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紐約大學退休文科教授雷滕瓦爾德（Michael Rectenwald）。（圖片來源：英文大紀元）
英文《大紀元》4月13日刊登了一篇新聞分析文章說，美國許多大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大公司，正在直接參與公共生活的更多方面，以影響政策使自己受益，同時要使美國人趨向於某些政治觀點和行為，其行為越來越像政府部門。這與「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極權社會主義模式非常相似。
以下是該文的節選翻譯：
專家們說，公司總裁們在越來越多的公共問題上推動他們的政治觀點，這使美國處於危險的軌道上。
在最近的一個著名例子中，美國一些大公司的執行長最近發表聲明，批評喬治亞州投票法的修正案，該修正案將對選民身份的要求擴大到缺席選票等。
美國職棒大聯盟官員甚至將全明星賽從亞特蘭大遷至丹佛，以抗議對選民身份證的要求。
高管的言論似乎來自於左翼。與喬治亞州相比，科羅拉多州也有選民證件要求，並且提前投票的天數更少。職棒大聯盟中大約有一半的州已經制定了選民身份證法，一些州正在準備以類似於喬治亞州的方式收緊他們的規定。如此強烈地反對其中的一個州，並以一種同步的方式提出了一個特定的目的，這似乎與公司通常的遊說不符。
然而，這合適公司當前的趨勢，即直接將自己置於公共生活的更多方面，不僅是為了影響政策以使自己受益，而且要使美國人趨向於某些政治觀點和行為。
紐約大學退休文科教授雷滕瓦爾德（Michael Rectenwald）表示，這些公司的行為越來越像政府部門。雷滕瓦爾德是研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公司的專家。
這種趨勢導致政府實際上與基於共同意識形態的一些公司集團融合在一起。雷滕瓦爾德稱之為「公司社會主義」或「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因為它與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模式非常相似。
「我們看到了政治和經濟目標的融合，以及國家和公司職能的融合。公司現在正在充當執行一黨制國家願望的國家機構，」他通過電子郵件告訴英文《大紀元》。
「這是因為在公司社會主義議程下，這些公司意識到，要在國家選擇贏家和輸家的經濟中成為或保持受青睞的合作夥伴，它們最好與國家的目標保持一致，而現在國家的目標由一黨制在管理。」
雷滕瓦爾德在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其結果造成「兩類經濟，可能的壟斷企業居於國家的最上層」，其餘的則淪為「強化的、據說是舒適的農奴制」。
他認為，這種趨勢的體現是政府和企業界以所謂的「覺醒」作為他們共同的指導思想，即在進步左派中流行的意識形態，它是基於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這個意識形態將歷史重新解釋為以他們標籤的不同族裔的鬥爭，要麼是壓迫者，要麼是被壓迫者。
「覺醒並不是針對受苦人的抱怨或想像中的抱怨，而是要糾正。覺醒針對大多數人，即那些所謂的不公正受益人。」
「這樣做是通過讓大多數人了解他們已經從『特權』和受寵中受益了，即基於膚色（白色）、性別（父權制）、性傾向（異性戀）、出生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第一世界主義）、性別認同（男女兩性特權）和自然統治（物種主義），這是其中的一些主要罪魁禍首。這個清單可以繼續下去，並且似乎每天都在變。這些大多數人必須糾正。大群必須明白，在不公平對待他人的基礎上，他們已經獲得了迄今為止所享有的一切好處。」
他說，這種意識形態非常適合公司社會主義的兩類體系，因為它在西方大多數國家中灌輸了「羞恥、負罪、後悔、不值得」，從而使他們「期望更少」。
他寫道：「在『覺醒』的意識形態里，人們會預期並更有可能會放棄個人財產和權利，因為一個人的財產和權利都是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他指出，針對中共病毒引起的大流行「採取了嚴厲的封鎖措施」，「恰好是在公司社會主義者……想要做的」，例如摧毀小型企業和增加亞馬遜、蘋果和臉書等企業巨頭的收入。
根據雷滕瓦爾德的說法，降低期望值的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劫持環境政策來實現。
儘管存在緊迫的生態問題，例如水污染以及塑料、電子產品和其他現代技術帶來的越來越多的有毒廢物，但這些問題通常要次於氣候變化。
如果主流界的氣候預測成真，那麼未來幾十年世界將面臨諸如更加極端的天氣和沿海洪災之類的問題。建制派的政策是要求美國人和歐洲人拉緊安全帶。
世界經濟論壇（WEF）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和他的同事馬勒雷特（Thierry Malleret）在他們的書《COVID-19：偉大的重置》中寫道：「如果瘟疫過後，我們決定像以前那樣生活（駕駛相同的汽車，飛往相同的目的地，吃相同的東西，以相同的方式為房屋供暖，等等）。就氣候政策而言，COVID-19危機將不值一提。」
該書寫道：「隨著對瘟疫的經濟緊急應對措施的到位，可以抓住機會做出制度上的改變和政策選擇，從而使經濟走上一條通往更公平、更綠色的未來的新道路。」這被稱為「大重構」。
更為劇烈的氣候預測已經存在了數十年，但事實證明是不準確的。當前的情況表明，要避免估計的問題，就需要放棄通過傳統的燃燒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方式來旅行和生產能源。不僅美國和歐洲都必須這樣做，而且中國（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源）、印度以及其它人口眾多和開發中國家都要這樣做。但是，他們拒絕這樣做，因為這將極大地阻礙其經濟發展，使廣大人民重新陷入貧困。
同時，進步主義者越來越多地將這一問題用作「覺醒」議程的手段，將氣候措施與諸如最低工資和擴大員工福利之類的政策聯繫在一起，這進一步加劇了競爭壁壘並有利於壟斷。
世界經濟論壇採取了主動行動，建立了「環境、社會和治理指數（ESG）」，以引導資金流向採用「大重構」計劃的公司。
雷滕瓦爾德寫道：「儘管目前該指數僅作為推薦，但有跡象表明，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和其它企業機構可能會將這些分數用作把不合規、不『覺醒』的參與者擠出市場。」
他認為，公司社會主義機器中最明顯的嵌齒輪是大科技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將直接從「大重構」中受益。這些壟斷集團消除競爭平台和觀點，是其整體壟斷的一部分。」
「主流和社交媒體審查所有與他們推行的相反的觀點，如氣候變化、COVID、疫苗、系統種族主義、跨性別主義以及「大重構」。總之，大技術公司是公司社會主義的先鋒和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
儘管施瓦布和馬利萊特將「大重構」描繪為瘟疫大流行的自然影響，但他們也承認，「大重構」將取決於政府、公司和激進主義者利用這種情況來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