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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20世紀人類思想最高水平的三場世紀大辯論

激進的知識精英對傳統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深惡痛絕,卻對意識形態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趨之若鶩;正是這些"意識形態新宗教"日復一日地對民眾X腦、鼓動人性的敗壞,才造就了"20世紀的宗教戰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對階J敵人毫不留情"……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回望人類歷史,每一次經濟大蕭條、社會大動盪、文明大倒退,幾乎都緣於錯誤思想的流毒——20世紀的歷史,尤其如此。發生在20世紀的一戰、二戰、冷戰,是人類先輩們不敢想像的——不僅規模空前、損失慘重,更是一種波及所有領域、裹挾所有階層的"全面戰爭"。最令人唏噓的,是20世紀的多起內戰。西班牙內戰、越南內戰、東西德之間的柏林圍牆,以及持續至今橫在南北韓之間的三八線……其手段之酷烈、仇恨之深重,甚至遠遠超過古代的異族征戰——衝突雙方都堅信,自己正在捍衛一種更先進、更高尚的觀念。

然而,與觀念帶來的後果相比,這些導致了劇烈衝突的觀念本身,卻因為種種原因,長期無法被大眾知曉。

20世紀有三場大辯論非常偉大,蘭格VS米塞斯,羅爾斯VS諾齊克,薩特VS阿隆,代表著20世紀人類思想的最高水平,涵蓋了經濟模式、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三大戰場。它們不僅深刻塑造了當今的人類衝突,也是20世紀極權歷史的病理切片,是我們避免重蹈覆轍的重要參考。

▋辯論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亞里士多德說,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個20世紀,總有人幻想著人類可以達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盡善盡美的制度——為著這種觀念,他們甘願賭上(所有人的)性命。一戰前後,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誕生、電氣化的起飛,都極大地助長了人類的自負。人們痛恨資本主義的"軟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學主義"構建出完美的經濟和政治,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1917年,蘇聯在一戰的餘燼中誕生。隨後,旨在"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通過強大的政府,以科學的方法,管理整個國家生產與需求"的計劃經濟模式,在短短几年時間,締造了20世紀歷史上的蘇聯神話。就在"蘇聯神話"讓世界側目時,年僅30歲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文章,對"蘇聯神話",尤其是"經濟奇蹟是否可行"的問題,發出有力的質疑。這個話題相當龐大,但米塞斯的論證和邏輯鏈條非常簡潔清晰:1.生產、消費是最基本的經濟活動,兩者都是靠"經濟計算"來達成的。即是說,生產者和消費者在估算一筆買賣時,只能憑藉"由競爭產生的真實價格"作出決策。2.價格反映的是消費者的需求程度,以及生產資料的稀缺性和可靠性——任何個人或組織都不可能掌握如此龐雜的信息。3.生產資料一旦被壟斷,自由競爭一旦被人為消滅,價格會因此被扭曲,失去其尺度功能——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失去了唯一的參考。4.生產者為了虛假的需求做無用功,消費者花高價也買不到合適的商品。最終,整個經濟體因為嚴重的浪費和短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簡言之,米塞斯以事實和邏輯證明:任何強大的單一組織,都無法完成經濟計算,必然導致混亂、奴役和衰敗。這篇文章連同後續的論證,後來被擴充為一本曠世巨著《Sozialismus》。

20歲的哈耶克在讀完這本書後,立即決定拜米塞斯為師,並從一名"溫和的激進主義者"轉向了堅定的市場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學術水平的《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一書,正是沿著米塞斯提出的問題,進行的追根溯源之作。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招來嚴厲的批駁,甚至激烈的謾罵。米塞斯孤軍奮戰,他的對手卻是數不勝數——最著名的是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

如同所有烏托邦主義者一樣,蘭格指出了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1.自由市場的價格體系和自由競爭,必然導致極大的貧富懸殊、資源錯配;

2.自由市場的無序競爭,將無藥可救地導致周期性的"癲癇"——經濟危機;

3.自由市場的這一致命缺陷,必然導致"繁榮—衰退—蕭條—復甦"的周期輪迴……自由市場真的是弱肉強食、混亂無序嗎?計劃真的可以彌補市場嗎?那些美好的烏托邦願望,真的能實現嗎?……圍繞這些問題,米塞斯與蘭格等人爆發了曠日持久的大論戰——它被稱為"兩種思潮、兩種意識形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蘭格提出了一個"完美方案":把經濟運行的理論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長的經濟運行模式。簡言之,就是"用計劃指導市場,彌補市場的不足"。米塞斯毫不客氣地反駁:計劃經濟無法彌補"市場的弱點",計劃的弊病會擴散到其他領域,導致巨大的社會災難。1.計劃經濟沒有價格激勵,創新和互助都會走向衰竭;2.計劃經濟的決策者,不用承擔破產、退場的後果,因此其錯誤將會不斷擴散;3.計劃經濟的成果分配,是靠中央計劃的強制命令,而不是價格貢獻,其結果是更嚴重的不公和貧富差距……米塞斯對計劃經濟的質疑和預判,每一點都切中要害,也幾乎改變了世界的思想版圖。尤其是當蘭格辯稱"即便沒有價格參照,我們也可以更細緻地計算生產要素"時,他其實已經承認了米塞斯的預判:計劃經濟的確摧毀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標尺"——每個外行人都能看懂的"價格"。遺憾的是,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論戰的天平發生反轉,反對市場、支持計劃的觀點很快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各國央行的通脹政策引發全球性的錯誤投資,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蕭條橫掃世界,各大經濟體哀鴻遍野。而蘇聯由於所有生產資料歸政府所獨有,靠著控制貿易流量、掠奪私人經濟,它躲過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再加上新技術革命的紅利,其經濟幾乎一枝獨秀。儘管米塞斯早就預言了大蕭條,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認為是"蘭格駁倒了米塞斯"——這場論戰因此被稱為"蘭格論戰",這套"計劃指導市場"的模式也被稱為"蘭格模式"。於是,蘇聯計劃體制借著知識精英的背書,戴著"關心勞苦大眾"的冠冕,迅速成為擺脫蕭條、弱國變強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開始在全球擴散:當時的納粹德國、中國國民黨政府,甚至美國羅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爭相學習蘇聯的"成功經驗"……▋辯論二:平等神話,分配正義與共富亞當·斯密說:"所謂正義,就是讓一個人得到他應得的東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們,為了實現"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國",總喜歡以上帝自居,自行設立正義的標準——為了讓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利益",他們寧願讓另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下場"。1971年,羅爾斯在《正義論》開篇寫道:"如果說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是真理,那麼社會制度的首要目標,就是正義。"羅爾斯主張,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包括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實行"平等分配":1.平等自由原則:社會的基本結構要平等自由,即每個人獲利的方式,應該符合基本的社會規範。2.機會公平原則,結合差別原則:在實現機會公平之後,如果還"不夠平等",就要遵循"差別原則"——天賦高者得利多,就有義務幫助弱者。天賦高者得利多,為什麼"不正義"呢?羅爾斯提出了"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天才富貴,弱者貧困,國家該不該督促天才幫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義"的答案呢?

假設我們事先都被擋在幕後,不知道自己將會得到哪一種身份——在那種場景下給出的答案,就是人類理性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最公正的"。於是,從"分配正義"的目標出發,羅爾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架構:權威、社群(國家、教會或別的集體)、法律等都要積極發揮作用,督促富人"負擔起幫助窮人的義務"。這本綠色封皮的書引發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掀起的討論熱潮被稱為"綠魔"。羅爾斯備受追捧,講座場場爆滿,甚至被人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3年後,哈佛大學的同事、諾齊克教授發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質疑所謂"分配正義",並就正義來源、個人權利、國家權限等問題,與羅爾斯展開論戰。

諾齊克認為,真正的正義是"持有正義",包括:

1.取得的正義原則。如果每個人的持有都是正義的,那麼持有總體也是正義的,反之則不然。祖傳的遺產、野地里撿的金子、誠實經營所得的利潤,不需要矯正。2.轉移的正義原則。自願的交換、贈送,屬於此類。3.矯正原則。前兩個原則受挫時,需要做出糾正。法院判決的賠償,屬於此列。諾齊克堅持,不能把天賦、勤奮、幸運所帶來的收益,看成"社會"的共同資產——它們都屬於"最基本的個人權利";不能以"社會正義"的名目,使個人遭到無端的侵害——不正義的手段(局部),絕不能帶來正義的目的(整體)因此,所謂"分配正義"(包括權力主導的"福利"國家),其實質是對個人權利的踐踏、對正義原則的歪曲。

羅爾斯的設計,最終是做大國家權力,侵害個人自由。這種"分配正義"越多,國家權力就越橫暴,個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正義也會因此消亡。對於國家的功能、權限,必須予以高度警惕——與其做大國家,不如重申國家的限度:國家必須是,也只能是保護個人權利的工具;這種保護必須是"被動的"、"最小的"、"守夜人式的"。這樣的國家才是正義的、持久的,才可能為個體公民提供中立性的保護。諾齊克進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義,保障個人權利的努力通常更緊迫、更艱難。20世紀的一系列烏托邦體制,都打著"平等"的旗號,把國家權力擴大到極致,導致了無數的人禍。▋辯論三:意識形態與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如果沒有上帝,那麼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許"。在"上帝已死"的時代,人們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道德倫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鎖"。然而當他們宣稱"人類理性已經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時,卻驀然發現,自己已經身陷宗教戰爭。法國是啟蒙運動的大本營,也是各種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數百年來,法國思想家不遺餘力地創造各種"新信仰"(意識形態),以此抨擊教會、謳歌理性。在意識形態幾乎全面統治人類的20世紀,法國思想家保羅·薩特,是當之無愧的意識形態先鋒、左翼思想領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為與他尖銳對立,成為"20世紀和法國人中的雙重異類"。薩特是天才的劇作家,也是激進的革命者。二戰前後,他一邊組織烏托邦主義運動,一邊寫哲學《存在與虛無》。薩特的哲學與其說是無神論,不如說是"反有神論"。他認為:人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徹底否定上帝、否定"先於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當下的自己(虛無)、"自己創造自己",否則就會落入"宿命論"和"任人擺布"的境地;每個人都要爭取自由,於是每個人都只能看見自己,在孤獨、掙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和人性假設,薩特非常推崇"鬥爭哲學",積極鼓動、親身參與國內外的階級鬥爭。1960年,薩特會見格瓦拉盛讚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這是革命的蜜月"。

1968年5月,因美國介入越戰,法國爆發騷亂——史稱"五月風暴"。大學生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主義",占領工廠學校,築起街壘對抗軍警。為聲援學生,全國1000萬人發起罷工遊行。戴高樂總統逃往德國避難,法國幾乎爆發內戰……堪稱法國版"武鬥奪權"。薩特等人前往大學發表演講,支持學生暴亂。他還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一個法庭,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法庭的名譽主席則是大名鼎鼎的伯特蘭·羅素。面對此等荒唐和激進,雷蒙·阿隆批評學生"以自殺行為追求絕對自由",嚴厲譴責薩特誤導青年,"以意識形態的演說,替代切實可行的政治計劃。"

對於"意識形態宗教戰爭",阿隆的洞察堪稱經典:當一種政治主張藉由"科學、理性"的名義,成為不可質疑、不容證偽的意識形態,它就會蛻變為一種新的宗教,並且比所有的傳統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宗教曾被當作"人民的鴉片",雷蒙·阿隆則針鋒相對,把"意識形態宗教"比作"知識分子的鴉片",把知識精英傳播意識形態的行為比作"二手菸"——民眾接受的是二手知識,因此這種二手菸是更嚴重的"雙重毒害"。

阿隆尖銳地指出:激進的知識精英對傳統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深惡痛絕,卻對意識形態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趨之若鶩;正是這些"意識形態新宗教"日復一日地對民眾X腦、鼓動人性的敗壞,才造就了"20世紀的宗教戰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對階J敵人毫不留情"……

▋當觀念之爭遭遇"政治正確VS正確"

蘭格VS米塞斯,羅爾斯VS諾齊克,薩特VS阿隆的三場大辯論,從出發點上看,蘭格、羅爾斯和薩特,都是人類某些"普遍價值"的忠實信徒:蘭格擔憂"自由市場的無序和冷血",羅爾斯熱愛"正義和平等",薩特敢於"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組織開炮"——在今天很多中國讀者眼中,這些都是很"右"的價值觀。

他們還制定出完備的理論(方案),竭力消除"一切蒙昧、不公和束縛",試圖讓人類"掌握自己的命運"。

但是,自由、平等、正義、和平,這些美好的價值,為何卻成了20世紀三場大辯論中六位思想家所捍衛、但卻彼此衝突的價值?

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為何卻將人類導往地獄呢?高喊普遍價值的,到底誰是左,誰是右?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要跳出觀念本身,追溯產生這些觀念的思維方式,而思想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提出的"聖化構想"VS"悲觀構想"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恰似為破解以上難題量身定做。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索維爾認為:知識分子間發生的所謂左右之爭,完美與修正之爭,現代與未來之爭,戰爭與和平之爭,其實都是偽問題——衝突爆發的根源,是他們頭腦中兩套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其底層衝突正是"聖化構想"和"悲觀構想"這兩種思維的衝突。聖化構想,認為任何社會問題都有一個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圍繞這個理想型展開,他們並不在意現實條件,就希望把意念中的理想模型強行推廣到政治制度或社會生活中。持有"聖化構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人性的複雜,喜歡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在頭腦中構建出一整套完美的社會藍圖;他們對未來無限樂觀,認為依靠人類理性,依靠某些組織或強人,通過某個"一攬子解決方案",最終就能建成人間天堂。與"聖化構想"對應的是,對人類制度的研究,總是一種對"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即悲觀構想。

就出發點來說,羅爾斯、薩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聰慧,堪稱"人類良心"、"知識教皇"。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強、危害性越隱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實現難度越高,權力對人性的強制就越多,個人權利也就越卑微……這恰恰解釋了一個更弔詭的現象——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論,帶來的後果就越糟糕:

蘭格的經濟理論,導致反市場的計劃思想在全球擴張;羅爾斯的正義觀,導致美國的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如"黑命貴");薩特的思想,成為二戰後歐美左派"暴力奪權"的理論武器(如"安提法")。與之相反,他們的對手米塞斯、諾齊克、阿隆——這些"永遠的少數派",終其一生都奉行的,是被索維爾稱為"悲觀構想"的思維:他們從不敢苛求完美,也拒絕給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藥方;他們只是運用邏輯和事實,指出明確的悖謬和"最不壞的選擇",告訴世人"什麼可以做,什麼絕不能做";他們的誠實和謙卑在當世當時遭人唾棄,然而,文明的維持、人類的尊嚴,卻總是因他們發出的"雜音"而得以存續。沿著索維爾的思考,我們判斷左與右的根本區別,還不在於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正義這些普遍價值,而是其觀念與行動,秉持的到底是聖化構想還是悲觀構想。再進一步,今天我們反思災難的源頭,不能停留在譴責某些政客的肆意妄為,必須追溯到那些懷揣"聖化構想"知識分子所製造的精神鴉片。而這些,不只是20世紀主要衝突的根源,也是當今世界價值撕裂,秩序失序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身處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我們如何看待知識分子這一問題,無疑面臨著更大的挑戰:知識分子既要批判現實,傳播真理,又要超越"橫渠四句"的修齊治平,避免陷入索維爾所批判的"聖化構想"。

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不僅是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最新銳的系統闡述,也是識別左與右、洞悉當今社會衝突根源的絕佳之作。

全文完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孔雀往哪飛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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