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只要喇叭一響，那些大小商店的老闆無不側身站在店門前側耳靜聽，有沒有自已的名字。一當聽到有自已名字，則膽戰心驚，夜不成寐；沒有自已名字，則暫時舒心，企盼來日。至於大幅的漫畫，招貼，標語，當然更是隨處可見。翻開每天的《川西日報》（四川日報的前身）和中央各報，每版皆是揭發聲討不法資本家的文章，以及某省、某市不法資本家被捕的消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誰不為之怵悚！弄不清楚這個「五反運動」到底怎麼收場？
楊老闆自殺後，接著春熙路陸羽春茶葉店鄒老闆，因不滿打虎隊員的兇橫，全家六口服毒自殺，經搶救活下四人，鄒老闆和他老伴死了。不幾天，全市其它行業也出現資本家自殺事件，有的跳樓、有的抹喉、有的投水……
我們有些猶疑了，不知如何是好？市里節儉會得知情況後說：死幾個違法犯罪的資本家有什麼了不起，這是他們存心和黨與人民作對，這叫「畏罪自殺」。儘管上面說不怕資本家自殺，實際也怕，認為這樣影響不好。
節檢會暗地叫我們注意方法，儘可能不要發生自殺事件，對緊張過度的資本家要作思想安撫工作。雨前春茶葉店老闆張叔奇被定為「嚴重違法戶」後，怕遭到逮捕，全家大小嚇得夜裡睡不好，白天吃不好，有想死的打算。哲隊長得知此情況後，向我說：你在那學過徒，張叔奇是你三師父，快去做思想工作。
我當然義不容辭，立即趕到店裡，師婆一見到我嚇得語無倫次，羅羅嗦嗦說：「黃，黃，師兄，不，黃政府，呵，呵…黃，工作隊，過去有什對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錯，你是知道的，我們做生意從沒有偷過工，減過料，更沒有偷過稅，你和我們師徒一場，要說說公道話啊！」
我感到十分驕傲，唉！時代変了，地位變了！但師傅總是師傅，師婆總是師婆，不能太過分。現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難別人，於是態度十分和靄，語調十分柔和，說：「師婆，你要相信黨，相信政府政策，我們工作隊不會冤枉一個好人，只要賠退了就沒有事」
師婆抹著眼淚道：「怎麼賠退得出十多億啊！」
我只好坦露心曲道：「師婆，到這個時候了，你是保錢還是保人？」
在一旁的三師傅，明白我話中意思，急忙說：「媽，黃師兄說了，只要賠退，就不會逮捕。錢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退，砸鍋賣鐵都退！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
在我離開時，三師傅一再感謝說：「只要不鬥爭，不逮捕，什麼事都好辦。」
這時，我才真的明白，「賠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麼？就是要資本家把錢拿出，拿得越多越好！從市節儉會傳來一個消息，說南門大橋外那個被定為「嚴重違法戶」的萬里香海椒麵商店，退出了九百多兩黃金，成為成都市「五反」運動特大喜訊。
誰也不會相信，一個做海椒麵生意的小店老闆，怎麼能退出這麼多的黃金？但確實退了九百多兩黃金。原來，在1949年前夕，國民黨退守西昌，準備再從西昌退到緬甸或泰國。兵荒馬亂的一天下午，一輛南去奔馳的軍車，在急轉彎處車廂往上一拋，一個小木箱滾了下來，人們以為裡面裝的是槍枝子彈，誰也不敢去拾，你推一下，他移一下，最後挪到萬里香海椒麵商店門前。到了晚上沒人時候，萬里香海椒麵老闆將木箱搬回屋裡，撬開一看，呀！裡面全裝的是亮閃閃黃燦燦的黃金，共一百條，每條十兩，整整一千兩啊！每條黃金上面烙有中央銀行印記。
後來，萬里香海椒麵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成都市最大的海椒麵大王，聲名在外。由於生意大，名聲大，「五反」時被列為「嚴重違法戶」。在賠退階段，被追得沒有辦法，便拿出幾兩黃金交給工作組。工作組發現金條上面有央行烙印，立即再加大力度窮退，事情原尾才露了餡，萬里香老闆不得不將此箱黃金交給共黨。
1952年4月一天，成都市節檢會召開全市各行各業不法資本家賠退大會，地點在成都軍區北較場的大操場垻子裡。那天，中共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親臨大會。大會主席台前放了幾十張長條桌，桌上擺滿金條、金磚、金元寶，銀元、銀錠、銀撬寶，以及各種珍珠、瑪垴、玉器之類的財物，黃燦燦，白晃晃，在陽光下耀得人睜不開眼眼。這是我平生以來看見這麼多的金子、銀子、珠寶玉器，值多少錢啊！共產黨真厲害，斂財搞錢有的是辦法！
另外，那些被定為違法戶、嚴重違法戶的不法資本家，排著一列長隊，人人手中抱著人民幣、美鈔、金銀財寶、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請罪，向政府認罪，然後低頭彎腰把手中錢財，畢恭畢敬地放在桌上，然後退著身子走下來。那天，三師傅張叔奇也在這個行列里，我十分高興，他終於「幡然悔悟」，走了「坦白從寬」的「光明大道」。
事過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才得知當年「五反運動」的真實情況。據山東大學附中李昌玉先生在他所著的《五反運動謎面與謎底》一文中寫道：據一份《內參》（見《重慶「五反」轉入處理階段以來自殺案件增多》記載：
1952年5月重慶市「五反」運動，轉入處理中小戶，複查四、五類違法戶以來，自殺案件日益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殺總數達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為情節嚴重的大盜竊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業者，本身違法不大，有的才幾十萬元，有的還是職員。一般多是問題嚴重或與政治問題有聯繫的畏罪自殺；個別的是由於檢查人員逼供。造成中小戶自殺者多是由於檢查人員工作方式簡單，政策交代不夠，未安定其情緒；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壞分子恐嚇，造成自殺。二、三區均發現有定中小戶為「大老虎」逼死的嚴重事件，群眾影響極不好，對死者多表同情，壞分子並乘機造謠，情節惡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集體自殺的現象出現。牙刷業有幾個奸商被管制後，互相遞條子商量自殺。大美綢布店股東之一的翟大慶4月8日晚與妻子、母親一同自殺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對此問題有的單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運動自殺的規模，在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更上一層樓。謝泳先生寫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
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屍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人滿為患。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埠，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嘆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悽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當年，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曾戲謔跳樓自殺者為「空降部隊」。
上海當局眼看自殺的人日益增多，為防止蔓延，影響其預定計劃起見，乃採取緊急措施：一、公園及僻靜之處，均派兵巡邏，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黃浦江岸口偏僻之處，築上竹芭，要衝之地，均有解放軍站崗防守，黃昏以後即不准人行近江邊。三、各馬路高樓頂上均站崗防守，又因有從四層樓以上樓窗跳下者，乃嚴令三層以上樓窗均須裝置木欄與鐵絲網。四、凡以自殺逃避「五反」運動者之公司行號，器物財產一律充公，絲毫不留，藉以脅迫其家屬為之監視。除此，更加緊發動群眾鼓勵員工，一面積極予以訓練，一面督令嚴密防範，凡隨行相跟，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謝泳的文章《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問題》說：「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後不要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這種自殺哲學的現象：連自殺也要叫你恐懼！」五反運動的自殺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錢數，每個資本家當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後是要如數「退賠」的。你並沒有偷稅，沒有偷那麼多稅，為了「過關」，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後怎麼辦？那只有一死了之。
似乎成都市的「五反運動」還要文明一點，茶葉業先後死了六個資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舊五金行業，他們生意做得大，賺了不少錢，賠退退髒階段每天都有人上吊、抹喉，買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藥。他們工作隊的人告訴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