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長津湖》這種爛片不值一提，但是十三億票房，背後的含義就豐富了，雖然絕不意味著中國人要跟習近平去「上甘嶺」，你要將其置於一部中國民俗史中，就有滋有味了。洗腦主要靠娛樂，是這個體制存活的一大秘訣嗎？電影票是吃瓜大眾買的，這十三億，他們是情願的嗎？還有前幾年那個「憎羨交織」情結，砸日本車、抵制韓貨、唾沫淹台灣等等，權當一部中國民俗史。】
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有句順口溜，像一幅素描，簡潔極了：
五十年代人幫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哄人，
八十年代個人顧個人，
九十年代見人就「宰」人。
大陸的八十年代，可以有各種解讀，官方稱為「改革開放時代」，知識分子稱為「啟蒙時代」，西方稱為「中國崛起的時代」，中國老百姓則一針見血：各顧各。
——這難道不會對中共拋棄「社會主義」最透徹的定義嗎？
我寫八十年代就比較「文青」：
『若以「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柵處」的心情去看那個十年，你會覺得那時的政治、文化皆如過眼煙雲，強人、黨閥、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領風騷沒幾天」，留下一筆糊塗帳就沒影兒了，誓如：
「四大青年導師」（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金觀濤）而今安在？
「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變成了「小平你好狠」；
但「十五的月亮」卻可以從雲南老山前線的戰壕，一直唱到天安門絕食營地；
探索電影從「第三代導演」一骨碌滾到了「第六代」；
總書記也罷黜了兩任；
文學就更是眼花繚亂，流派紛紜，名家輩出，到九十年代民間戲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點心」的時候，《傷痕》作者跑到拉斯維加斯當賭桌發牌員，而王朔已經出全集了……。』
那個時代的情感，憤世嫉俗是最時髦的。大概一個文革十年，生靈塗炭，冤魂遍地，使得接下來的八十年代非得成為一個出氣、泄憤的年代，可是媒體都在黨的手裡，老百姓只有指望那些記者、作家、導演們替他們出氣，於是耍筆桿兒的在八十年代比歌星、影星紅得還要快，大家賽著揭共產黨的瘡疤，鄧小平終於要「反自由化」。
舞文弄墨者比較悲哀的地方在於，中國人是一個健忘的民族，你替他們把氣出得差不多了，他們就要看肥皂劇、聽調侃、唱卡拉OK、「玩得心跳」了。
所以，八十年代把傷痕、改革、尋根、意識流等等樣式都「玩」了一遍之後，搖滾和「痞子」就崛起了，當時學界說中國出現的「市民社會」，是一個半吊子的市民社會，有點像當時黑豹搖滾樂隊唱的那樣：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互相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裝著正派面帶笑容
不必過分多說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什麼
不必在乎許多更不必難過
終究有一天你會明白我
不再相信
相信什麼道理
人們已經如此冷漠
不再回憶
回憶什麼過去
現在已不是從前的我
大伙兒跟著鄧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門翻了船，這一翻船倒好，把先前羞羞答答的東西都翻掉了，乾脆脫了褲子干資本主義。
然而，前一年的「焦裕祿熱」大概是一個失敗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嘆息；
跟著的「毛澤東熱」則是人們揮舞著死去的巨靈，半喜半憂地迎接陌生時代。
一九九二年春節期間，毛澤東像在山東某地賣了三百萬張，毛澤東也成了北京計程車司機們的保護神，「紅太陽頌」錄音帶在上海的銷售量突破百萬；
四月，麥當勞在北京開業那天，創下一萬六千名顧客的世界紀錄。
五月，「搖滾皇帝」崔健在南京登台，黑市票價達八十四元，北京出現十多個搖滾樂團。
在深圳，一張卡拉OK的門票是一百五十元，特區已有億萬富翁，全國邊遠山區還有五千萬人年平均收人在二百元以下；
上海人平均住房面積在四平方米以下的困難戶為二十三萬戶，高幹子弟在香港爭買洋樓遊艇，北京人當中的「大款」也講究「開寶馬，持金卡」了，酒店裡出現跪式服務，個體戶燒「死人票」（百元一張的人民幣）玩……。
一場嘉年華會式的革命倒在血泊里，便需要某種低俗、輕薄的過度，來降溫和冷卻，這個當口，一切都是娛樂，而且全中國的小說，有一陣子好像都叫痞子王朔給寫了，劉曉波誇他：「你的語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辭彙，也有時髦的外來辭彙，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辭彙和新時期的尼采們放進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語中，於是你的語言顛覆的毀滅性剩下的只是價值廢墟」。
大眾的幻滅和失語，唯有借著王朔「千萬別把我當人」的自嘲而獲得慰藉，這不僅是「去政治化」，也是「去理想主義」、「去五四精神」、「去反體制」，痞子也未預期地與思想家的「告別革命」，在思想史的高度上合流。當中國人終於厭倦革命，好不容易去擁抱世俗的時候，正巧在這個節骨眼上，蘇俄和東歐埋葬了共產黨體制。
「非政治化」其實不過是異化為另一種政治，而那又跟電視劇的一個黃金時代結伴而來。先前黨文化的那點料兒，實在糟蹋了這個立體化的傳媒利器，雖然電視劇在全世界都是低俗的。
「六四」後的意識形態總管是個木匠，他要低俗，外加一個政治頭箍——李瑞環喜歡「消費文化」，他保證不干涉思想無害、群眾喜聞樂見的玩意兒。第一個這種玩意兒是《渴望》，化文革為恩怨故事的一出肥皂劇，五十集把全北京城看得斂聲屏息、哭哭啼啼，有人感慨：「《渴望》早點問世，興許天安門不鬧騰了！」它替李瑞環「藝術地」說了一句話：好好過自個的日子比什麼都強。但是老百姓哪裡知道，那廂朱鎔基已經準備好把大伙兒全都「送回舊社會」去過日子。
酒色財氣、笑貧不笑娼，都是先從電視螢幕上開始的，猶如「水中月，鏡中花」，大家過乾癮。忽然從螢幕上跑出來一群「哥哥妹妹」，國內的揶揄也頗辛辣：「四個不道德的女人共同使用了一個不道德的男人及其財產的『共產共夫』，叫做『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平常人的動人的故事』（《來來往往》）；徐志摩的風流舊事，顯得比瓊瑤編造的「才子佳人」更真實，問題是如何再將其中的三角關係炒作得更玄乎（《人間四月天》）；黑社會頭子專橫殘忍，卻戴上了『慈愛』的光環（《像雨、像霧、又像風》）；而《橘子紅了》分明是買一個小妾傳種接代，卻要說『在你沒有說喜歡我之前，我是不會碰你的！』」。我的觀感比較簡單：社會主義崩解後，價值體系只會退回先前的舊禮教，毫無一絲「現代性」。
充斥螢幕的滿清宮廷戲及其格格們的嬌嗔，很容易被誤解成對「韃虜風俗」的艷羨，其實不妨解讀成對十七年「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懷舊，後來果然有一所謂「血色系列」出現。「血色」一詞，系老鬼（《血色黃昏》）所創，背景是「紅衛兵暴力」，文革災難都成了「浪漫」，此基調反覆被多部電視劇輪番演繹，填補了「知青文學」所忽略的城市幹部子弟階層和「大院文化」，正是現體制離棄「工農兵大眾」、轉而「只信任自己子弟」和權貴崛起的一個文化、美學折射。
再接下來，中國人染上"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心態，始之於上個世紀末起，由於江澤民操弄"內外二元分離"——政府親美親西方，卻煽動民眾仇外仇日。1992年春有一場"反殖民文化運動"，自瀋陽至北京、上海、武漢，颳起了一陣拆招牌風，所有帶有"媚外"色彩的店名，紛紛換招牌，重辦營業執照﹐如"帝王"改為"國旺"，"帝國"改為"祖國"，"路易十三"改成了"英模城"；上海甚至擴展到更換街名，因為"封建主義、殖民主義色彩太濃"。
那也是一個搞笑時代，"抗戰神劇"的高產期，所謂"情節雷人台詞低俗"，被網友用"四化"形容：戰爭遊戲化、我軍偶像化、友軍懦夫化、日偽白痴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裡，人性受到某種禁錮，社會人格的發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洩區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網際網路獲得長足發展，泛濫無度，以此解釋中國人靠低俗、下流過嘴癮靡然成風，再恰當不過。這絕非僅僅"文化商業化"而已，背後須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財力支持。
2016年夏海牙法庭裁決中國對南海沒有主權，網上出了一個段子：中南海決心打大仗，是不必懷疑的，現在的問題是：一、戰場選在橫店還是中山影視城？二、戰役任務到底交給八一廠還是華誼兄弟？三、前敵指揮選馮小剛還是張藝謀？四、還用不用抗戰神劇名角、嫖娼被抓的黃海波？反正中國只贏不輸。
英國諾丁漢大學亞洲研究所網上刊物亞洲對話（Asia Dialogue）一篇分析文章統計，2012年中國政府批准303套新的電視劇當中，超過一半的故事是關於"革命"，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反日戰爭劇本。對製片商而言，只要抗日的劇集申請批文，必定可得，而且製作低成本，日本人畢竟也是亞洲人，導演只需聘用中國的臨時演員扮演日本兵，他們大多數都是鄉下的農民，每天工資只是7美元。這些抗日劇大多在日間播出，所以觀眾大多都是退休老人或者鄉下人。然而這些電視劇的質量頗受詬病，最典型的例子，是女演員葛天在劇中她把一枚手榴彈藏在她的私處，他的男友在關鍵時刻把手榴彈拔出來引爆而跟日本軍官同歸於盡，其引來的評價是"賣弄色情也是愛國"，而很多抗日劇都有被性侵害的中國女子，又構成另一種荒誕。
中國的仇日反美民間活動，多年發展後漸生成為一門數以億計的愛國宣傳生意。浙江省橫店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影視城，號稱"東方好萊塢"，自2016年以來，旅遊業的受益達到165億元人民幣。以每年平均計算，單是橫店這個影視城就出產了50套抗日電視劇。一個名姓施的臨時演員告訴記者，他最忙的一天，需要在8套不同的抗戰電視劇里扮演日本鬼子，他當天死了8次。
不久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爆發的反日狂熱，表演了由官方操縱的民間"政治參與"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鏡：中共二十年來、尤其是茉莉花運動以來，最忌諱街頭運動，不惜耗費高於國防費的巨額資金來防堵，今天居然肆無忌憚地"自我導演"一場群眾抗議、砸店燒車、蔓延一百多個城市，規模空前。他們要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們用"民族主義"就可以把人民玩於鼓掌之間。慘不忍睹的是，民間鬱積的憤怒，藉由"刺刀對外"的官辦臨時孔道而發泄，人們竟也自得其樂。
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被炸，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圍攻大使館、燒汽車，幾近暴動，外電稱"學生怎麼同政府配合得這麼默契？"從ＣＮＮ電視新聞里看，那些遊行示威的北京學生，跟十年前的天安門學運，完全是另一代人，感覺"天安門時代"真的結束了。
娛樂了三十年中國人並不糊塗，他們總結「近代中國最悲催的事」：
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國，結果餓死的比抗日戰爭犧牲的還多；
二，內戰死了幾百萬同胞，結果發現其實國民黨不比共產黨差；
三，發現當初所謂四大家族其實還沒有現在黨國的處級幹部有錢；
四，帶領我們反美反西方的人的後代都移民美國了。
《長津湖》此時拍成，票房十三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