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在澳大利亞雪梨的斯特拉斯菲爾德購物村巡邏，攝於2021年8月12日
隨著澳大利亞 COVID-19的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關於嚴厲封鎖的有效性的觀點開始在全國出現分歧。
「這不是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最近宣稱。
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忍受了世界上最長的封鎖的痛苦，他們傾向於同意他的觀點。
然而，幾個星期前，美國、法國和英國等病例數和死亡率較高以及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國家的公民已經享有更大的自由，因為限制已經放寬。他們也意識到，政府的重手把一向藐視權威、自由不羈的澳大利亞人牢牢地壓住，鎖在家裡。
從2020年瘟疫大流行開始，澳大利亞人普遍接受政府施加的限制。與此同時，政治家和公共衛生官員也保證，這些限制旨在保護人們的「安全」，「控制疫情蔓延」，並確保醫院能夠應對病例激增。
雖然警察被授予了額外的權力，包括有權對輕罪處以巨額現場罰款，但是很少有人提出抗議。
在澳大利亞雪梨邦迪海灘（Bondi Beach），一名警官在維持公共衛生秩序行動中與一名遊人交談。2021年8月15日攝
當然，必須承認，與其它國家相比，澳大利亞在大流行第一年的病例數和死亡人數都很低。
然而，進入2021年春天以後，80%的疫苗接種目標開始看起來可以實現，「COVID清零」政策的局限性更加明顯。
不僅僅是Delta變種的傳播已經證明無法遏制：社會正在意識到長期隔離孤立所造成的巨大負擔以及社會和精神痛苦。
因此，毫不奇怪，最近的YouGov民意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亞人現在認為接種疫苗，而不是封鎖，為這一流行病提供了出路。
為什麼澳大利亞人，尤其是政治家，等了這麼長時間才對自由限制、以及封鎖的不可持續性表示擔憂？
兩個主要因素有助於解釋這種遲到的擔憂。
第一個是務實的：2021年，封鎖的負面影響更加明顯。第二個是歷史性的：澳大利亞對權利的看法與法國和美國等國大相逕庭。
第一個因素有三個原因。首先，隨著Delta變種在冬季橫掃大部分地區，「斷路」封鎖（「circuit-breaking」lockdowns）不斷延長，數百萬澳大利亞人被關在家中的天數激增。
其次，企業倒閉和失業造成對家庭的經濟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今年的財政援助遠不如去年的就業援助慷慨。
第三，我們現在看到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急劇下降，自殘和自殺案件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維多利亞州。
但是，我們也有必要將眼光置於最近的事件之外，回顧一下澳大利亞的歷史。
在大流行期間生動地體現的一個民族特徵是澳大利亞的專制文化。
「澳大利亞人既是罪犯的後裔，也是獄卒的後裔。」以前居住在澳大利亞的評論員海倫‧戴爾（Helen Dale）說。
但是，澳大利亞人遵守權力的傳統的根源不止於這一點，它可以追溯到我們對權利的看法。
在法國和美國等國家，權利被認為具有完全獨立於國家的自然或甚至神聖的起源。
遊行示威者在全國抗議某些工人必須接種COVID-19疫苗和疫苗護照
對法國人和美國人來說，權利是第一位的，在國家之前。然而，相比之下，在澳大利亞，權利被認為是國家的創造，同時依賴於國家。
澳大利亞議會可以賦予宗教自由權等權利，但也可以剝奪甚至取消。
「澳大利亞贊成民主和多數，而不是自由和權利。」戴爾說。
例如，澳大利亞政府要求那些已接種疫苗的人隨時攜帶一種形式的「疫苗護照」，以證明他們已被接種。
一些批評人士認為，這將造成「疫苗種族隔離」，即任意地在選擇接種疫苗的人和選擇不接種疫苗的人之間造成分別。
但是接種疫苗的價值越來越被人們所認可，那些選擇注射疫苗的人想要證明他們受到保護。因此，疫苗護照被視為政府賦予的自由權。
相比之下，在法國，馬克龍總統試圖強制實施疫苗護照，即「通行證消毒」，則引起了那些拒絕國家侵犯個人自由的人的憤怒抗議。
在美國，除了抗議疫苗護照外，「反病毒者」還加入了因強制戴口罩和就地避難而憤怒的持槍抗議者的行列。他們相信COVID-19以及疫苗是政府策劃的陰謀。
法國人和美國人絕不認為權利是國家授予的。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政府或國家對權利施加了最大的威脅。
文學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說：「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社會無意識。」
法國、美國和英國的政治文化是在革命的熔爐中形成的，而在澳大利亞不是。這有助於解釋這個國家鮮明獨特的社會無意識。
澳大利亞的壓制性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抗疫。直到現在，這個政策還沒有遇到太多麻煩。但澳大利亞的社會無意識終於開始驚醒。
2021年8月21日，澳大利亞墨爾本，抗議者舉著橫幅遊行
Delta變種看起來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者，它引發了對政府獨裁行為的遲來的反應。這表明即使在澳大利亞，個人對自由的渴望也是無法抑制的。
作者簡介：
彼得‧庫爾蒂（Peter Kurti）牧師是澳大利亞雪梨獨立研究中心文化、繁榮和民間社會項目（the Culture, Prosperity& Civil Society program at 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主任。他還是澳大利亞聖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法學副教授，並就宗教、自由和民間社會問題撰寫了大量文章。
原文「Why Australians Have Been so Compliant With COVID-19 Restrictions」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