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瞿景白
與其說瞿秋白擋住了王明的路，毋寧說瞿秋白擋住了米夫的路。瞿秋白的理論權威地位，成為中山大學校長米夫上升道路上的絆腳石。米夫聯合王明，打擊和迫害瞿秋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隨瞿秋白來蘇聯求學的瞿景白，也成了陷害的對象，不明不白地「失蹤」了。
從東方大學到中山大學
1925年前後，有許多中國人在蘇聯的所謂「大學」里留學。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就為中國「培養」了不少革命幹部。東方大學開辦於1921年秋，是一所專門培養革命幹部的政治學校。學校為蘇聯東部地區培養民族幹部，也為東方各國培養革命人才。學校有蘇聯部和外國部。外國部設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等七個班。共產國際派代表參與對學校的領導。瞿秋白第一次赴蘇期間，曾應聘為東方大學中國班教授，講授俄文並擔任理論課的翻譯。當時，這個班的學生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王一飛、彭述之、柯慶施等四十多人。——說起來，這些人都算是瞿秋白真正意義上的學生。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都與蘇聯打得火熱。為「紀念」孫中山，也為了更好地「支援」中國的革命，蘇共決定在莫斯科開辦一所以孫中山命名的大學，為中國革命培養更多的「人才」。是年秋，學校開學，首批有三百多名中國學生入學。學校開辦時，全稱是「中國孫逸仙勞動大學」，簡稱「孫逸仙大學」或「孫大」。1927年，國共分裂後，又改名為「中國孫逸仙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但人們習慣上總是稱之為「中山大學」或「中大」。中山大學開辦後，原東方大學的部分中國學生轉到了中山大學。國共兩黨後來的許多要人、名人，都曾在中山大學學習過。國民黨方面，蔣經國是中山大學畢業生，其他如谷正綱、谷正鼎、鄧文儀、鄭介民、康澤等，都是中山大學學生。把子女送往蘇聯學習，那時在國民黨上層也是一種時尚。馮玉祥之子馮洪國、邵力子之子邵志剛、于右任之女於秀芝，都曾進入中山大學。至於共產黨方面，在中山大學學習過的就更多了。鄧小平、陳伯達、吳玉章曾在中山大學學習，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王稼祥、楊尚昆等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全都畢業於中山大學。
瞿景白進入中山大學
1928年3月底，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並要求瞿秋白、周恩來先期赴莫斯科，進行籌備工作。4月底，瞿秋白出發赴蘇。此行先從上海輾轉至滿洲里，然後從滿洲里秘密出境，進入蘇聯，於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
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也於此時來到莫斯科，進入中山大學學習。
瞿景白為瞿秋白二弟，生於1906年，小瞿秋白7歲。1921年夏，瞿景白考入當時十分著名的「浙江一師」（即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4年秋，瞿景白來到上海，隨瞿秋白進入上海大學。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瞿景白走在示威隊伍前列，因此被巡捕房逮捕。在審訊時踔厲風發、慷慨激昂。上海大學期間，瞿景白加入了中共，後曾擔任共青團上海曹家渡區團委書記。1927年3月，瞿秋白赴武漢籌備中共五大，瞿景白隨行，在漢口負責中共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的記錄，成為瞿秋白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間，瞿景白還與鄧小平等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一起，為「八七會議」做了會務工作。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瞿景白與會擔任秘書工作。
會後，又與瞿秋白合編了《中國職工運動材料彙編》。
俗話說：「龍生九子，個個不同。」從不多的資料看，瞿景白與長兄瞿秋白個性頗為相異。瞿秋白溫和中不無懦弱，謙抑中夾雜畏葸，面臨矛盾習慣取調和折中的態度，遇到打擊習慣忍讓妥協、逆來順受。而瞿景白則敢作敢為，抗直有肝膽，喜怒形諸色，是一條響噹噹的漢子。——也正是這種性格，使他客死於「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是死無葬身之地。
有操縱中共野心的米夫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報》通訊記者的身份赴蘇聯，在此期間接觸並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1922年2月，在莫斯科由常州同鄉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11月，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擔任陳獨秀的翻譯，引起陳獨秀注意。會議結束後，陳獨秀命瞿秋白隨自己回國工作。此後幾年間，一步步進入中共中樞。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瞿秋白成為中共實際上的「一把手」，到達政治生涯的頂峰。但好景不長。在次年於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便開始走下坡路，從此一蹶不振。直到1935年6月被國民黨槍殺，在這7年間，瞿秋白在黨內飽受打擊迫害。
有兩個人，嚴重影響甚至左右了瞿秋白的命運：一個是蘇聯人米夫，一個是中國人王明。米夫生於1901年，小瞿秋白兩歲。1917年，米夫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先後在莫斯科社會主義學院和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從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併兼任了東方大學的研究員，專門研究遠東革命，開始了對中國的關注。1925年中山大學開辦，米夫任副校長。當時，米夫受共產國際委託，研究中國「五卅運動」的經驗教訓。1926年，作為這個「項目」的成果，米夫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訓》，這是他第一本「研究」中國問題的小冊子。同時，他又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中國的農民問題》，文章批判托洛斯基的觀點，強調中國應該大力進行土地革命。《上海事件的教訓》使米夫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專家」，《中國的農民問題》使米夫成為中國農民問題的「專家」。又由于堅定地反對托洛斯基，擁護史達林，米夫便大受史達林青睞，一時間成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論權威。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學校長，接著又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和中國部部長，代表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成為對中國共產黨頤指氣使的「婆婆」。
米夫與瞿秋白
米夫其人，才學平平，但政治野心卻極大，虛榮心也極強。他要求中共最高領導層不但要絕對聽命於他，還要在理論上絕對崇拜他，要視他為救世主。瞿秋白是中共黨內公認的理論家。對中國的工人運動和農民問題，瞿秋白也有自己的觀察、思考和研究，在與米夫相遇前，也曾發表過《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這樣的文章。在內心深處，瞿秋白當然不能認同米夫對中國問題管窺蠡測、吠影吠聲式的所謂「研究」。瞿秋白的「書生意氣」雖然不像陳獨秀那樣強烈，但畢竟也有著一個「書生」起碼的節操。瞿秋白不會當面頂撞米夫，也能對米夫保持一個「下級」對「上級」必須的尊敬，但要瞿秋白時時處處在並無真才實學的米夫面前唯唯諾諾、低眉順眼，甚至以「粉絲」的面目，無限崇拜地仰視著，這瞿秋白做不到。這也就意味著災難不可避免。
在中共六大上，米夫十分活躍，以指導者和決策者的面目出現。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回憶說：「這次大會，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舉行，布哈林等人，並不經常來參加，但擔任中國部長的米夫，率領著土地問題專家沃林等人，卻是每次會議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在那裡施加壓力。……因此，在大會期內，我和瞿秋白雙方都覺得米夫鋒芒太露，有操縱中共的野心。」（東方出版社，1998，第二冊，第381頁）對於瞿秋白來說，更要命的是，又與米夫同在草擬關於土地和農民問題決議案的小組。米夫代表共產國際，瞿秋白則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對米夫的誇誇其談，瞿秋白固然不去反駁，但也不表示衷心信服。在六大上，瞿秋白的所謂「盲動主義」受到批判。在這次會上，向忠發成為中共總書記，瞿秋白雖然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不再是「常委」，且被決定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而留在莫斯科。這意味著要與米夫這頂頭上司保持一種日常性的接觸，要常常去請求他隔靴搔癢的指導、聆聽他自作聰明的教誨、接受他居高臨下的訓斥。——對於多才多藝的瞿秋白來說，這實在是很難堪的。
一心攀附米夫的王明
嚴重影響和左右了瞿秋白命運的另一個人，是中國人王明。王明，本名陳紹禹，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小瞿秋白5歲，小米夫3歲。1925年夏，在武昌讀書時加入中共。當時，瞿秋白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與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共同組成中共最高領導層。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學開辦，王明作為首批學生之一，進入中山大學學習。
與米夫一樣，王明也是一個政治野心極大的人。1927年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王凡西，在他的《雙山回憶錄》中，曾這樣評價王明：「陳紹禹在各方面和周恩來相比，都只好算是一個侏儒，但他有一點強於周恩來，就是他有奪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韌性；為達此目的，他甚至不惜應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內）。因為歸根結蒂說，陳紹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工於心計，能玩弄無恥手腕的政客。」「那時候，以陳紹禹在黨內的地位（即一無地位）說，離爭取『第一』的路程還非常之遠，但憑他和史達林直系的結托之親且密，他卻有充分理由來從事準備。以向忠發代替瞿秋白，在陳紹禹的時間表上不過是將來取而自代的一個步驟。」（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82頁）王凡西認為，剛剛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野心。
米夫與王明聯手
為了達此目的，王明一進入中山大學，就千方百計地接近、討好副校長米夫。米夫是史達林的紅人，代表共產國際領導中共，中共人士順昌逆亡。如果能成為米夫的紅人，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就決不是妄想。王明的第一步很成功。他很快與米夫建立了「親且密」的關係，讓米夫對其十分信任、寵愛。在1927年第一期《共產國際》雜誌上，米夫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對史達林的有關觀點進行了吹捧和闡發。不久，聯共（布）中央就派遣以米夫為團長的中央宣傳工作者代表團來華，對中國的革命實地考察，而王明則被米夫選作自己的翻譯，陪侍左右。在這期間，王明隨同米夫參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陳獨秀建議，讓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傳部。陳獨秀是何等人物，豈能任米夫擺布。結果，只同意王明作為一般的工作人員，在宣傳部工作。——可見，米夫這次將王明帶回中國，並不只是讓王明替自己當翻譯，而是要將王明留在中國，讓王明快速進入中共核心層。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著一步登天，對於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員的職位，當然不滿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護，在博學而又正直的陳獨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本不過是牆上蘆葦、山間竹筍的王明，自知前途渺茫，於是又隨米夫回到了莫斯科。當時，王明那一屆中山大學學生已經畢業，王明作為畢業生留在中山大學任職，擔任中山大學支部局宣傳幹事和聯共（布）黨史教員。他仍然想直接藉助米夫之力，扶搖直上，平步青雲。在中山大學時，曾是王明手下干將、也是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後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一書中，也這樣評說王明：「毋庸爭辯，陳紹禹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人。當米夫在1927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學校長時，陳不遺餘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從那時起，陳隨時向米夫提出有關中大和黨務工作的建議。陳乾的這一切差使，自然就為他的日後躍居顯位鋪平了道路。」（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205頁）。不過，盛岳畢竟當時與王明合穿一條褲子，所以在晚年的回憶中，把王明苦心攀附米夫的時間推遲了。王明不是在米夫1927年當了校長之後才開始攀附米夫的，而是一進入中山大學即開始行動了。
瞿秋白擋了誰的路
本來，王明的野心，與瞿秋白沒有太大的關係。但米夫卻與王明聯手，不擇手段地對瞿秋白施以打擊、迫害，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原因何在呢？我讀過的有關論著，幾乎都做了這樣的解釋：王明急迫地想執掌中共大權，而米夫也想通過王明控制中共，但瞿秋白卻是他們的障礙，瞿秋白擋住了王明的路，因此必須儘快把瞿秋白「搞倒搞臭」。由於眾多研究介紹者都這樣解釋這一時期瞿秋白、米夫和王明的關係，所以這幾乎成為一種「常識」。這樣的解釋，雖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我以為，卻不能說明事情的全部真相。米夫想通過對自己言聽計從、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為中國革命的「總設計師」，這不假；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攜，獲取中共最高權力，也是真。但要說瞿秋白擋了王明的路，說他們必須推倒瞿秋白才能讓王明實現他的政治野心，卻有些牽強。中共六大後，瞿秋白已經離開權力中心，只不過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要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瞿秋白對他構不成實質性的阻礙，因為瞿秋白並不站在王明的必經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帶回中國，讓王明參加五大，建議陳獨秀讓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在開始把王明推向最高峰。這就完全繞開了瞿秋白。可見，如果僅僅是想讓王明成為中共最高峰，米夫是用不著那樣在意瞿秋白的。
必欲置瞿秋白於死地的，是米夫
我以為，與其說瞿秋白擋住了王明的路，毋寧說瞿秋白擋住了米夫的路。——這當然不是「組織」意義上的擋路，而是理論和思想、精神和學養意義上的擋路。瞿秋白是中共黨內公認的理論權威，俄文和中文都像他那樣好的人，不要說當時的中共黨內，就是整個中國，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人。而米夫，首先是以學者和理論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作為共產國際幾乎惟一的中國問題「專家」，作為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的代表，米夫首先必須在思想和理論的意義上控制中共，必須在精神的意義上成為中共的偶像。而當米夫想要這樣做時，迎面就碰上了瞿秋白。米夫們可以通過一次會議，甚至僅僅是一道命令，就改變瞿秋白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為理論權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麼容易了。正因為如此，在六大上將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邊緣化後，米夫覺得還遠遠不夠，還要進一步在思想和肉體的層面上摧毀瞿秋白。
王凡西回憶說：「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過了六次大會以後，有一些代表留下來，參加共產國際的第六次世界大會。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來、張國燾、王若飛、關向應、羅章龍等人。瞿秋白此時已經不是總書記，他的地位被向忠發所取代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論修養高，所以在共產國際大會上他仍舊是中國代表團的主要發言人。陳紹禹在代表團中干點技術工作，可是在事實上，他和米夫這個直屬於史達林的小集團，已開始起著作用，瞿秋白時常感受到擠迫。」（前引書，第80頁）米夫們雖然在政治上、在組織上將瞿秋白邊緣化了，但在共產國際的大會上，仍然要由瞿秋白代表中共發言——這當然令米夫心中不悅。王凡西又說：「張國燾沒有瞿秋白的學養，也沒有周恩來的才幹。因此陳紹禹們並不怕他，也不想拉他。」（前引書，第82頁）據王凡西的觀察，對當時任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的張國燾，米夫、王明們報以冷落，因為他既沒有打擊的價值，也沒有拉攏的價值。而對瞿秋白，他們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打擊迫害，就因為他有著受人尊敬的「學養」。
江浙同鄉會事件
在這幾年間，米夫、王明們打擊、陷害瞿秋白的方式多種多樣，事情經過也很複雜。這裡只簡略說說發生在中山大學的兩件事。
一是所謂「江浙同鄉會」。王明虛構了一個中山大學內的「江浙同鄉會」，說這是一個從事地下活動的「反動組織」，而後台老板，則是瞿秋白。
此事鬧得很大。蘇聯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專門對此事進行調查，向忠發、周恩來都介入了此事。蘇聯格伯烏調查結果，竟然認為確有這種「反動組織」存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人調查後，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瞿秋白於是給聯共政治局寫信，對蘇聯格伯烏的調查結論提出異議。後來，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理此事，最終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鄉會」這樣一個組織的結論，並由周恩來在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這罪名雖然洗刷了，但瞿秋白卻被弄得焦頭爛額、心力交瘁。
現在該說說瞿景白了。在中山大學學習的瞿景白，對王明們的所作所為，是怒目而視的。其時也在中山大學學習的陸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他：王明對瞿秋白的打擊迫害》一文中，有這樣的回憶：「王明一夥當權，許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樓里去獻媚吹捧，景白卻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與景白偕返宿舍，因為大樓鐵柵已鎖閉，我們繞道走小樓梯，經過王明小屋時，王明趕快笑臉相迎，誤以為我們也是去投效他的。當時景白一股正氣，衝口而出：『哼，什麼東西！』從此，王明一夥加深了對瞿氏兄弟的忌恨報復心理。」（《瞿秋白研究》第五輯）
瞿景白在「清黨」中的抗爭
王明們藉以打擊瞿秋白的另一事件，是中山大學的「清黨」。1929年，史達林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在全國範圍發動「清黨」，中山大學當然也不能倖免。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那次清黨運動，有點像瘟疫一樣，任何人都有被傳染的危險；即使平日自信是史達林嫡系黨員，到了這時，也不免要發生危懼。」（第二冊，第406頁）當其時是王明打手的盛岳說：「我們同時審查他們（引按：指瞿秋白和中共代表）自中共六大以來的各種講話，從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國際立場相牴觸的地方。……這可以說是我們為對瞿秋白和代表團其他成員發動全面政治攻勢，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按照我們的計劃，發動攻勢的時間就定在中山大學清黨的時候。……由於我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其他人隨後的公開攻擊，國際中共代表團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關係迅速惡化。瞿秋白及其同夥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嚴重威脅。瞿秋白在中山大學上學的弟弟瞿景白一氣之下，把他的聯共預備黨員黨證退給區黨委。就在他交還黨證的那天，他失蹤了。我們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還是像謠傳的那樣說他自殺了。不管小瞿出了什麼事，對瞿秋白都是一個打擊；從那天起，開展鬥爭的氣氛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峻了。」（前引書，第228—230頁）
在1929年的蘇聯，以退還黨證的方式表達對「清黨」的抗議，就算有一百條命，也是活不了的。瞿秋白其實非常清楚這個追隨自己參加了革命，又追隨自己來到了蘇聯的胞弟，最終去了哪裡。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弟弟的「失蹤」，他又豈敢有半句怨言。在那時的共產黨人中，瞿秋白是一個較為「兒女情長」的人。景白的死，一定令他很悲傷。但他在人前不能流半滴眼淚。
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捕，6月18日被處決。在他的遺物中，有一份寫於獄中的《未成稿目錄》，記錄著他打算寫的文章題目，其中之一，是《憶景白》。可惜未來得及寫便死了。——我真想知道，關於23歲就死於非命的景白，他會寫些什麼。
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