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歷史中，大唐帝國是個獨一無二的存在。
其實，論文治武功，前有秦皇漢武，後有成吉思汗，不比唐帝國差；論經濟繁榮，宋朝才是最富有的朝代。唐帝國之獨特，在於它骨子裡所體現出來的高度自信和包容。
唐朝疆域圖
這份自信和包容的背後，是一個偉大格局。儘管無數封建帝王都曾有過居於世界中心的政治抱負，但在這一點上做到極致的，恐怕只有唐朝。
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問題。
軍事征伐
公元618年，李淵在長安稱帝，國號唐。
此時的大唐帝國剛剛起步，內部尚未統一，外部北方的突厥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勢力。李淵在太原起兵之時，為求後方穩固，還曾向突厥稱臣。之後，面對突厥的頻繁襲擾，大唐的主要策略是花錢買和平。
南北朝時期，突厥崛起
626年，東突厥頡利可汗趁著大唐內部發生玄武門之變，率兵抵達離長安僅數公里的渭水北岸。此事雖最終依舊靠唐政府奉上大量府庫金帛得以和平解決，但對新任王朝領導人李世民來說，不啻為奇恥大辱。他深知，單靠納賄求和，邊境地區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只有富國強兵，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從這年9月起，唐太宗帶領侍衛在顯德殿前的庭院中練習箭術。面對一些官員對手持武器的軍士的擔心，李世民不以為意，說道：「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鬥戰，亦望汝前無橫敵。」
皇帝決心這麼大，將士們自然分外用力。恰在此時，突厥內部矛盾激化，給了唐軍分頭擊之的機會。630年初，太宗以李靖為帥，進擊頡利可汗。
僅用了約兩個月的時間，就滅了東突厥汗國，生擒頡利可汗。此時已是太上皇的李淵，嘆道：「漢高祖困拜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太宗皇帝也很得意，對大臣們說：「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眼見北方曾經最強悍的汗國短時間內在唐軍的攻擊下灰飛煙滅，西北各族一致臣服，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之後，從太宗到高宗再到玄宗，唐帝國的疆土隨著唐軍的征伐不斷拓展，其疆域西過蔥嶺，到達今天的阿富汗一帶，東到大海，北方包括整個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是名副其實的東方最大帝國。
唐太宗畫像
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烽煙四起的年代，一個軍事上孱弱的國家，撐不起它在戰略上的野心。唐之前的漢朝如此，之後的宋、元、明、清亦如此。
但是唐之獨特，在於軍事征伐之後。
疆域無界
東突厥被滅後，太宗曾召集群臣開會，討論如何安置投降之人以及鞏固唐在漠北地區的統治等問題。會上，出現3種意見：其一，令降眾遷徙中原，分散居住，像漢族百姓一樣從事農耕；其二，將其遣返漠北，居其舊土，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其三，將降眾安置在黃河以南，使其「任情居住」，「不相統屬」，此舉既可使突厥「懷我德惠，終無叛逆」，又使其「力散勢分，安能為害」。
皇帝最終選擇了第三種。當時，凡是西域歸順朝廷而在原居住地不離開故土的諸部落，唐均設置羈縻州。《新唐書》對此描寫的是：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
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對於這些地區，其內部仍然維持原有生產和生活方式，戶籍不必呈報朝廷戶部。
比如，唐朝在帕米爾以西地區共有16國，唐以其國都城為都督府所在地，其下設置州縣、軍府，共88州、110縣、126軍府，以各國國王為都督府都督，統治本國土地與民眾，對中央政府的義務主要是貢賦和軍事徵召兩項。反過來說，當這些國家遭遇外敵入侵時，唐朝就要履行宗主國義務，出兵援救這些政權。這些羈縻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絲綢之路的安全和暢通。當時大食曾向東進攻中亞地區，自認處於唐朝保護之下的安西諸國主動向唐請求幫助，如烏萇國王、骨咄國王、俱立國王等，在安西以西，與大食為鄰，「大食煽誘為虐，俱不從，潛布款於朝廷」，唐廷「深嘉之」，皆賜彩二百緞。直到開元末年，唐廷已經在走下坡路，包括康國在內的幾個國家還與唐聯繫，或求冊封，或請改國名，或表忠心，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唐羈縻政策的成功。
唐之所以實行此策，在於他們認識到，遊牧民的流動性和朝廷有限的資源，使唐無法永遠維持對邊疆地區的直接控制，與其劃疆定界，不如對邊疆地區實行鬆散管理，給他們生衍繁息的空間，只在戰略要地修城築牆，即可維持唐與四鄰的和睦關係。
在羈縻州之上，唐在西域地區設置了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負責管理天山南北、熱海以西以及中亞地區。兩大都護府代表朝廷在西域行使職權，各都督府、州、軍皆受其管轄。曾經大火的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中的主人公張小敬，在西域當了十年兵。他所在第八團駐守的烽燧堡，應該就是某個戰略要地。他們在遭遇外敵時邊抵抗、邊向朝廷報信，為朝廷整軍備戰爭取時間。
影視劇中的烽燧堡。圖源/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截圖
對唐而言，羈縻政策為唐在應對外來侵略時提供了戰略緩衝地帶，保證了邊疆的安穩。對這些羈縻州來說，它們不必在政治上完全效忠唐朝，也不必改變自身的風俗習慣，能夠接觸到唐發達的物質文明和先進文化，還幾乎不用承擔風險，也是何樂而不為的事。唐太宗曾就這一政策得意地說：「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眾人之所欲故也。」
所以，唐帝國的疆域雖然廣袤，但卻缺少明顯的邊界：在西方、北方沒有長城，也沒有邊塞。在這片開放的領土上，任何族群願意歸屬，其領導人都可以取得中國政府的官職，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內。曾有人這樣分析唐帝國在東亞所構建的體系：
1、唐朝本土；
2、羈縻州地區；
3、更具自治性的民族地區，如突厥、回鶻、吐蕃等；
4、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國家，如新羅等；
5、僅有朝貢之名的主權國家，如大食、日本等。
學者許倬雲在評論漢唐秩序時說得更為形象，漢代重視的是從上到下的堅實結構，而唐代的機制則大開大合、來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漢代是厚實的，唐代是宏大的，各有其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唐帝國的這種開放和包容性，不僅僅體現在邊疆政策上，更是體現在整個帝國體系的方方面面。
體系開放
唐朝的開放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
政治上，據《新唐書》記載，當時與大唐交往的國家有72個，就中國古代王朝的對外交往程度上來說，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些國家中，包括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也就是唐人口中的「大食」。在長安的外國使節或地方政權的朝貢使者被允許得到漢文典籍，前往國子監觀摩儒學講授，在市場購物，參加國宴、新年聚會、皇帝誕辰慶典等盛大的宮廷活動。其他外國人經唐廷批准後，也有機會體驗唐朝博大豐富的文化、物質生活。朝鮮半島和日本的僧侶、留學生可以在中國長期停留，學習各種知識，融入中國的生活。唐政府為其提供飲食起居，並發放獎學金。
不僅如此，無論是漢人、日本人、新羅人，還是西域人、突厥人、波斯人，只要有真才實學，還可以參加科舉考試，通過的即被唐帝國授以官職，為朝廷效力，比如波斯王子泥涅斯官拜左吾衛將軍，突厥人哥舒翰官至太子太保、御史大夫，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官至秘書監、衛尉卿等。
阿倍仲麻呂畫像
與政治開放相應的，是經濟上的開放。唐朝最多時與世界40餘國保持貿易往來。當時的貿易通道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盛於漢代、唐時再次繁榮的古絲綢之路，經西域通往中亞；另一條是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東邊與日本之間人員、商貨往來不絕，南向沿著馬來半島和南海島嶼，經印度洋，與大食相連，甚至遠及非洲沿岸。阿拉伯方向來的商船，運來珍寶、香料，從中國帶回的則是瓷器與絲綢。廣州、泉州、揚州等城市，都是當時外商的聚集地。
7-9世紀的阿拉伯帝國。來源/張芝聯、劉學榮主編《世界歷史地圖集》
當時的廣州，專門劃出一塊地供外國人居住，還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權。按照唐代定時開市的制度，每當鼓聲敲響時，各種膚色的外國人以及來自唐朝境內各地的漢人都來到大市場，他們或在店內密謀策劃，或在商船上討價還價，進行緊張的貿易活動；每當日落時分的鼓聲敲響，他們又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區。後來隨著唐帝國管控力度減弱，夜市興起，他們偶爾也到夜市去，用異國腔調大聲討價還價。
開放體系的背後，是大唐對外部世界的精準認知。唐廷負責外交事務的主要機構是鴻臚寺。外國使節到達長安後，由鴻臚卿向其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等情況。德宗貞元年間，賈耽任鴻臚卿兼宰相職務，他憑藉自己多年積累的知識寫成《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此書共40卷，詳細記錄了鄰國的位置、前往該國的道路、與唐的距離等，成為唐朝官員尤其是外交官員的標準參考書。與此書幾乎同時完成的還有一幅名為《海內華夷圖》的地圖，寬三丈、長三丈二尺，兩地之間的距離用比例尺標示。一次，德宗皇帝在接見外國來使時展示出這份地圖。使者們經過仔細查看，確認圖中關於自己國家的信息準確無誤。
賈耽所做《海內華夷圖》
開放，不僅展現了大唐的強盛與氣度，客觀上也促進了漢、胡融合。
「華夷」一家
華夷之分起於先秦，即以中原王朝為天下中心，周邊為非華夏族群，按地理方位依次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周邊國家向中央王朝朝貢，由此形成基於政治和地理空間上不同的「華夷秩序」。
之後，經過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王朝相對周邊四夷的優越感在人們的腦海中得以固化、強化。唐朝的名臣魏徵就認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一直到宋朝時，依舊有北方的文人偏執地認為，南方人低人一等。
但是，在唐代，這種夷夏之分就比較淡。
633年，在唐朝為太上皇李淵舉行的一場酒宴上，一位臣服於唐朝的突厥可汗翩翩起舞，另一位來自南方的部落首領獻詩作歌。李淵看後心滿意足地說：「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高祖所感嘆的，自然是唐太宗的業績。
太宗皇帝曾說過，「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恰，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可以看出，對待華夷問題，唐太宗的態度是開放、平等、德化。正是有這樣的觀念，他在剿滅東突厥時，不光在突厥原居住地漠北故地分置北開、北寧、北撫等六州，以與頡利可汗一起被俘的突厥酋長阿史那思摩為北開州都督，居黃河以南，遙領頡利舊部，還在長安城內安排他們任職，五品以上官員達百餘人。
唐宮廷畫家閻立本作《步輦圖》，記錄的是吐蕃使者朝見唐皇帝。
如果說善於納諫、大度包容是唐之前歷代賢君共有的優點，能夠對華夷兼愛如一，則是太宗皇帝獨創。太宗之後，他的這種觀念與政策仍為李唐王朝所保持。異族名將層出不窮，如黑齒常之、李多祚、泉獻誠、論弓仁等。安史之亂中，來自少數民族的將領更是成為平叛主力，如李光弼是契丹人，僕固懷恩是鐵勒人，李懷光是靺鞨人。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兩點原因：其一，李唐皇室，起於北朝胡化漢人，對所謂夷夏觀念看得很淡；其二，唐朝中後期，推行文人治國，尚武之風弱化，只有胡人反而識字較少，以弓馬為重，成為王朝對外征戰的重要倚仗。
安史之亂後，唐政府的中央政權控制力不斷減弱，周邊的突厥、契丹、吐蕃等少數民族的態度逐漸囂張，頻頻襲擾；而助唐平定安史之亂的回紇則居功自傲，在長安城內驕縱蠻橫，同樣加深了中央王朝對其厭惡之情，大唐立國之初的「華夷一家」政策出現裂痕，夷夏之防重新被提起。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安史亂後，唐人衣著打扮不再流行胡服，而重新恢復寬大的漢服舊風。到宋朝時，由於北宋政權與遼、金政權打交道時頻頻吃虧，華夷之分再次在中原王朝得到強化。
如果從一個更宏大的歷史視角來看，唐時期，周邊少數民族比之前有了更多的機會接觸和學習中原先進文明，自身得以不斷強大，不斷衝擊著傳統的華夷格局。到遼、金時，已經能在與中原的北宋王朝交往中處於強勢地位，直到元朝建立，完成少數民族對漢人的首次逆襲。也就是說，唐代所提倡「華夷一家」的天下觀，在推動周邊少數民族力量興起的同時，也為中國歷史的後續發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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