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在百年前中國"救亡圖存"的洪流中，中國共產黨一面打著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一面也呼籲"民主、共和"。到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共產黨卻越來越依靠赤裸裸的專制權力維繫其統治。但外界對中共統治本質的認識有不少差異，對其是否是"極權主義"爭論不休。那麼，中共統治中國的本質特徵到底是什麼主義？請聽本台記者王允的建黨百年特別節目《中共統治中國的本質是"極權主義"嗎？》，今天播出上集
去年因為批評中國金融監管體系而從公共視野消失的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一直行蹤不定。今年六月中旬阿里巴巴副總裁蔡崇信才向媒體透露，馬雲近來保持低調，一直在畫畫。
馬雲的這種"姿勢"讓網友調侃，連馬雲也躺平了。美國保守派期刊《國家評論》則直言，馬雲是在躲避中國共產黨。這則評論還說，中國的商界領袖都不得不噤聲，已經成了新常態，並直指這要歸因於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獨裁權力。
"馬已經服"（自由亞洲電台製圖）
"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誕辰百年慶典之際，"馬雲們"的命運似乎再一次為這個政黨的專制權力添加了一個小註腳。但外界對這種權力本質的認識差異卻很大。
美國國務院、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和自由之家等延續過去幾十年的習慣，用"威權主義"來定義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方式。但中文和英文世界有不少學者或觀察家近年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極權主義"。
"威權政府有幾個角落是權力沒有完全控制的，你在中國都找不到，比如說，相對獨立的媒體，相對獨立的司法，自治的地方，以及有點靈活氣兒的反對黨，"身居美國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認為，從這幾個方面判斷，中國並不是威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
但無論用哪個詞似乎都不能滿足人們把握中國現狀的需求。"我強調的是一個動態的描述，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如何，這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如何是，如何成為今天這個樣子，"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這樣告訴本台。
胡平出生於中共建政之前的1947年，他完整地經歷了毛澤東統治的時期，在文革期間下鄉插隊、又回城工作，直到1978年才有機會考入北京大學，從事西方哲學史的研究。1979年胡平在民間刊物上發表的《論言論自由》的文章一時被人廣為傳閱，顯現出文革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社會控制的鬆動。
1979大致是習近平所稱的"後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分界線。談到中共專制權力的本質時，胡平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以1979年為界這前後七十年的轉變，"這一段簡單講就是，中共如何能從前三十年用殘暴的手段消滅私有制、打倒地主資本家，然後又到後來搖身一變，把公有制（財產）化公為私，成了權貴的私產，成了最大的地主、資本家。"
街道辦人員在北京街頭為七一中共黨慶進行排練
經典意義上的極權主義
從中共1949年建政到1976年文革結束，毛澤東時期中共的統治方式作為經典意義上的極權主義，外界一般沒有異議。
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制度重塑，實現了"黨領導一切"。政治上，黨政高度合一；經濟上消滅私有制，實行指令經濟或計劃經濟；對於社會，中共更是通過人民公社、街道辦事處等制度將對社會的控制延伸到城市和農村的最基層。毛澤東又依靠領袖崇拜和意識形態灌輸實現對國家的獨裁統治。
因為這一時期的專制統治脫胎於前蘇聯史達林時期的極權統治，又有論者將其稱為史達林式的極權。
但隨著毛澤東去世，中國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進入了較為寬鬆的時期。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政分開的提法不時出現，並有局部的試驗。私營經濟也逐步放開，並發展成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人民可以廣泛接觸外部世界的信息，對民主、自由的呼聲在民間不斷湧現。
在八十年代開放的氛圍中，以吳稼祥、蕭功秦等人為代表的政治學者提出了在經濟上開放、在政治上集權的"新權威主義"。雖然這一提法在當時的思想界並不太受歡迎，但卻影響了民間輿論和西方媒體，使得"權威主義"（或威權主義）成為了此後幾十年外界對中共統治方式的主要定義。
但在一些觀察家看來，八十年代的政治鬆動並不意味著中共統治的極權主義性質的消解。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徐賁2005年在《當代中國研究》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中指出，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出動軍隊血腥鎮壓天安門前的示威民眾，恰好說明了極權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其政權仍會訴諸暴力和恐怖。
北京天安門廣場六四後的華麗轉身
"六四"之後的"華麗轉身"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三十二周年，當年見證了屠殺的天安門城牆仍然是褚紅色的，仿佛1989年6月4日清晨的血腥從未散去。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並未表現出要為六四正名的意思。
胡平多年來在各種場合反覆地說，理解了"六四"才能理解當代的中國，"原來他要搞資本主義，還要牽動政治上的改革；現在人都殺了，無所謂了，因此就變得更靈活，也就是說他可以明目張胆地引進資本主義，但口頭上依然大談社會主義。"
他強調，中共通過六四進一步實現了對權力的壟斷，它才可以不顧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矛盾，在六四後實現戲劇化的"華麗轉身"。
徐賁在前述那篇文章中提到，中國極權主義統治的核心特徵就是不用藉助別的理由，單憑"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基本原則，就可以給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敵對、顛覆"的罪名。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維繫其統治借用的名義就是權力本身。
六四之後，中國相繼進入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權力明顯加強。政界和學界自由派的聲音被嚴酷打壓，批評和反對的空間日漸縮小。徐賁認為，1989年之後，很多社會管制和思想控制的措施都有向極權主義原型回歸的傾向。
2008年，中國迎來了所謂的"公民社會元年"。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8年6月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為38.6萬多個。
目前身在紐約的人權組織"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從2004年開始就在中國做勞工權益的培訓項目，但他告訴本台，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就不斷騷擾他們這樣的外來非政府組織，"他們會不停地干擾我們在中國的合作夥伴，國保警察會經常找到我們的合作夥伴去了解情況。"
這種騷擾到2012年，也就是胡錦濤主政的最後一年，更是變本加厲。當時深圳國保一處的副處長專門跑到李強的辦公室，約談他們的員工。
一些律師和人權捍衛者在2012年推出了"新公民運動"，要求教育平權和官員財產公開。但在同一年，中國警方在鎮壓2011年流產的"中國茉莉花革命"中採用的"監視居住"的措施被寫進了《刑事訴訟法》法典。這種做法被人權律師稱為共產黨鎮壓良心犯的酷刑總成。
英國《經濟學人》2013年合成的習近平黃袍加身封面截圖（經濟學人）
"強人"習近平
2012年的中國波譎雲詭。曾傳聞意欲進軍最高權力的太子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為其屬下王立軍夜奔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被驟然拉下馬。另一位太子黨習近平則在當年底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開啟了習時代。
雖然當時中國朝野對習近平抱有美好的想像，認為他將把中國從胡錦濤時代帶向更民主的階段，但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說，他從一開始就不相信習近平會是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因為中國已經出過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對中共的黨紀是最危險的。......他就覺得，這個制度要真正有效，就是需要一個強人和一個聽這個強人的話的黨。"
白夏說，事實證明，習近平就是這樣的強人。"所以他一上台就反腐敗，反腐敗不是因為什麼道德的理想，而是他覺得如果腐敗讓中共變成各種利益集團的黨，它就會完蛋了。......所以，中共需要一個強人，強人要強迫黨聽他的話。"
胡平則認為，習近平的反腐敗有偶然因素，"哪怕你上台了，面對著上層盤根錯節、利益互相交叉的高層腐敗，你想反腐也沒辦法下手。結果王立軍把薄熙來拉下來了，又牽扯到周永康，這就使得他在高層反腐敗有了切入點。"
在大規模反腐敗的基礎上，習近平迅速集中了權力。到2016年，習近平不僅按中共一把手的慣例擔任黨政軍一把手，而且身兼七個小組的負責人，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等等。2018年初，全國人大更通過修改憲法，刪除了"國家主席連續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讓習近平有可能打破文革結束以來形成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不超過兩屆的慣例，在二十大之後連任。
這一系列操作讓外界驚呼，中國進入了大倒退的時代。不甘心的年輕人在社媒上廣泛傳播各種"開倒車"的小視頻，影射國家政治的倒退。
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積累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在習近平統治時期迅速上升。從2011年開始，中國的經濟總量就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外界估計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只是時間的問題。
"他就認為，現在既然處於這樣一個臨界點，在我的領導下，中國能實現我賦予你們的承諾，如果不跟我走的話，可能就功虧一簣，"原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編審鄧聿文認為，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這為習近平走上集權道路創造了客觀條件。
（下）
習近平接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後，中共似乎就在極權的道路上狂奔。有專家認為，習近平治下對少數民族的殘酷甚至超過了義大利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時期的政策。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正在經歷深刻的嬗變，紅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正被偷換成民族主義。請聽本台記者王允的建黨百年特別節目《中共統治中國的本質是"極權主義"嗎？》，今天播出下集。
極權分左右嗎？
但經濟的迅速發展卻導致中國這個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北京大學2014年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稱，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遠遠超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報告還指出，中國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如此懸殊的財富差距讓學界不斷有人指出，中國實際搞的是權貴資本主義，大量財富集中在權貴階層手中。
"鄧小平這些年給習近平積累下來的經濟體制首先是帶有很強的權貴資本色彩，強調國有企業的地位，而且國有企業有大量的官僚子弟在掌控，"目前身居美國新澤西州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據此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具有右翼極權的色彩。
胡平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傳統的右翼政權並不相同，"右翼的專制一般不直接否定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他號稱要實行軍政、訓政，最後是憲政，也就是說他只是把實行訓政看作是過渡到憲政的必要階段。"
白夏教授則不太認同這種左或右的標籤。他注意到中國多年來扶貧的成果，並說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但他認為，"總的來看，他（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就是統治階級。......我覺得，極權主義沒有左或右，就是極權主義。"
中國到底是什麼主義？
"比墨索里尼還厲害"
美籍猶太裔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其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裡談及極權主義的三個支柱，以暴力為基本特徵的集中營，讓民眾相互隔絕、無共同抵抗的手段，以及集權式宣傳和組織手段。
阿倫特可能想像不到，被外界視為類集中營的體制會在21世紀的中國復活。西方媒體廣泛報導，自2017年以來，中國新疆在所謂"再教育中心"關押維吾爾族等穆斯林少數族裔的上百萬無辜民眾，對他們進行洗腦教育，迫使他們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白夏據此認為，習近平治下的"極權主義"超過了義大利墨索里尼時期的狀況，"少數民族地區發生的事情要比墨索里尼厲害多了，根本不考慮什麼自治。"
與此同時，中國民眾越來越深地陷入到被權力切割的散沙型生存狀態中。中國政府通過天網系統和雪亮工程在全國大小城鎮的街頭安裝超過數億支公共攝影頭，對全社會進行監控。據國際數據公司（ IDC）預測，2022年中國視頻監控攝影頭部署量將達到27.6億台。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網際網路進行全方位的監控，對異見者常常施以專制的鐵拳。
作為公民自行組織的方式，非政府組織、民間宗教組織等等也一再受到政府打壓。"就是不讓社會發展獨立的組織，包括維權組織，比如709事件，包括NGO，包括女權主義組織等等，"白夏認為，中國政府2015年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的"709事件"，實際就是"殺雞給猴看"，目的是打壓公民社會。馬雲被迫躺平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加緊了對其黨員的控制。近幾年在涉嫌貪腐被抓捕的中共幹部的通告中，對其罪責的描述中常常出現的一句話是，"對黨不忠誠、不老實"。這句話是源自《中國共產黨黨章》對黨員義務的規定，"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在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規定，要求高校黨委視情況，在院系單位黨委設立紀委或紀律檢查委員，使黨的控制網絡進一步深入到基層。
近幾年，中國共產黨還加碼了紅色宣傳和教育。習近平常常把用好紅色資源掛在嘴上，強調中共的紅色革命傳統。去年習近平在湖南彬州市考察時，他直接對當地的小學生說，要讓紅色基因在他們的身上得到體現。
習近平常常把用好紅色資源掛在嘴上，強調中共的紅色革命傳統。
意識形態的真相
但中共的這套紅色話語體系卻被外界冷冷地看在眼裡。
"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中共失去了他的理想和目標，現在誰還相信共產主義啊？誰也不相信，"白夏分析說，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已經變了，它的合法性基礎之一已經成為了民族主義。
李偉東也認為，習近平強調的紅色資源，實際上已經偷梁換柱，"（他）把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解釋成對抗帝國主義的歷史，這是他強調紅色資源的根本原因，就是重新解釋黨史，說成是為了民族富強，說成是為了中華復興，這就跟他今天的路子對上了。"
他強調，中共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這也是為什麼應該稱其為右翼極權的原因，"全世界民族主義的政黨和政府都被視為右翼。"
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背景下，民族主義的話語在中國甚囂塵上。習近平上台後，接過了江胡時代強調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並在其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夢"的構想。隨著中國近年來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中國模式"也成為中國政府對內對外宣揚的成功經驗。"中國夢"、"中國模式"等關鍵詞也主導了民間輿論，在很多情況下造成中國與西方的話語對抗。
美國好萊塢男星約翰·塞納-馬恩省（John Cena）5月底在受訪時稱台灣是國家，被中國大陸網友揚言抵制他的新片，他被迫發表道歉視頻。
中國作家方方去年反映武漢新冠疫情實況的《武漢封城日記》法文版9月份在法國出版。中國國內有人說，這本書是在向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並稱方方是"賣國賊"。方方因為擔心遭遇官方的處罰，而暫時停止了寫作。
暴虐的民族主義輿論場庶幾符合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所描述的極權主義下的民眾心態。她說，"易受欺騙和憤世嘲弄的犬儒態度是暴民心態的顯著特點。......群眾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他們會同時相信一切和什麼都不相信，認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實。"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習近平的權力與"百年未有之變局"
中共官方極力打造的民族主義話語與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招牌顯然有矛盾，這種矛盾之處比比皆是，包括政治上封閉專制，經濟上卻強調開放；既不斷打壓底層維權人士，同時又高調精準扶貧；既強調依法治國，又把"雙規"這樣的法外手段寫入法律；既聲明中國不對外擴張，又向外購買軍港。
鄧聿文認為，種種矛盾是習近平統治中國面臨的特殊情況造成的，"習近平的極權是在開放的背景下的極權，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狀況下搞的極權。在這種情況下，要搞經典意義上的極權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他要做一些退讓和折衷。"
因為這個政權不斷要做出政策調整來回應外界的挑戰，而不是像經典極權那樣鐵板一塊，鄧聿文稱之為"回應式極權"。白夏則把這種新形勢下的政權稱為新極權主義。
無論中共的專制統治被稱為什麼樣的極權主義，或者是否被稱為極權主義，習近平治下的中共顯然不會輕易放棄其手中的權力。
今年一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的中央黨校學習班上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
這種表述在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的敘述中已經多次出現，在外界看來這裡似乎正隱藏著中共專制權力的秘密。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在美國政論雜誌《外交事務》最新一期上發表文章指出，習近平加緊集權的步伐是為了應對中國人口形勢的逆轉，經濟的結構性下滑，電子技術的快速進步和他所理解的全球權力平衡的重心從美國轉出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緝思則在同一期雜誌上提醒說，華盛頓需要接受的基本現實是，中共對權力的控制是不可動搖的。儘管中國存在如上提到的各種挑戰，外部意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壓力只會無功而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