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經濟可謂一片哀鴻。除了防控新冠疫情的封城阻礙經濟發展外，中國監管部門對於阿里巴巴、騰訊、滴滴出行以及教育培訓機構的整肅，也使經濟出現衰落。現在房地產巨頭恆大的暴雷更是震驚四座，其債務高達2萬億人民幣。華爾街投行包括高盛丶摩根大通和摩根史坦利紛紛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與此同時，外資企業也在紛紛撤離中國。日本軟銀公司董事長孫正義公開發聲，將暫停在中國市場開展新的投資。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軟銀已經減持了一半中國市場的投資。3月份全球第二大基金管理巨頭、美國的先鋒集團也宣布將撤離中國。中國經濟真的要告別繁榮，從此一蹶不振嗎?
第一，人口紅利消失
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就是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說白了就是廉價勞動力。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參與了國際分工，釋放出來巨大的生產力，所以說中國經濟奇蹟是建立在人口紅利基礎上的。
中國經濟可以歸納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做以內需為主的階段，實際上是短缺時代。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以內需為主，用現在的話叫內循環。第二階段以出口和投資拉動為主的階段。對於出口來講，加入WTO是一個拐點。中國的出口持續十幾年的高增長，雖然不講遊戲規則，沒有遵守WTO的要求，但中國確實分享到別人開放帶給我們的好處。
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的國家，居民的儲蓄率非常的高，就給國家的投資帶來了非常好的一個資金池。國家的基礎建設很薄弱，中國不斷在基礎建設上面加碼，我們看到雨後春筍的高大上的機場、高鐵高速，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共基礎設施不斷的在建設，不斷的在升級。這就是投資拉動和出口拉動。
但今天中國經濟最大的瓶頸來了。
一是人口紅利消失。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在2013年按照專業術語叫劉易斯拐點論到了，就是說新增需求和勞動力形成了剪刀差，我們發現用工荒，出現沿海企業招不到工人，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局面，尤其是基礎勞動力的價格在不斷的上漲，導致一些低附加值的企業要麼外遷轉移，要麼就地倒閉。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會讓中國付出巨大慘痛的代價。一個家庭生一個孩子的結果是社會迅速的老齡化。當老齡化社會到來的時候，整個社會的勞動效率和創新效率就會下降。老齡化的人口結構，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養老和社會福利的壓力。會對中國現行財政造成巨大的挑戰，會讓中國的年輕人被壓得喘不過來氣。
政府在這個階段喊出來的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眾創業很容易理解，中國為了轉化就業的壓力，這是一個的鼓勵方向。但從理性的角度上來講，創業的成功率就只有百分之一二。萬眾創新是個偽命題，因為中國的創新能力在全世界比較低的。為什麼會比較低？因為教育體制決定了這樣的土壤裡面是種不出來馬斯克、賈伯斯這種苗的。洗腦式的教育，奴性教育是不可能培養出來創新人才的。另外計劃生育的問題，年輕人的群體在不斷的縮小，等於創新群體在縮小。
從這個角度來說，想通過創新來調結構和穩增長，只是一句口號，實踐起來非常的難。
從大的經濟周期來講的，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老齡化的到來，中國的經濟已經開始下行了。
中國三胎政策雖然已經實行了，可是中間斷代了，從嬰兒成長到勞動者沒有20年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放開了，年輕人也不一定生，因為中國社保體系不安全的，所以說從人口的角度上來講是斷代的，是不可逆的，這一二十年中國人口結構都會陷入到死循環裡面來，這是一個基本面。
第二，三架馬車熄火
出口再像以前那樣的井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出口能夠穩下來已經不容易了，已經是善莫大焉了。至於投資，該建的機場建完了，該建的鐵公雞（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都建完了，它的帶動效率越來越低，而且這種投資低效率會加重國家的負債結構，中國的負債結構裡面，包括地方債等各種債。內需是唯一中國的一個變量的砝碼，但在目前中國的社保體系下，內需是不可能被提振的，因為中國人沒有安全感，所以說大家都選擇存錢，這就是中國高儲蓄率的原因。
如果說政府能夠把整個社保體系健全起來，甚至跟西方接軌的話，我相信中國人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一點點都不次於國外。但在目前的社保體系下，中國的內需是很難得到釋放。
第三，改革紅利消失
中國現在唯一能打的牌就是改革紅利。改革紅利是什麼意思？簡單地說，就是去掉企業包袱，去掉經濟枷鎖，換一雙鞋，讓中國的經濟還可以往前再滑行一段時間。但是通過這幾年的實踐，中國經濟改革的三支箭都射空了。
第一支箭，金融改革射空了。
中國社會的貨幣量那麼大，金融需求那麼大，但銀行那麼少，大家都認為存款在保險政策實行以後，會迅速的開放金融牌照，讓血管多起來，讓需求和供應能夠有序的暢通起來。
可是截止到今天為止，全中國只發放了幾張民營銀行牌照，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改革預期完全落空。為什麼會落空？我相信這裡面跟既得利益是有關係的，因為銀行躺著賺錢的時代，誰都不想過去。
當金融改革不能夠有序推開的時候，實體經濟就會資金失血，中小企業就會想向高利貸伸手，企業入不敷出，不能夠承受高利貸的這個負債之重，結果就是企業倒閉，然後債權人跑路。
另外是對國有企業沒有效率的投資，幾大國有銀行不斷的給他們輸血，該被輸血的人得不到血，整個就是一個死循環。
第二支箭，土地改革也射空了。
土地改革（土改）簡單說就是私有化。中國經濟後增長時代跟房地產的崛起不無相關的，房地產改革在土改面前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土地是生產第一要素。土改又決定了未來的城鎮化速度，也就是說當農民可以把他唯一的財產土地拿來貸款質押或者買賣的時候，他們就有了財產條件，實現城鎮化，有了機會，有了購買力能夠去推進城鎮化。
當土地能夠有序的流轉，那麼農業的規模和現代化也就可以實現。
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的絕大部分財政收入是來自於土地出讓金的，也恰恰來自於低價盤剝農民高價轉化為商住用地的差價。當土地確權頒證市場化以後，政府就很難做這樣的事情了。所以說既得利益恰恰是地方政府，消極和層層設卡也就在所難免。土改對於中央高層來講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穩定的基礎是最底層的農民的吃飯問題，也就是說只要農民有飯吃，中國就不會發生革命。但是如果土地流轉，農民很輕易的把土地抵押或者是說賣掉，那麼進入到城市裡面去打工就業，一旦失了業，想再返回農民，農村已經是不可能了。當失地失業的農民成為雙失的流民時，這部分人會對政權帶來巨大的衝擊，這一點是北京最擔心的地方，也是遲遲土改推不動的原因之一。
第三支箭，國企改革一樣射空。
國企改革好聽點叫改制，難聽點就是賣掉。該破產的破產，該兼併的兼併，該管理層收購的收購。當時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事實上那一次的改製造就了很多現在非常棒的民營企業。
如果國企能夠改制完成，資本市場配合國企能夠高位套現，把國有資產這一部分套現的資金，100多萬億拿回來補貼到社保體系裡面去的話，我相信中國的內需一定會井噴。
因為中國人只要安全了，沒有養老、醫療和教育的後顧之憂，中國人的花錢欲望和虛榮心決定了中國消費能力是全世界最高的，可惜的是我們看到的國企改革又變味了，重新回到了老路上。
現在，中國卻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這種國進民退的國企改革，是完全背離了大家的初衷和願望。所以說也基本上走到一種死循環裡面去了。
第四，中國進入大蕭條時代
所謂的大蕭條時代的到來，大多數企業都很難逆水行舟的。
但經濟不增長，並不要命。舉個例子，日本在90年代後大蕭條一二十年，也不要命。但中國要命，因為它面臨兩個危機，一個是經濟危機，另一個是政治危機。
日本包括巴西也好，有些國家不增長甚至萎縮，可是由於它的民主制度，它有泄洪口，有發泄的渠道，發泄的渠道就是選舉，通過選舉讓每個人有改變命運的預期，給他發泄的渠道，化解政治動盪風險。
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是通過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所保持的，當經濟滯脹或者下跌，失業率上升的時候，合法性就受到動搖了，那麼可能帶來的就是一場摧枯拉朽自下而上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