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德後一個問題始終讓我糾結：德國和日本兩國為何對歷史的反省會如此截然不同？
1985年我隨王蒙率隊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西柏林，與德國諾獎得主、《鐵皮鼓》作者格拉斯二次相會。二十七年後，他發表了批評以色列及德國政府的詩作《非說不可的話》，這首 詩在德國引發了全民範圍的大討論，批評之聲響徹雲霄。格拉斯在給我的回信中表示：「對我的作品，多家刊物以惡劣的方式作出回應，他們對我詩作的內容置若罔聞，將我本身當作他們的攻擊目標。我雖事先有所心理準備，然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我的侮辱，其程度之強烈，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他們蓄意損人的詆毀，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
有一種觀點：「歷史的責任不能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整個民族都有責任。」我贊同這種說法。加入名為 Unitas 的社團後，我向德國友人提問：「你們對那段歷史作何感想？是否感到自己也負有責任？」回答是：「我們從不認同納粹政權，它跟我們不能同日而語。」他們表示納粹迫害的不只是猶太人，還有持不同政見的德國人，只要不符合法西斯思想理念，就無一例外會遭到迫害。他們這個歷史傳統悠久的知識團體在30年代被嚴厲取締就是一例。
「我們雖是同一民族，但政見判若雲泥。反法西斯組織白玫瑰紹爾兄妹和謀殺希特勒的德國軍官馮·施陶芬柏格只是成百上千人物事例中的一二，他們代表著日耳曼民族的正直與良知。」
一位年長會員說，1950年代初他去美國，總是被人問：「你也是納粹嗎？」 他說：「好像我們是個德國人就是納粹！」 我問他們如何作答，他們說：「我會盡力解釋，萬一解釋不通，這歷史的包袱只能承擔下來，誰讓我們是德國人！然而我們的民族共識是，對那場人類劫難承認得越徹底，我們的包袱就越輕。新納粹主義只會讓我們再次承擔起歷史的重負。」
德日兩個民族對自己那段不光彩的歷史截然不同的態度，或許源自國情不同。
「二戰」時的日本舉國上下萬眾一心，幾乎沒有出現過對本國公民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在日本民族的心目中，對外侵略是一場民族戰爭，贏則俱榮，敗則俱毀。一旦國家認罪，則意謂著每個人認罪。因此戰後幾十年來歷屆政府都死不道歉，甚至試圖歪曲歷史。
而德國是撕裂的。1980年代，分裂的東、西德國都不遺餘力地標榜自己如何對納粹的清算，都把歷史的罪過推到柏林圍牆的另一邊。說來也巧，兩個集中營，一邊一個。
另外，地處歐洲中心的德國，戰後四周強國林立，若想擺脫歷史，脫穎而出，唯獨了結過去，從零開始。而在當年的亞洲，日本一家獨大，這種壓力對日本微乎其微。
日本現行的民粹主義思想在德國是行不通的，德國民族與納粹歷史的決裂已被寫進法律。任何一個德國政要想留守政壇，務必與歷史劃清界限，無條件地同情、支持、幫助猶太人，而這正是格拉斯被指責的焦點所在。
同時，歐洲敏感的地緣關係也迫使德國走這一步，英、法兩個戰勝國無時無刻不死死盯著，一再翻舊帳，容不得丁點的風吹草動。執政黨對歷史的態度，更是在野黨攻擊的法寶。這種精神壓力，日本人是感受不到的。
這兩個民族都身負歷史罪孽，但國情相悖，也導致了一國徹底反省，甚至唯恐不及；另一國則麻木不仁，至今無動於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