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間去家附近新開不久的盒馬超市，買了點東西，付帳時卻發現，自助無線支付必須先下載盒馬APP，綁定支付寶之後才能付款。
當然，另一個選擇是付現金，聽說也是被投訴後才開的（因為拒收現金違法），但現在我也都習慣了不帶現金出門。在店裡試著下載，網速慢，許久都沒成，實在很厭惡這種被脅迫的感覺，一怒之下不買了。
盒馬作為阿里旗下的店，為什麼支付寶還不能直接付？顯然，這考慮的根本不是消費者的便利，而是趁機逼迫你下載盒馬APP，是一種綁架消費者的霸王條款。要使人改變行為，通常有幾種辦法：說服、引誘、激勵，但在我們這裡，通常就只有脅迫。
1跟不上就被邊緣化
這種強制推廣的邏輯，在國內生活中比比皆是：在菜鳥驛站取個快遞，之前取件碼還能在淘寶上打開，現在必須先下載APP才行，這還不能一怒就快遞都不要了；去銀行辦個資金證明，也非要你下載手機銀行，註冊、再申請，明明櫃檯十分鐘就能辦的事，能折騰上兩三個小時；上海一些地鐵站里，交通卡儲值原本櫃檯很便利，但前年底就不再提供這一服務，只能去新機器上自助儲值。
在我們的生活中，處處遇到的都是這樣的邏輯，給人的感覺是全然不「以人為本」，而只想軟硬兼施逼迫你「進步」，採用最新的技術。雖說「顧客是上帝」，但你甚至沒有權利選擇，為此他們可以儘量把選項減少，迫使你只能被攆著往那條路上走。哪怕先讓人嘗試幾次，再引誘著逐步改變行為也好啊，它不是，想要你一步到位。
如果真從用戶角度出發，那麼本應力推Web這樣的開放平台，然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卻是APP這樣全面收集用戶行為信息外加終端綁定的東西大行其道。即便有時打著「便利」的名義掩護，但自助購物結帳、返券、滿減最終其實都旨在誘導更多的消費，並通過算法的邏輯，暗中侵蝕用戶自主的選擇權。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買什麼、不買什麼，選擇是否用它們的APP、小程序，甚至選擇是不是用智慧型手機，但這種選擇也正變得越來越少、越來越難。
對一時難以習慣的人們來說，這是痛苦的體驗。且不說還有很多人沒用上智慧型手機，就算是已經開始用上的，畢竟適應起來也很慢。有些老人甚至都根本不敢出門——去醫院要手機 APP掛號、買東西手機支付時被強迫關注公眾號、飯店點菜必須微信註冊掃碼、在家玩電腦各大瀏覽器每天搶占默認瀏覽器、各種來歷不明的軟體騙你安裝，他們已經被弄得暈頭轉向。
2020年疫情之後，健康碼成為各地新的治理手段
對習慣了新技術帶來便利的年輕人來說，也許覺得這是好事，但對很多老人來說，卻每天都覺得自己像個傻子。我一位朋友的老母親，也想網購，但又學不會，於是每次要買東西了，就在微信上告訴女兒，女兒在加拿大上淘寶買好、付款，再在國內下單。
有類似處境的恐怕並不在少數。最新CNNIC數據顯示，中國網絡普及率70.4%，意味著仍有4億多人是不上網的。老人就更不用說了，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調查，60歲以上中國人中僅有23%的人上網。然而，當下急速推進的網絡基礎設施卻極少考慮到他們的需求，他們要麼「被逼進步」，要麼就一步步被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
這並非聳人聽聞。去年疫情期間就出現過這樣的事：一位六旬大爺沒有智慧型手機、無法出示健康碼，也就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無奈徒步956公里外出打工，連賓館也不能入住，以至只能露宿公園。另一位老人搭乘公共汽車，因為沒有智慧型手機，無法掃健康碼，不僅司機拒載，還遭全車乘客譴責，連警察的說法也是「沒手機就下車」。
疫情加速了這一進程，如今很多景點都已改為無人售票，儘量減少接觸，一些人甚至尚未反應過來，就發現在自己國家一點點變得處處難以通行。在歐洲、日本都有很多不肯或不屑使用智能機的人，原因不一，但都不影響他們繼續享有公共服務；而在國內，這幾乎需要要付出英雄般的努力。
我一位朋友出於隱私的考慮和對APP的反感，多年來一直都只用老式手機，但在疫情之下也終於破功，因為沒有健康碼，幾乎寸步難行，這已經變成像身份證一樣是公民必備了——誇張點說，不獲取較新手機（或系統），甚至可能無法使用公共服務。
國內的公共服務，經常像是只服務於「主流人群」的，以至於網上有人嘲諷說：「眾所周知，中國沒有老年人、沒有農村人、沒有窮人。」——這個清單可能還得加上女人、殘疾人、性少數者、上訪者、留守兒童、性工作者、消失的女嬰，以及不會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
我們這個國家，一面在鼓勵、甚至恨不得強制多生，儼然人口再少下去就會國將不國；另一面又在無情地、大規模地淘汰或驅逐那些根據某種標準顯得「多餘」的人。
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背後，隱現出一種治理邏輯，它對待國民就像對待移民：要人，但只要符合標準的人，而這標準，可能是「高端人口」，也可能是「跟上時代觀念」。
2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在近百餘年來的變革潮流中，差不多每一代中國人都經歷過這種被時代洪流所裹挾、沖刷的感覺，它假定：朝向未來的新變革總歸是好事，而任何跟不上這個不斷加速的歷史腳步的人，都是不值得同情的，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語）。這種內在的邏輯一直延續至今，只不過今天更多帶上一點「技術進步」的色彩罷了。
這樣一個社會，就像是背後有人緊追不捨一樣，所有人都在狹窄的道路上奔跑，有人暈厥，有人趕不上步伐，但旁邊維持秩序的人還在不斷催促：「快跑！快跑！別停下！」很少人慢下腳步，更少有人停下來反思。賈樟柯前些年因此說過：「當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不能因為要往前走，就忽視了那個被你撞倒的人。」
且不說那些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或用不習慣的弱勢群體，在這個跑步前進的社會中，一個人若想要抗拒變化，保有原先的生活方式，也變得越來越難。抵制新技術生活方式、不上網、遠離社交媒體，這種新盧德主義儘管在歐美也一樣難，但至少是能做到的。
2016年，曾任耐克公司高管的Erik Hagerman就決定在俄亥俄州自家的養豬場踐行這樣的生活，雖然也有人嘲諷他這其實是一種絕大多數人都享受不到的奢侈，但要在中國做到這一點，恐怕更難得多了。
和歐洲不同的是，國內很少有人擔心權力通過新技術來馴化大眾，而少數不信任/不善用新技術的人，到頭來也只能被權力與資本聯手挾多數人意志所推進的新技術所脅迫，直至無處藏身。
如果說在國外的思路是「只要還有人有可能無法接受新科技，那就需要為這些人留下方便之門」，那麼在國內的思路則是：「只要我上了新科技，你們就全都要適應，不適應就是你自己的問題。」這一點已被社會所默認，最典型地體現在你遇到不便時，很多人的反應不是覺得這些有何不合理，而是「你該換手機了」。
有必要認清這一點：「新」並不一定意味著「好」。事實是，新技術對個人的生活的入侵更為深入，個人隱私更難保障，對信息的控制和操縱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是一種看不見的剝奪。
正因此，現在年輕一代愈益反感各種APP對個人的不尊重，讓你授權給它很多根本與APP內容無關的個人信息——如果你不授權，就不能使用。
現在的問題還不只是「被逼著進步」的那種被催促、被裹挾的不適感，而在於這並不服務於某個宏大的國族目標，而只不過是服務於企業的私利。像逼迫下載APP才能使用服務的做法，業內都清楚這僅僅只是為了企業利益，為了快速推進新業務，搜集更多用戶信息。如果你問「難道就不考慮消費者的感受嗎」，得到的回答是：「也就你不買了，別人都在用。」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企業明顯是吃准了中國消費者的心態才予以區別對待。我有朋友回國時要買東航機票，發現中文網頁要綁定微信，繁瑣而不便，搞了半天都沒買上票，他靈機一動切換到英文頁面，什麼都不需要，兩分鐘就買好票了。
可以說，權利正是在一次次退讓後消失殆盡的，這種脅迫式的強制推動之所以能順利實施，並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強橫霸道，也是因為「我們」沒有恰當地運用我們的選擇權——哪怕現實中這樣的選擇並不多。
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些商家對用戶都充滿了惡意，只是把你看作是榨取的對象而非服務的客戶，只有完善法律法規保護個體權益，促進公開透明的市場競爭，才可能有一天讓它們都從市場競爭中淘汰掉。但服務意識不會憑空掉下來，第一步首先是需要個體權利意識的覺醒——我們有權要求得到更受尊重的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