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毛澤東和胡喬木在香山
胡喬木號稱黨內第一理論家，但實質卻是維護共產黨領袖權威以及僵化教條的御用文人。1983年，胡喬木與鄧力群聯手發動「清除精神污染」，由於當時領導人胡耀邦的反對，只堅持了28天就無疾而終。加之他們倆前後一系列左行左為，被觸角靈敏的香港媒體分別封贈「左王」、「左將」。中共當然習慣性嗤鼻為「反共勢力誣衊」。不過，真相是一切正義的基石，對歷史對人物的品評都得以史實為據。「左王」、「左將」並非情緒性扣帽，出處鑿鑿，「帽」出有據。
「左王」語錄
1983年5月14日，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1912～1992）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竭力為毛澤東整死劉少奇、彭德懷開脫：
在革命勝利以前，毛主席跟劉少奇共事的時間比較短。他們的關係始終不是很親密的。相反，毛主席和彭德懷是長期共事的，在革命戰爭年代有過很長時間的合作……毛主席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比較缺少充分寬容的美德。這是他跟許多同志發生一些不愉快關係的因素。當然，其他同志也都有個人的缺點。你剛才說的三位同志，都是自尊心很強的。……
拿彭德懷來說，他在1959年曾寫了一封署名的信給毛澤東，批評1958年所實行的辦法。這封信今天看起來還是相當委婉。但如果他採取其他方式的話，可能不至於導致後來那種不幸的結局。因為毛澤東同志的自尊心過於強烈，很不容易接受哪怕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委婉的批評、含蓄的批評，他覺得這是對他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他整個思想路線的挑戰。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因為毛澤東同志和中央許多同志正在糾正1958年的錯誤。在平心靜氣時，他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如果彭德懷注意提意見的方式，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這就如同一個人有了傷口，傷口正癒合的時候，最好不要去接觸它。應該讓它自己癒合，那麼傷口是可以自己癒合的。但如果接觸得不好，特別是接觸時帶有刺激性，就會引起受傷人的暴怒。……彭德懷同志是一個正直的人，但與人相處比較粗魯，對他不滿意的人是不少的。另方面，大多數黨的幹部不願意在這樣困難的時候造成內部分歧，不願意在這樣的時候損害毛主席的威信，造成一大批人對毛主席的攻擊。
……文化大革命是一種非常離奇的局面，這是後人以及外人很難理解的。[1]
歪曲事實
護短首先從歪曲事實開始。毛劉1943年開始共事，至1966年共23年，還是「比較短」嗎？再則，「共事短」能成為「有失親密」並整死對方的理由嗎？
更不能看的是：居然將1959年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的責任推給彭德懷！胡喬木說廬山會議原本「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摧毀這種可能性的不是毛而是彭嗎？廬山會議從前期的「糾左」到7月23日的「批右」不是老毛一手逆轉？還講不講一點起碼邏輯？還有沒有一點起碼良知？胡喬木出於中共不能批毛的政治需求，硬就如此顛倒黑白、不顧事實！
毛澤東惡意整死劉少奇、彭德懷，還是缺少「充分寬容的美德」嗎？毛澤東的「自尊心」強，其他人的「自尊心很強」就成為缺點嗎？難道只准老毛一人自尊心強？胡喬木既然理解毛澤東的「自尊心很強」，為什麼不理解劉少奇、彭德懷的自尊心？對毛一個標準，對劉彭又一標準，還講不講一點標準的統一性？批評矛盾不對準主要責任的毛澤東，反面高標準嚴要求為民鼓呼的彭德懷？就算彭德懷遞信時機不合適，就該得到「反黨」罪名直至被整死的下場嗎？與毛澤東的卑鄙殘忍相比，「遞信時機」還值得一提嗎？
2014年，李銳先生評胡喬木：
他的一些文章有許多不大符合事實、強詞奪理之處。
胡喬木有「兩面性」，或者用另一種說法，他是「士」和「仕」相結合、既統一、又矛盾、常反覆的人物。
聽說喬木臨終時，對一些事有所反思，說他寫的黨史（指《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很多是不實事求是的。因此，在給他開追悼會時，降低了規格。[2]
「很難理解」
很清楚，為了政權的歷史「合法性」，中共強行護毛挺旗，為老毛遮醜就是為中共卸責。胡喬木不愧為「中共中央一支筆」，很有點思維能力，不僅將責任推給受害方，還說「後人以及外人很難理解文革」，似乎只有他們自己才了解情況、才有「正確」評判的資格。
國事非家事，國務非家務，後人外人當然有權一輪輪評議。所謂「很難理解」，無非是中共你們自己。對廣大國人來說，毛澤東發動文革不就是要打倒劉少奇嗎？不就是為掩蓋「大躍進饑荒」餓死四千多萬人嗎？毛不肯下「罪己詔」，不就是硬將錯誤進行到底嗎！這有什麼「很難理解」？所謂「很難理解」，實為你們自己「不願理解」——不願按事實理解，而要國人按你們的「四項基本原則」理解中共理解文革，這才是真正的「很難理解」。
大躍進、大饑荒、黑文革，胡喬木一路親歷，當然知道其間來龍去脈、是非曲折，但為一黨私利，只能顧頭不顧腳了。同時，如此笨拙護毛，說明中共實在沒招了，只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國人會接受胡喬木的指鹿為馬嗎？會真正「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會認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歷史當然不能由「演出者」自評。胡喬木1930年入團，1932年轉黨，1940年在延安《中國青年》發表〈上蔣委員長書〉，得到毛澤東垂青，1941年攬為秘書，毛譽胡喬木「思想改造得最好、靈魂最美」的知識分子典型。[3]
1949年後，胡喬木兼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代表毛澤東掌管意識形態，忠實執行毛旨（從批判影片《武訓傳》到1964年杭州西湖毀墳再到文革），一生與毛緊緊捆綁，護主即護己，屁股坐在什麼位置，不是很清楚嗎？按說，他才應該迴避自評（利益攸關），居然倒過來指說別人外人無資格評議中共，國人後人能接受這樣的邏輯嗎？
胡喬木現象
墓志銘最終是自己刻的，胡喬木如此這般演出，加上他為鄧炮製「四項基本原則」、賣力拱倒胡耀邦……也就為自己刻下無法拭改的墓碑——左王。老實說，擲帽「左王」還算客氣的，「左棍」更為恰當。比如周揚在「文革」後的大徹大悟和懺悔態度贏得了許多人的諒解與尊重，但是他因為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做了「關於人道主義」的報告，卻被胡喬木輪動左棍狠狠批判，整得鬱郁而死。所以這撥為毛洗地者更準確的歷史評語，應是「助紂為虐」、「自甘殉葬」。出來混，當然要還的。
寧要黨性不要人性，寧要黨識不顧常識，成了數代赤士最具標記的共性。因此，識別此類人物（包括當代大小「五毛」）也就有了一柄刻度精準的標尺：誰在顛倒是非有違常識，誰就有五毛嫌疑。
王滬寧（1955～），「今天的胡喬木」，他的表演如何？會不會再演「胡喬木現象」？以他迄今為止的演出，好像並未「致君堯舜上」，很難避免黨性決定的共性——為中共政治服務的特有尷尬。
10/31/2019 Princeton
【注釋】
[1]《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頁213～214。
[2]盛禹九：〈複雜多面的胡喬木——同李銳談話錄〉，《炎黃春秋》（北京）2014年第2期，頁32～33、35。
[3]盛禹九：〈複雜多面的胡喬木——同李銳談話錄〉，《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頁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