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 SAUL LOEB AFP/File
被媒體爆出曾主動保證不會對中共打第一槍的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9月17日外訪歐洲時承認：他在前總統川普任期最後期間，確實曾致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還稱這「完全符合我的工作職責」。據華郵9月14日引述，米利第一次致電李作成是在2020年10月30日，亦即美國總統大選投票前4天；第2次在今年1月8日，國會山莊事件後2天。
米利對隨他共同出訪的美聯社記者表示，致電解放軍是「例行公事」，「是為了讓盟友和對手放心，以確保戰略穩定」。這是他首次對此事公開發言，但他僅就此簡短置評，因為他定於9月稍晚將前往美國國會公聽會作證，屆時再做更深入說明。米利說：「我想扭轉評價的最好方式，就是到有法律責任監督美國軍方的議員面前進行。我會在未來幾周內，與國會討論任何他們想要討論的細節。」
米利以上指的是，他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定於9月28日將到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證，原本的議題聚焦於美國撤軍阿富汗，就這樣被人有意無意地轉移了。面臨致電解放軍的相關質問，米利直到目前並不以此為恥，而是以此為榮。好像美中軍事關係也完全是競爭性的，如同一場友好的體育比賽，甚至「扮家家酒」的兒戲，身居最高職位的美軍將領甚至可以告訴中方：美國不會先打第一槍，要打也會首先通知。
一位美軍最高官員就這樣突破了普通人的常識和認知底線，但在當今的美國，很多人仍然是以對前總統川普的好惡來劃線的，連白宮發言人都稱讚米利是「愛國者」，要求對米利進行調查的呼聲主要來自反對黨共和黨的陣營。
美國國會眾議員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等27名共和黨人在周四（9月16日）給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對米利的這些電話內容，啟動陸軍條例15-6調查。他們「嚴重關切」米利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行使「職責和責任的能力」。
他們在信中寫道：「在最近這個案例中，我們特別關切跟2021年9月14日報導相關的內容，報導表明，米利將軍公然無視文官控制軍隊的概念，並對美國的主要對手——中國共產黨給予幫助和安慰。」
五角大樓的新聞秘書約翰·科比（John Kirby）證實這封信的存在，並說將直接答覆這些國會議員。他還補充說：「米利將軍得到奧斯汀部長的信任和信賴。」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發言人周三（9月15日）也解釋說：米利「經常與世界各地的國防部長溝通，包括與中共和俄羅斯」，並證實米利在2020年10月30日和21年1月8日有跟中方將領通話。發言人說，這些電話與「職責和責任保持一致，傳達保證戰略穩定的信心」，同時米利與外國同行的所有電話，包括那些報告，都經由國防部和機構間的工作人員進行協調和溝通。
不過，就米利的第二次通話，時任代理國防部長的克里斯多福·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卻在周三說，米利的電話未經國防部的授權。米勒還說：「如果報告……是準確的，它顯示了國家最高軍事官員不服從命令這一可恥和前所未有的行為。」
所謂的「愛國者」馬克·米利，到底是給誰定力和底氣？為誰助威？現在透露的信息還顯示，米利不是一個人與中國軍隊溝通，當時還有雙方團隊在旁，但這種性質的通話卻未讓總統知曉。
回顧拜登今年1月20日上任以來的中美關係，可發現北京的底氣明顯強於川普任期。儘管拜登對盟友說「美國回來了」，積極組建反中聯盟，但早在拜登就任前的1月11日，也就是米利與中方第二次通話的3天之後，習近平就講話稱：「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以及「東昇西降」，美國是「安全最大的威脅」。2月初，拜習首次通話前，黨媒新華社稱：要「反將美國一軍」，之後很快展開了一連串的挑釁和施壓動作。有人注意到：2020年，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曾做過防空襲宣傳和演練，但2021年，中國大陸各城市再無類似演練和宣傳。
有分析指出：「愛國者」馬克·米利的故事或能解釋一些外界觀察者們過去無法理解的現象：北京高層並不是全憑其智商就敢押寶於拜登的軟弱，或許米利1月8日主動與中共軍隊溝通，也直接導致了中共高層忽然轉守為攻的一連串動作：從阿拉斯加會談的外交戰狼表演，到大規模騷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中美間每天都在發生許多博弈挑戰對抗。拜登上任後，美軍繼續加大西太平洋的部署和演練，強度和規模實際超過了川普時期，但中共轉入戰略攻勢後，卻再未退回守勢。
海外媒體評論人沈舟指出：無論模糊還是明確，美國政府和美軍的姿態都應該一致，不能一面不斷加大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一面又向中共表示不開第一槍，或者不願意發生衝突。中共目前就是故意擺出了準備衝突的姿態，向美國政府施壓。美國目前的策略難以起到約束中共的作用，需要儘快做出改變。
「愛國者」馬克·米利的兩個電話是否給北京送去了定心丸？是否降低了之後美國所大量投入的軍事活動的效力？是否更多浪費了美國納稅人的銀子？是否將成為一場難以迴避的追責程序？值得進一步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