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金角灣
人們來到伊斯坦堡，往往被這裡美輪美奐的大清真寺和裝飾豪華的奧斯曼帝國宮殿所吸引。伊斯坦堡的確是世界上最壯觀、最震撼人心的伊斯蘭城市。不過，伊斯蘭的伊斯坦堡雖然壯觀，但只是伊斯坦堡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不用上溯多麼遠，1914的世界大戰之前，這個城市更廣闊的區域還是非伊斯蘭的：
舊城法提赫區（Fatih）的西部和北部居住著希臘人，東正教堂林立；金角灣北側的新城貝伊奧盧居民則以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和西歐移民占多數，今天獨立大街和加拉塔周圍保留下來的19世紀商業區，也都是仿照巴黎建造的，讓人感覺置身歐洲，而作為統治者的穆斯林只是聚集在舊城的核心區域。
1872年帝國人口普查顯示，伊斯坦堡省歐洲部分，也就是伊斯坦堡的主城區，穆斯林人口有28萬，非穆斯林人口40萬。可以說，那個時候伊斯坦堡是個多元文明的城市，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各放異彩。
然而，這些非穆斯林居住區，在一百年來激盪的民族主義革命風雲中消失了。人去樓空，絕大多數人都意識不到，曾經有那麼多的文明曾經長時間在這個城市繁榮過。這些地方成為「隱性的伊斯坦堡」，伊斯坦堡被人忽略的另一半。本文將介紹幾年前訪問伊斯坦堡時，探尋這座城市非穆斯林族群所留下的遺產的一些收穫。
（清真寺林立的老城）
（19世紀下半葉伊斯坦堡地圖，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內城，即圖中紅色圈內，其餘地方則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及西歐僑民的社區）
首先要說的是這座城市希臘人的遺蹟。沿著金角灣，出了內城牆君士坦丁牆（Constantinian Walls），就會看到很多東正教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君士坦丁普牧首宗座所在的聖喬治大教堂，以及東正教最高學府機構法納爾正教學院。君士坦丁普世牧首是東正教排名第一的牧首，地位類似於天主教世界的羅馬主教（俗稱「教皇」），是全球3億東正教徒的領袖。另外還有蒙古聖瑪利亞堂和保加利亞聖斯德望堂（Bulgarian St. Stephen Church）等。
Theodosian Walls
蒙古聖瑪利亞堂（Church of Saint Mary of the Mongols）。這個教堂之所以有「蒙古」二字，是因為興建者是皇帝米海爾八世的女兒，曾經擔任蒙古伊爾汗阿八哈的妃子
（拜占庭帝國時代的東正教堂Pammakaristos Church，奧斯曼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以後被改成清真寺，凱末爾時期恢復為博物館，當年被遮蔽或破壞的壁畫，也得以露出真容）
（Hagia Triada Greek Orthodox Church, 伊斯坦堡最大的希臘東正教堂，在塔克西姆附近）
希臘人本來是伊斯坦堡這片土地上的主人，伊斯坦堡文化的根基是建立在希臘東正教文明的基礎上的。1453年奧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希臘人的拜占庭帝國滅亡，但是希臘人並沒有消失，依然在這片土地上居住，並延續他們的東正教文明。奧斯曼帝國把希臘人趕出了君士坦丁堡的內城牆之外的法納爾（Fener，亦做Phanar )，他們約占伊斯坦堡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生活在伊斯坦堡的希臘人，也因他們的居住地又被稱為「法納爾人」 (Phanariots)。這跟清朝建立後，京師漢族人被驅逐出內城，跑到前門之外的南城居住是一回事。
（19世紀歐洲明信片上的法納爾，最高處是希臘正教學院）
這些「法納爾人」因為具有文化優勢，長期在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法納爾人」把持帝國的外交、財政和海軍等部門，帝國的歷任首相中，也以改宗伊斯蘭的希臘人數量最多。奧斯曼帝國甚至把多瑙河地區基督徒占多數的土地交給「法納爾人」管理，從1711年起，位於今天的羅馬尼亞的瓦托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公國中的大公都是由「法納爾人」擔任的。希臘語成為這兩個公國的學校和宮廷的語言，因此，在羅馬尼亞本國歷史教科書中，1711年至1821年被稱為「法納爾時代」 （Phanariotes）。19世紀初，阿里帕夏統治的西巴爾幹地區，希臘語也成為宮廷語言，希臘人充斥著各種政府機構。
（瓦拉幾亞希臘人大公在會見英國使節）
希臘人更是在經濟上壓過土耳其人，占據著統治地位，恩格斯在《土耳其問題》一文中，曾經形象地說：「斯拉夫（指巴爾幹民族）的和希臘的資產階級才是真正滲入這個國家（奧斯曼帝國——引者注）的任何一種文明的真正支柱。這部分居民越來越富，影響越來越大，而土耳其人則越來越被擠到後面。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壟斷了民政軍政的官職，那麼很快就會完全看不到土耳其人了」。
（赫赫有名的希臘正教學院，正門上寫著「希臘人的國民學校，是東正教最高學府，也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規模第二的大學，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學校日漸萎縮）
希臘人的這種境遇也跟元、清時代的漢人很相似，他們具有文化優勢，依然在帝國內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區別在於，小亞細亞和巴爾幹的征服者奧斯曼土耳其人，擁有伊斯蘭教這個重塑民族邊界的利器，得以用宗教不斷延伸自己民族的外延，終於在人數上超過本土的希臘人，不斷被吞噬的希臘文明最終被局限在今天希臘國土的狹小領域。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滿族缺乏這種宗教利器，始終不能重新建構自己的民族，反而消亡在漢文明的汪洋大海中。
（君士坦丁普世牧首所在的聖喬治教堂，以及聖座）
到一戰結束時，伊斯坦堡的希臘人仍然有31萬，據說這個城市的上萬家餐館幾乎都是希臘人或亞美尼亞人開的，沒有什麼穆斯林餐廳。希臘人在伊斯坦堡的優勢地位持續到1955年的「九月事件」，這個事件帕慕克在回憶錄中也有清晰的記錄，伊斯坦堡發生了土耳其族襲擊希臘人的事件，這場暴力持續了兩天，5000多家希臘人商店和100多座東正教堂被砸，西方世界將其渲染為「九月大屠殺」，從此，伊斯坦堡的希臘人基本離開這座兩千多年來他們一直居住的城市，伊斯坦堡在君士坦丁陷落500年後才正是完成了伊斯蘭化。
（今天的法納爾，已經幾乎沒有希臘人在此居住了，土耳其人填補了他們留下來的空白）
猶太的伊斯坦堡。伊斯坦堡另外一些重要文化景觀是與猶太人相關的，最著名的就是加拉塔附近的和平谷猶太教堂和猶太博物館，而整個伊斯坦堡有40多處猶太教堂遺址。眾所周知，長期以來伊斯蘭教與猶太教之間勢同水火，怎麼伊斯坦堡還有猶太人呢？原因是得益於奧斯曼帝國寬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奧斯曼帝國絕大多數時期對猶太人的態度，比歐洲諸國都要寬容。因此，猶太人長期是伊斯坦堡第四大群體，以及金融業的重要統治者。在帝國統治的埃及、巴格達長期也有可觀的猶太人群體，上海最知名的三位洋人大亨沙遜、哈同和嘉道理，都是巴格達猶太人。
伊斯坦堡的猶太人主要來源於伊比利亞半島，他們是賽法迪猶太人 (Sephardi Jews) 後裔。1492年，新成立的西班牙基督教王國對猶太人展開宗教迫害，約有20多萬猶太墮胎亡到奧斯曼帝國境內。根據16世紀的人口統計資料，伊斯坦堡的猶太人約5-7萬，占總人口的10%左右。當時，伊斯坦堡是世界上猶太人最多的城市。
（伊斯坦堡現存最古老的猶太教堂，建於1460年，幾乎和奧斯曼土耳其人進入這座城市的歷史一樣長）
到一戰之前，僅加拉塔附近有3多猶太人，20多家猶太教堂。加拉塔附近的著名旅遊景點卡蒙多階梯（Camondo Steps）就是由猶太人亞伯拉罕·所羅門·卡蒙多（Abraham Salomon Camondo）建造的，他還是奧斯曼近代銀行業的奠基人。另外，長期以來，猶太人還是伊斯坦堡醫生群體最主要來源，一度占執業醫生的一半以上。
（加拉塔附近的商業街，曾經屬於猶太人的房產）
（奧斯曼帝國銀行的猶太職業經理人）
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猶太人像其他穆斯林族群一樣大量離開伊斯坦堡，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1932年出台法令，規定非土耳其人不得從事股票交易、銀行、律師、中間商、醫生、建築師等職業，這些正是猶太人所擅長的職業；第二個是1942年對非穆斯林推行財富稅（Varlık Vergisi），非穆斯林的納稅標準是穆斯林的上百倍，猶太人的企業紛紛倒閉。
（伊斯坦堡的和平谷猶太會堂，及猶太博物館）
到二戰結束，伊斯坦堡的猶太人下降到一萬人左右，從當年叱吒風雲經濟統治者，淪落為徹底邊緣化的族群。尤其是二戰後，伊斯蘭世界反猶主義風起雲湧，伊斯坦堡的猶太人更成為過街老鼠。2018年我訪問伊斯坦堡最大的猶太教堂和平谷會堂期間，正值美國宣布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引起伊斯蘭世界新一波的仇恨猶太人情緒，和平谷猶太會堂大門緊鎖，附近軍警荷槍實彈加以保衛。去參觀隔壁的猶太紀念館也頗不受歡迎，敲門許久，在經歷嚴格安檢後才被允許入內，這座城市猶太人對外界恐懼和牴觸的狀態可見一斑。
（2003年針對猶太教堂的恐怖襲擊，造成至少20人死亡）
亞美尼亞人的伊斯坦堡。伊斯坦堡還有很多知名的亞美尼亞東正教堂、學校等遺存，這些遺蹟主要集中在商業中心塔克西姆（Taksim）和卡拉柯伊（Karaköy）附近，僅僅加拉塔和佩拉方圓數公里內就有十多家亞美尼亞人教堂。亞美尼亞人以曾經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聞名於世，奧斯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在一戰期間及前後的種族滅絕，是僅次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第二嚴重種族仇殺事件。
（伊斯坦堡的亞美尼亞教堂及學校，奧斯曼帝國時期，亞美尼亞人有自己的龐大教會，君士坦丁大牧首管理的教堂有一千多座，信徒數百萬）
19世紀末，伊斯坦堡和周邊的歐洲色雷斯地區約有40萬亞美尼亞人，當時亞美尼亞人占伊斯坦堡全城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亞美尼亞人的精英群體被稱為「阿米拉」（Amira），他們同希臘人和猶太人一起主宰著伊斯坦堡的工商業和金融。
據統計，在帝國最有影響力的40家銀行中，12家屬於亞美尼亞人，12家屬於希臘人，8家屬於猶太人，而土耳其人僅擁有1家。伊斯坦堡和伊茲密爾等地269工業企業中，總資本的50%屬於希臘人，20%屬於亞美尼亞人，僅有15%屬於土耳其穆斯林。
（亞美尼亞銀行家、教會曾經在獨立大街所擁有的房產）
此外，亞美尼亞人在建築、醫學和藝術方面也有重要的地位，帝國晚期建設的新皇宮多瑪巴切宮就是亞美尼亞裔建築世家Balyan家族設計的。
那麼，土耳其人為什麼要屠殺亞美尼亞人呢？因為亞美尼亞東正教徒人口太多，太優秀，又有獨立的傾向。土耳其人從希臘獨立中得到教訓，認為對基督徒的獨立決不能再心慈手軟，如果在小亞細亞與土耳其穆斯林一起混居的亞美尼亞人也獨立的話，那麼土耳其人將無立足之地，於是從哈米德二世執政開始，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就在有組織地屠殺亞美尼亞人。
屠殺亞美尼亞人的高潮是1915年帝國議會通過了《驅逐和重新安置法》（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Law）授權軍警遷徙流放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的少數民族人士，將種族清洗合法化。到1923年，土耳其全境僅剩下不到7萬亞美尼亞人，整個過程亞美尼亞人死亡人數在150萬左右。
（亞美尼亞人的集中營，跟猶太人奧斯維辛非常相似，兩個民族也都是善於經商的民族）
同時，亞美尼亞人的財富也被沒收，據1919年的巴黎和會統計，大屠殺給亞美尼亞人帶來的經濟損失共19.4億金法郎或42億美元，約是當時世界首富洛克菲勒財富的3倍，可見當時伊斯坦堡的亞美尼亞人是多麼的富有。今天伊斯坦堡的亞美尼亞人僅剩下5萬左右，他們多數居住在城市西郊的Bakırköy，從事中低層工作。
西歐人的伊斯坦堡。伊斯坦堡還有很多西歐基督教的文化遺存。十字軍東征後，熱那亞人就獲得了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居住權，並且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今天伊斯坦堡的「朝陽區」——貝伊奧盧，後來法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也紛紛來到這裡經商、定居。這些歐洲人被稱為「黎凡特人」（Levantines）。「黎凡特人」以義大利人最多，在20世紀初的數量約為1.5萬人，其次是法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總共約5萬人，也占當時伊斯坦堡人口的不小比例。
（熱那亞人在伊斯坦堡新城遺留下來的商業建築和軍事堡壘，這些建築都非常古老，很多建於14世紀，充滿歷史滄桑感，其中最有名的是加拉塔燈塔，這也是伊斯坦堡的地標建築之一）
這些歐洲人在伊斯坦堡建造了擁有至少5座羅馬天主教堂、3座德國新教教堂、2座英國國教教堂和1座法國天主教堂。其中，最大的是始建於1725、重建於1906年的安東尼堂，可以容納數千人禮拜，教皇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在位）就曾經長期在這個教堂布道。
（聖安東尼堂及其附近的小教堂，有義大利神父長期堅守在這裡）
伊斯坦堡的歐洲文化區，是所有的非伊斯蘭文化區衰敗最輕微的，至今在伊斯坦堡最繁華的商業地帶，仍舊有旺盛的活力，周末造成安東尼教堂里座無虛席，來自羅馬的神父也可以自由在安東尼教堂傳教布道。這跟土耳其長期奉行親西方的政策有關，也跟這些文明背後強大的政治軍事後盾有關。
（獨立大街附近歐洲化的伊斯坦堡）
總之，20世紀之前的伊斯坦堡是世界上族群和文化最多元的城市，是前現代文明中，唯一一座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可以長期共存的城市，其文化和族群的多元性只有現代的紐約可以與之相媲美。了解伊斯坦堡非穆斯林的歷史，是了解這座城市文化魅力的關鍵，更是了解奧斯曼帝國歷史的鑰匙。
然而，在近代巴爾幹的民族主義革命中，及其催生的土耳其民族國家建構中，這種多元性被打破，非伊斯蘭的文明被以暴力的方式清除出這片土地，在短短一個世紀之內，非穆斯林人口曾經從過去的半數以上，下降到今天的1%左右，伊斯坦堡也因此從國際都會降落為普通的區域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文化、經濟影響力。誠如親自到希土戰爭戰場進行觀察的湯因比所言，西方的民族觀念被移植到近東和中東後，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一種不負責任的顛覆性力量」。
伊斯坦堡從國際都會到「土耳其化」的歷史，向我們展示了現代化的另一方面：這個世界在西方觀念的影響下，不僅發生著全球化，在很多地方也發生著「民族化」和逆全球化。這種現象發生在伊斯坦堡、開羅、巴格達，發生在很多曾經被殖民的亞非城市。這些城市曾經作為文明的綜合體倍展魅力，然而在民族主義主宰的現代政治中暗淡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