衡。比如二戰後期實施的“租借法案”的分配嚴重傾斜歐洲國家,如英國三百十四億、蘇聯一百十三億,而中國只得到了十六億,占全部五百億美元的百分之三多一點。——雖然從戰術上講,日本是當時美國直接的敵人,而中國處於東亞最重要的戰區。

其次,美國外交政策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色彩。理想主義最初體現在為了維護中國的完整和統一,美國在1900年向世界列強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到了二戰後期,美國以軍援的方式全力支持蔣介石政府對日抗戰。那時羅斯福總統相信:(今後)“在我們與俄國發生嚴重政策衝突時,中國將毫無疑問地站在我們一邊”,[2]“許多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建立公正、和平國際秩序思想的最可靠的追隨者。”正是基於這種理想主義的考慮,羅斯福把中國政府推到大國的位置。那在當時既有利於促使日本投降的眼前目標,也符合戰後同蘇聯在遠東地區和平合作的遠期設想。而且由於有中國的加入,美英蘇中四個大國組成的神聖同盟也有利於把亞洲國家號召起來,戰後一起保衛和實現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然而不幸的是”,鄒讜說,“這種全面規劃是以錯誤估計了蘇聯的意圖,並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作出錯誤的判斷為基礎的”。(鄒書P.30)當蘇聯戰後並沒有像美國所期待的那樣採取合作行動時,比如執行“雅爾達決議”,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挫折,隨之在對華關係中現實主義占了上風。應該指出的是,恪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表現。但是實踐證明,美國對華政策中這一原則顯得過於理想化而會讓美國政府處於自相矛盾地步。[3]

杜魯門繼任總統後,他的政府對華政策中怎樣阻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意識被現實取代。他認為美國沒有能力直接承擔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責任,更不能捲入中國的內戰。因此他的政府一改過去不求回報、不計代價,而是要求蔣介石實行民主改革,接納中共建立聯合政府,並以此作為提供軍援的附加條件。現實主義的另外一個表現是,美國國務院中一些親共官員熱衷評估、預測國民黨失敗在所難免,積極散播他們的消極分析,並因此建議停止軍援、與蔣介石政府若即若離,一旦國民黨失敗,就可以同新政權繼續保持關係。

再次,把中共從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中分離開來區別對待。這一現象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國冷戰時期提出“圍堵”理論的外交官,俄國問題專家、政治、歷史學家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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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肯南進入了外交系統工作。他精通俄語、德語,所以一直在蘇聯和東歐地區工作,是美國的俄國問題專家。1933年擔任美國駐蘇首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1891—1967)的助手。1947年2月,肯南給國務院發了一份八千字的“長電報”,對史達林外交政策進行詳細且有系統的分析。他說:“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舊沙皇擴張主義的混合體。史達林始終仇視西方資本主義,因而美蘇之間的衝突不是雙方溝通不良或誤解,而是蘇聯以共產主義及沙皇時代的標準看待外部世界。基於美蘇兩國的理念與目標無法妥協,所以美國必須為長期的鬥爭做好準備”。幾個月後肯南又在美國《外交月刊》(Ameican Foreign Affairs)上發表文章指出:史達林的策略是馬列的混合體,此意識形態的基本理念是資本主義必亡。因此美國絕對不可期待未來的歲月能夠和蘇聯在政治上建立密切關係,須把蘇聯視為敵手而不是夥伴,因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者是不會共存的。[4]

作為一個外交官,肯南能夠從所在國外部表現出來的各種現象中歸納、概括出意識形態這個主線,這就不僅洞穿史達林繼承列寧主義的邪惡本質,還能針對美蘇關係提出相應對策,那種能力並不是一般外交官都具備的,所以很快受到杜魯門、馬歇爾的賞識而調回華盛頓在國務院任職。肯南針對蘇聯的情況提出圍堵理論有他主觀和客觀上的特點。首先是他的俄語讓他對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產生熱愛,又對二十世紀蘇聯政治具有超出一般的理解;其次是他駐蘇期間蘇共是執政黨,這點尤其重要。這樣他就有機會目睹1930年代史達林極權統治的恐怖、殘酷、血腥,以及看到自由和專制,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尖銳衝突。

我們知道40年代美國駐華人員中有些和肯南背景相似,有些人還是在中國出生長大,語言更是沒有障礙。但同蘇聯當時的情況不一樣的是,那時中共在野。在民主社會、或者是一個允許反對黨存在的政治制度底下,在野的好處是可以把自己真正企圖、真實面目隱藏起來而去攻擊執政黨在政策、方針方面的任何瑕疵。1944年為了迎接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到來,共產黨把延安的街道打掃、裝扮得如浴春風一般,把民主、自由的口號刷在牆上,[5]再把林肯、華盛頓的名字夾到報紙評論文章中去,那就足以蒙蔽那些和肯南同樣年紀的駐華外交官。可以想像的是,在當時的延安,光聽得懂湖南話是沒有用的。如果不是具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再囿個人於意識形態上的偏執,美國人更加不容易識破毛式騙局。

但是肯南也有他的缺陷,他對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了解甚淺,而且這個短處在他回國擔任國務院政策計劃處負責人之後被放大了。根據吳昆財的研究,肯南對中國問題看法受美國前駐華公使馬慕瑞(John V.MacMurray,1881—1960)和前駐華外交官戴維斯(John P.Davies,1908—1999)的影響很大。

1925至1929年間馬慕瑞擔任過駐華公使。35年他寫了一份和後來肯南那份長電報同樣著名的《備忘錄》,裡面他對美中關係有如下幾點評議:1、美國對華政策太過理想化;2、中國是一個只接受恩惠而不知圖報的民族;3、中國具有蔑視法律、欺善怕惡、得寸進寸的劣行;4、美國在遠東首要考慮的對象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吳書P.116))1950年肯南曾經寫了一封信給馬慕瑞,告訴他:你的文章具有如此的洞察力、思想力以及先見之明,在我們政府里無人能比,它們大大地澄清了我在東亞問題上諸多疑慮。(同上)必須承認,上世紀三十年代馬慕瑞對中國人的評析深刻到位。但到了國共爭奪大陸天下的四十年代,把他的那些評價上升到對華政策層面就很難,因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人,所以就有了戴維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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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斯出生在中國一個傳教士家庭,漢語流利,青年時代回美國讀書。大學畢業後考取國務院外交人員資格,1930年代開始在國務院工作,擔任重慶大使館隨員,42年開始兼任美軍中緬印戰區司令史迪威(Joe Stilwell,1883—1946)的政治顧問。在重慶,戴同中共辦事處成員聯絡活泛,並從那裡獲取戰時中共方面對國共關係以及未來發展的分析和預測,然後以它們為第一手材料,寫了報告送回華盛頓作為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參考。

可以這麼說,當時國共兩黨都非常清楚對方的手段和策略,都準備在抗日戰爭結束後處於有利地位展開爭奪國家權力之戰。蔣介石作為政府一方,他有足夠的資源和途徑讓國際社會了解他對中共的評價。比如1944年對來訪的副總統華萊士說,中國共產黨人比俄國共產黨還要共產化;中共的目標就是在中國奪權;那種把中共說成是農業民主主義者是巧妙的赤色宣傳。[6]再比如1945年7月在執行雅爾達協定的談判中,蔣介石給史達林發了一份電報,其中說道:具有自己軍事和政治組織的中共使軍事統帥和政治控制的完全統一成為不可能;中國政府懇切希望蘇聯將一切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提供給中央政府……(鄒書P.222)同樣,共產黨也希望能有渠道把蔣介石背著美國人對付共產黨的伎倆捅出去。

1942年7月31日戴維斯在給史迪威的報告裡寫到:“中國抗戰目的只在保存實力”,“租借物質將被囤積”。8月6日的報告:“周恩來函告羅斯福經濟顧問科里,(Lauchlin Currie,1902—1993)希望美政府加緊控制租借物質,勿被當權派儲作他用”。1943年3月16日報告:“除中共軍隊及駐印軍外,中國軍隊士氣皆低落,官長貪污,無意抗日,保存實力,對華政策宜以租借物質為交換講價值手段,迫令抗日”。6月24日報告:“訪周恩來,周要求美國派員長駐共區”。[7]

戴維斯對他在戰時重慶的角色很滿意,他在個人自傳《抓住龍尾》(Dragon by the Tail)里稱,是他在給史迪威的報告裡多次提出在延安設立“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建議,經史迪威簽名後由陸軍部呈送羅斯福總統,那是他一生最輝煌、最有成就的業績。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設立“延安觀察組”客觀上為中共打開一個通向外界大門提供了便利。重慶時期戴維斯的作用除了給史迪威當翻譯外,他的那些報告內容主要是來自中共辦事處。這樣,戴相當於給周恩來帶去了美國人的耳朵,又在國務院裡給中共安裝了一個嘴巴。

那時戴維斯雖服務於史迪威,但他隸屬國務院,在赫爾利轉任大使後,他對赫爾利執行美國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多有牴觸以及衝撞。在赫爾利的要求下,1945年1月國務院將戴維斯從中國召迴轉派往莫斯科,這正好讓他有機會結識了還在蘇聯的肯南。戴維斯告訴肯南:中蘇兩個共產黨之間關係晦暗不清,中共在所有的共產黨世界中可能更具有獨立性。很顯然,戴這裡是盡力把中共同蘇聯拉開距離。戴維斯還向肯南灌輸:美國應該對蔣介石政府保持彈性外交,應迫使蔣同意與中共組成聯合政府。(吳書P.117)

1947年調回國務院掌管政策計劃處時,肯南挑選兩位同事,其中之一便是戴維斯,這樣肯南在中國問題上倚重戴維斯也就順理成章了。47年在研究對華政策的討論中,針對剛剛成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中國是亞洲地區唯一可以對抗蘇聯擴張的國家,美國必須以杜魯門主義協助希臘那樣給予中國國民政府援助”意見時,肯南代表國務院方面表示不同意。他說(在遠東)“美國重要的工作是確保對日本、琉球以及菲律賓的控制。只要能夠掌控太平洋安全體系,那麼美國在此地區就不會有任何嚴重的威脅。”(吳書P.113)1947年美國政府已經預測中共革命勝利無法逆轉,然而提出“圍堵”共產主義理論的肯南卻對那個危險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說是遺憾的事情。也許肯南真的不懂中國,或者他確實認為延安不同於莫斯科,所以中共不應該列入被“圍堵”之列。

肯南的政策計劃處在馬歇爾任國務卿期間對美國外交產生相當的影響力,其中以1947美國使用圍堵理論通過援助希臘法案最為明顯。這一方面是因為杜魯門對國務院的信任要大於軍方,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外交一貫是以國務院為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8年大選後艾奇遜(Dean Acheson,1893—1971)出任國務卿、肯南辭職為止。但是認為中共革命不同於世界共產運動的這種人在美國國務院裡面並不只是肯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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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催生了世界各地共產黨組織,其中希臘共產黨成立於1918年11月,比中共還早3年。希臘和中共這兩個共產黨在他們各自發展過程中既相似也有不同。1936年希共被希臘當局宣布為非法組織,而中共卻在西安事變後成了合法政黨。二戰爆發後,希共成立了民族解放陣線和人民解放軍,一度成為抵抗納粹進攻的武裝力量。而中共認定既然要奪權,那麼一定要有自己的軍隊,並在抗戰期間趁機擴大地盤、發展武裝。1944年希特勒從希臘撤退後,希共隨即為奪取政權與政府軍展開內戰。45年日本剛投降,共軍馬上朝東北趕,搶在國軍到達之前擺開有利陣勢,因為他們知道“東北及其重要”。“我們把現在所有的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地。”[8]

作為曾經的君主國,44年10月英軍登陸希臘,流亡政府也隨之回國,但是那裡的安全和秩序完全靠英國的維持,就像美國為了美中共同利益無條件支持中華民國那樣。1947年2月,英國以經濟原因宣布將於3月底撤離,不再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這就把在東亞、南歐抵制共產擴張勢力的擔子推給了美國。

在內閣會議上,副國務卿艾奇遜提出“骨牌效應”理論。即如果希臘淪陷,土耳其不守,則蘇聯勢將控制黑海出口,同時連鎖效應會擴及到義大利、德國以及法國等地。因此他說美國幾乎沒有其他任何選擇,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吳書P.42)杜魯門支持這種意見。他說:“我們的理想和傳統要求我們去援助希臘和土耳其。我們要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的政策就是不管在什麼地方,如果自由受到威脅,我們就要加以援助。”[9]但是就在幾個月前,美國國務院拒絕批准向國民黨政府出口彈藥的許可證,認為只有把彈藥供給(國共)“聯合政府”之下代表國家的軍隊才會給予批准。[10]

根據國務院的建議以及肯南的圍堵理論,美國政府決定接替英國援助希臘。艾奇遜起草了後來成為“杜魯門主義”核心內容的國會演講稿,其目的是要說服國會撥款挽救希、土所面臨的赤化危機。杜魯門說道,現今世界國家形態中,“一種是基於多數人的意願,它的特色是為自由的制度、代議政府、自由選舉、個人自由保障、信仰和言論的自由,以及免於政治迫害的自由。另外一種是少數人的意志強加在多數人之上。它的基礎在於恐怖鎮壓、控制媒體、固定式選舉,以抑制干擾自由。我相信,我們的政策必定會幫助(第二種)人以他們的方式戰勝命運。值此關鍵時刻,……我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吳書P.43)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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