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日軍飛機轟炸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戰局吃緊，國事繁亂。國民黨有意釋放一批政治犯。陳獨秀就是在「八·一三」後十日被釋放的。面對亡國滅種的民族危難，陳獨秀義無返顧，全身心地投入全民抗戰的鬥爭之中。然而，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的一腔熱忱，卻換來荒謬絕倫的人身誹謗。他惱怒至極，百思不得其解。
老鬥士出獄，為他的祖國努力
陳獨秀終於走出牢房，獲得自由。消息傳出，立即引起震動。《大公報》在當日的《短評》中說：「我們歡迎這位老鬥士出獄，為他的祖國努力！」此時，有托派分子請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組織，他鄭重相告，如此教條的宗派組織，是一點出路也沒有。又有人勸他去香港，他立即表示，既然「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在抗戰區。」他在出獄後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就明確表示：「現在的抗戰運動，就是政治運動，我能夠不參加抗日運動麼？」
1937年9月9日，陳獨秀乘船離開南京來到武漢。到了武漢後，他立即投入全民抗戰的宣傳工作。據相關資料記載，他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裡，先後到過武昌中華大學、武昌藝專、漢口市立女中、漢口青年會和武漢大學發表抗戰演講。
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老鬥士，風采不減當年，每到一地，都受到熱情的歡迎。《大公報》對此有一段紀實而又精彩的文字：「大門外站著兩個黑衣警察，執著槍，阻止一片黑壓壓的群眾進門。……台上和台下，到處都有人在密密地聚集著，連風也難透過。……群眾的狂熱使他微微有點興奮，枯乾的面色泛著紅。他老了，頭頂禿了半個，發已斑白，留著短須。……倔強的風骨隨時表露著，一件灰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風度。」
他的這些演講，大力闡釋抗日戰爭的性質和意義，指出現在已「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尖銳階段」，「除甘心做漢奸」外，全國人民都應投入抗日戰爭。他特別提到，在全民抗戰期間要改革政治機構，使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和改良人民生活等。這些見解在許多地方恰與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有共同之處。
托派內部對於抗日戰爭存有嚴重的意見分歧。一些狂躁的托派分子機械地套用列寧「上次帝國主義間大戰的理論，」對抗戰採取失敗主義，企圖乘機推翻政府，來一次所謂革命。陳獨秀對此嚴詞駁斥，十分肯定地表態：「此次中國抗日戰爭，我們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東京政府的戰爭，全中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援助抗日戰爭。」
陳獨秀的抗戰言論，自然引起他們的反感。上海托派臨委書記劉家良氣急敗壞地說：「這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了。與他決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陳獨秀長期與年輕的托派有著意見分歧和衝突。兩年前，他還在獄中時，就因為提倡聯合抗日，而受到圍攻，甚至被他們開除出托派。
他是贊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出獄後，他很快便會晤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葉劍英，他說：「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包惠僧回憶，陳獨秀曾親口對他說，自己已「不是托派，想發表聲明。」類似的話，他和很多人說過。11月21日，他在給另一位重要的托派分子陳其昌的信中，正式聲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顯而易見，他已經自動地退出了托派。
陳獨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彭後來成為中國托派領袖
張聞天毛澤東致林伯渠的指示電
陳獨秀出獄後發表的抗戰言論，很快便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發表署名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文章表示頗為友善的態度：「慶幸」陳獨秀恢復了自由，希望他「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文章儘管依然用尖刻的語句譴責托派，批評陳獨秀，但是，畢竟將陳獨秀另當別論，認為陳獨秀的抗戰言論，「與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
也是在此期間，周恩來在武漢接待陳獨秀的朋友羅漢時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當陳獨秀由南京啟程往武漢時，羅漢卻由武漢來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羅漢是中共早期黨員，後又轉變為托派，1932年又脫離托派。他曾為營救昔日的托派難友，得到過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葉劍英、李克農的幫助。「如此友誼和熱忱」使他十分感動。所以，國難當頭，有意為「聯合抗日」盡一份力。羅漢向葉劍英、博古重提舊事，即「一·二八」事件時，陳獨秀等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議。葉、博二人聽罷極為欣喜，告訴羅漢，他們將立即電告中共中央。同時，又囑咐羅漢去趟延安，與中央負責同志面談。可是，由於大雨滂沱，山洪阻路。羅漢到西安就再也不能前行了。
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陳獨秀受到了林伯渠、王若飛的熱情接待。大革命時期，林、王都曾與陳獨秀共過事，對陳獨秀重回同一戰線，內心十分高興。林伯渠希望羅漢耐心勸說，並說：「陳獨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還表示，如果不是工作繁忙，極願意與羅漢南下會晤陳獨秀。
在延安，中共中央很快便知曉陳獨秀的態度和意向。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托派畢竟不是蘇聯的托派，可以與陳獨秀等形成某種合作的關係，以期一致抗日。9月10日，張聞天、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電林伯渠《關於對托陳派分子的原則的指示》「請告羅漢我們對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則：
（甲）我們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繫，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
（乙）在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實現下列三條件時，我們亦願與之聯合抗日。（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丙）至於其他關係，則在上述三條件實現之後，可以再行考慮。」
就在羅漢去西安時，陳獨秀已在南京與博古、葉劍英有所接觸。羅漢由西安回到南京，博古對羅漢說，據他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點，故近來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陳並為一派」。他還囑咐可「口頭傳達」張聞天、毛澤東的三條。博古本打算去武漢與陳獨秀會晤，但又考慮到自己黨齡淺，要想談出成績和圓滿些，「最好候恩來南下後」。
羅漢將西安之行及張、毛三條作了介紹後，陳獨秀即親筆寫了一封信，並制定出七條綱領，讓羅漢回南京後轉交給博古、葉劍英。這樣的互動和接觸，已經顯現出良性發展的趨勢。
王明指責中共中央忽視托派危險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等由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王明有此顯赫身份，中共中央自然尤為重視。
這天，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幾乎全都到機場迎接。毛澤東發表了「飲水思源」的歡迎詞，他說：「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王明一點也不謙遜，乾脆炫耀說，自己是共產國際派回來，是史達林同志派回來的。
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工作，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是滿意的。王明的派遣回國，是為了加強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監督。共產國際雖然已經實際承認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是，對於毛澤東所強調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史達林還是放心不下。
蘇聯政府尤其是史達林，關注的是國民黨的所謂正面戰場，而不大在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他們一直擔心獨立自主的原則，會惹怒蔣介石，造成中日戰場拖不住日本，從而分散蘇聯在西面戰線對付希特勒的兵力，以至使蘇聯陷於兩面受敵的局面。王明的使命便是督促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服從於蔣介石的統一指揮。
當時的蘇聯國內，正在重拳出擊所謂「托洛茨基匪幫」，王明、康生在蘇聯時，便是「鎮反肅托」的骨幹分子。透視這樣的政治背景，我們便不難理解，回國後的王明何以扮演著兩面人的角色，一方面，他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已是右的不能再右；而另一方面，他卻蠻橫地將陳獨秀拒之門外，甚至武斷地誣稱陳獨秀等為托派漢奸，不僅是左的不能再左，簡直是一副凶神惡煞的霸道相。
中央政治局在一次會議上，討論陳獨秀等加入統一戰線的問題。王明借題發揮，嚴詞批評中央對陳獨秀的三條。他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甚至聲色俱厲地指斥陳獨秀為「漢奸」「托匪」和「殺人犯」。
會上有人指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還是有區別的，況且，說陳獨秀是托派漢奸，證據何在呢？王明聽罷不以為然地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這還了得。如果此事讓史達林知道，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為了唬人，他還在會上喋喋不休地介紹蘇聯肅清托派鬥爭的情況。他說：任何共產黨員，無論他有多麼大的功績，只要他有反黨傾向，就可能成為叛黨叛國分子。清算這些叛徒，使共產黨淨化，史達林正是在這點上發展了列寧主義。他強調說：蘇共黨內有大量的托派和反黨分子，難道我們黨內就太平無事嗎？我們黨內也必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因此，我們決不是與陳獨秀恢復合作，而是加緊反托派。
王明是帶著尚方寶劍來到延安，他的背後站著史達林的巨大身影。他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中央政治局的決策，因此，陳獨秀的回歸統一戰線也就自然而然地流產了。王明對自己的惡行，終生都未懺悔，以至將到黃泉路邊時，還不無得意地說：「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允許托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復黨籍（由於我已回到延安，『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
漏洞百出的康生誣陷文章
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幾天，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鬥爭的新時期》一文，便在《解放》發表。他在文章中危言聳聽地說：日寇偵探機關，「首先是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分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王明吹影鏤塵、向壁虛構，硬是給陳獨秀等戴上日本間諜的罪名，其用心是險惡歹毒的。
此時，《解放》發表《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關於「右派與托派同盟」叛國案的判決書》，宣稱布哈林、李可夫等是「德國間諜」、「日本間諜」，「每年獲25萬金馬克」。於是，康生緊步後塵，如法炮製，在《解放》第一卷第29、30期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全文一萬六千字，其中誣陷陳獨秀的文字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
康生緊緊追隨王明，為了羅織陳獨秀通敵的證據，竟然採用小說家言的手法，大膽想像，妄生臆測，憑空製造出驚天駭世的冤案。
如此彌天大謊，當然是漏洞百出，難以自圓其說。康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說：「日寇每月津貼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五萬元，」任務是「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破綻終於出現，以陳獨秀的聲望，與無名之輩張慕陶相比，日寇收買的價值竟有霄壤之別。陳獨秀僅三百，而張慕陶卻五萬。康生瞞心昧己，欺天害人，已是荒誕無稽，不經之談。
文章所說「共同合作的談判」，既無談判日期，又無談判地點，而用心最為狡猾的是端出個唐有壬，查此公早在二年前就已經死了，人既然死了，死無對證，謊言的編造就更帶有隨意性，也就更能達到無中生有的險惡目的。
文章在編造所謂「共同合作的談判」的主要內容是：「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請注意這句話是用了引號，也就是說這句話是經日方簽訂的協議文本的內容。幾乎地球人都知道，日本的一些政府要員至今都不承認「日本侵略中國」。那就奇了怪了，七十年前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怎麼可能使用「侵略」如此刺激的詞彙。
社會各界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
陳獨秀是托派漢奸的罪名一當傳出，立即在社會公眾中激起反響，產生種種疑團。這樣一個民族情感極濃的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以每月三百元的賤價，將自己出賣於亡國滅種的日本帝國主義，而使自己成為千古罪人呢？
1938年3月15日，傅汝霖、段錫朋、高一涵等九人聯名給武漢《大公報》發去《公開信》，仗義執言為陳獨秀聲辯。《大公報》最先登載九人《公開信》全文：
「大公報台鑒：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唯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已，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特此函請貴報發表為荷，並頌撰安。
傅汝霖、段錫朋、高一涵、陶希聖、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張西曼、林庚白」
緊接著，《武漢日報》《掃蕩報》及一些刊物也相繼發表九人《公開信》。九人中除王星拱是武漢大學校長外，其餘八人都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任職，是當時頗有影響的名人。他們中只有王星拱、高一涵與陳獨秀交往密切，其他人與陳獨秀都是泛泛之交，但是，他們深知陳獨秀的個性和人品，因此才為道義和責任的驅使，主動為陳獨秀聲辯。
張西曼在《公開信》發表後，專門給《新華日報》寫信說：「我為什麼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呢？就是因為在他出獄後，作過數度的訪問。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堅決態度和對我所創中蘇文化協會偉大使命以及中蘇兩友邦聯合肅清東方海盜的熱烈期望中，可以證明他至少是個愛國的學者。」信中還說：國難當前，凡是愛國志士，都應相互諒解，痛定思痛，「萬不能稍存意氣，重蹈以往覆轍，骨肉相殘，殃民禍國。」
九人《公開信》激起社會反響，很多人對王明、康生提出質疑。有人在《抗戰嚮導》上發表《九個人拆穿了一副西洋鏡》，文章說，康生的造謠文章可笑可恥之至，所謂三百元津貼純是無稽之談，「因為陳先生在中國的地位很高，朋友很多，隨便賣點文章或由朋友送點錢來，就能度日，何用敵人的『津貼』來生活呢？『三百元津貼』出賣了自己的人格和性命，陳先生身為學者和政治家，以五十餘歲的高齡，飽經世故，會有這樣愚蠢嗎？」
陳獨秀拿定主意將來到法庭算總帳
九人《公開信》發表後，王明、康生裝聾作啞，沒有拿出任何相應的證據回應《公開信》。王明利用把持長江局、領導《新華日報》的機會，於3月17日發表短評《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強詞奪理地提出，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為斷」，並一再要挾陳獨秀「公開聲明」和「公開宣言」。
面對咄咄逼人的氣勢，一直沉默不語的陳獨秀憤怒了。
第二天，他就寫了《致〈新華日報〉公開信》，他知道《新華日報》未必發表，於是，又給《掃蕩報》寄去一個副本。果不出所料，《新華日報》沒有發表。19日《武漢日報》和20日《掃蕩報》全文發表了這封信。信中說：
「我在去年九月出獄之後，曾和劍英、博古談過一次話。到武昌後，必武也來看過我一次，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
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報》，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月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的問題。……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為，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為斷』。除開真實的證據而外，聲明不聲明，並不能消滅或成立事實呵！況且現在並非無政府時代，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在政府機關未判定是否漢奸以前，任何私人無權決定他們為漢奸，更不容人人相互妄指他人為漢奸，以為政治鬥爭的宣傳手段。」
陳獨秀的信件發表後，新華日報社發表了《關於陳獨秀來信》，指出：陳獨秀「直至今天還是托派思想的俘虜，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不願意堅決的反對托派漢奸的行動，也正因為這樣，中國人民把陳獨秀和托派漢奸聯結在一起，不是沒有理由的。」
陳獨秀不願再耗神費時於筆墨官司之中，在致何之瑜的信中說：「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只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帳，此無他也。」
1938年7月，他離開武漢來到重慶，後又定居江津，開始其生命路途的最後驛站。蔣介石為挑撥他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派胡宗南、戴笠前來拜訪。他們拿出傅汝霖、段錫朋等人為陳獨秀辯護的文章剪報，交與陳獨秀說：「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為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他接過剪報，繞過國共關係的敏感問題，態度平和地說：「我本人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
陳獨秀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最終都沒有訴諸法律，對簿公堂，究其原因，難道真如他所說：「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抑或有別的難言的隱情。但是，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在全民抗戰的民族大局前，孰輕孰重，他把握的非常準確。擱置個人的榮辱聲譽，全力以赴地奔走抗日救國，這正是陳獨秀，正是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博大胸懷和拳拳的赤子之心。
歷史終於還原一個真實清白的陳獨秀
「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唐代大詩人李白的詩句，最能真切地表達出謠諑的可惡可怕。其實，很多人包括中共高層都十分清楚，所謂「托派漢奸」乃是最大的陰謀和騙局。但是，在整個共產國際的反對托派的權威語境下，托派已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眾矢之的，共產國際的每個支部、每個黨員都必須也只能無保留地站在反托的立場上，正是因為這般森嚴和莊重，王明才說，陳獨秀即便不是托派漢奸，也要說成托派漢奸。王明是亦步亦趨，所以才能步步高升。很多托派分子也知道是王明從中作梗，阻止他們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回憶起葉劍英為營救獄中的他而奔走時，十分感動。他認為：「中共黨員對於托派關係，亦非一致敵對。」「只有極少數如陳紹禹（即王明，作者注）一派才把反托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本。」反對托派是國際共運的重要的政治內容，在這種形勢下，「托派漢奸」的說法被一直沿襲了幾十年，也就不是件奇怪的事情。1951年8月，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的《毛澤東選集》中，選入《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其注釋30，仍沿用王明等強加於陳獨秀的不實之詞：「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散布國民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類的反革命宣傳，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託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占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跨邁四十年的風風雨雨，1991年2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重新修訂《毛澤東選集》，在同樣的注釋中，其內容已作了重大修改：「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相結合，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的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托陳取消派。」
請注意，新注釋已刪去舊注釋中的「叛徒」、「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等關鍵性的文字表述，而更重要的是將一大段「托派漢奸」的誣陷性的語句，全然刪除。《論持久戰》的注釋9，又增加了這樣的文字表述內容：「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見金。」陳獨秀所堅信的「公道在人心」、「社會自有公評」，在經歷半個世紀多的風雨沖刷洗滌後，終於得到公正的回應。由「托派漢奸」到「托派在宣傳上也是主張抗日的」，王明等強加於陳獨秀等的罪名，已一概刪除。這是迄今為止對陳獨秀等最具權威的政治界定。
原載《文史精華》2003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