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底，在茶淀農場（特別是於家嶺分場）勞教的右派分子，在飢餓中大批死亡。農場感到這樣下去是個問題，於是，把一批餓殍用「回家養病」的名義送回家去。一則把已經不能勞動的餓殍送回家，回去死掉和農場毫不相干，概無責任；二則農場不養不能幹活的勞教分子，只能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賠一文錢的事也不干。所以就琢磨出一個高招——推給右派的家屬。在這種情況下，我也被送回家來。
我們街道這一片，被送回來的老右一共四人。除我之外，小董叫董尚斌，是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趙越是中央調查部幹部。老崔叫崔繼，是北京園林局會計。都在街道上作臨時工。
老崔當初三十多歲，家庭經濟情況比較緊張。妻子是工人，身體不好。大孩子是個女孩，正上初中。老二是男孩，有點弱智，不能上學，也不能正常勞動。小兒子剛上初中。在他回來前，妻子帶著三個孩子，生活可說是十分艱難。
也許原來單位宿舍緊張，或者沒給他分房，他家住在一個已經年久失修，破舊不堪，早沒僧侶的寺廟裡，四十多家城市貧民把舊廟的大殿、配殿、廂房分割成四十多戶住房。再加各家搭起的大大小小的棚子，院子裡的走道，頂多自行車可以通行，平板三輪未必能進得院去。老崔一家五口，住在配殿西頭隔出來的一套不規則的十來米的住房裡，幾張床占了一多半面積，一家人全回來，必須有人上床騰出地面。來了客人，家人必須躲出去兩個，否則真的是沒有立錐之地。至於屋內的採光，那就別提了。
儘管生活是如此的艱難，老崔總是和顏悅色，對誰都是那麼謙遜客氣。對於經常欺負我們的街道主任（小腳偵緝隊隊長），更是不敢有半分怠慢。
有一次，我問起他來：「你怎麼就被劃了個右派？」
「唉！中學時候，在國民黨統治區上學，不懂得，同學給報名，參加過三青團，其實啥也不懂，也沒幹啥活動。後來家庭環境不好，沒升學，參加了工作，早就沒什麼關係了。解放後就成了政治歷史問題。整風時說會計帳不能有半點假，領導不高興了，說參加過反動組織，現在還對黨不滿，這就成了右派。」說話囁囁嚅嚅，微微笑著，透著一個老好人的樣子。
兩年之後，街道上失學，年齡稍大的孩子要給分配工作了。街道主任的一個兒子，因為是偵緝隊長的兒子，雖然也有點小流氓習氣，走在街上，溜須拍馬的偵緝隊員和積極分子，少不了點頭哈腰，沒話搭拉話。在這個小街道上，把這個流里流氣的小子，捧得跟個小官兒似的。碰到分工作的好機會，頭一個就把這小子「選送海軍」。這就更助長了他的狂勁，走過來恨不得把迎面走過來的人全踩在腳下。
老崔的女兒初中畢業，人老老實實。人再好，她爹是老右，給分的工作是清潔工。乍一聽好象也可以，其實是別人都不願乾的——掃大街的。老崔心裡很明白，但又能說什麼呢？
姑娘二話沒說，立馬去報了到。先有個事作，也解決一點家裡的經濟困難問題。
不管是揮汗如雨的酷暑，還是風雪交加的嚴寒，每天天不亮，街上還沒人的時候，姑娘就去掃街。回來還要幫父、母把飯作好。最難能可貴的是每天一定堅持不懈的學習中學功課。
老崔平時還是和顏悅色，然而簡直是心痛。孩子這樣勤奮、好學，將來「階級鬥爭」的打擊，「右派子女」的帽子扣來，能作什麼？心裡的苦處也沒法對孩子講。
…………
記不清又過了幾年，實行高考了。姑娘報了名，而且說：「要考就考好學校！」老崔真是為難，該說什麼呢？結果會是怎麼樣呢？
………
不知又過了幾年。偵緝隊長的兒子從海軍回來了。沒有穿軍服，走在街上低著頭。聽說街道主任陳國珍是帶著三個孩子嫁給現在的工人丈夫的。原來的丈夫是國民黨軍人。孩子被海軍查出生父是國民黨軍人，並非出身工人階級，被罰回來了。偵緝隊長從孩子那裡露了餡，心情灰暗，不久患了肺癌（她成天「綠葉」香菸不離嘴，那最低級的香菸里能致癌尼古丁含量很高），不再上班，臥病在家了。
...如今老了，總算有了宿舍，小兒子都結婚了，只可惜好人老崔已經85高齡，又不得不伺候癱瘓在床的老伴，領著那弱智的兒子，陷入新的艱難生活。
唉，好人平安，祝好人老崔一家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