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自行車，一個黑色保溫包，他們帶著食物在城市裡穿梭。
家住東京板橋區的於傲思算是最早在日本做外賣員的中國人之一。
2018年11月，25歲的於傲思從上一份工作中辭職，為緩解經濟壓力，他打算在找到新工作前做一份零工。那時候，東京街頭巷尾的傳單、廣告牌、自家郵筒、甚至手機郵件，鋪天蓋地全是Uber eats（日本最大外賣平台）的廣告。
通過傳單上的聯絡方式，於傲思火速報名並參加了Uber eats的東京說明會。一個多小時後，他拎著印有綠色「Uber eats」字樣的黑色外賣包，正式成為了外賣員。
受新冠疫情影響，向來冷清的日本外賣業突然火爆。2021年，Uber eats的外賣員人數突破了10萬，以覆蓋35個都道府縣、10萬多家的餐飲店的規模，超越日本本土外賣平台「出前館」（約7萬家店鋪，2萬名配送員），成為了日本外賣的代名詞。今年1月，各大外賣平台的用戶數也已達到902萬，相比一年前增加了三倍，送外賣成了熱門職業。由於操作簡單時薪偏高，這份工作更成了不少在日中國人打零工的首選。
Uber eats的保溫包
「是個人、懂日語就要」
在於傲思的記憶里，2018年，Uber eats公司開始在日本大規模擴張，因此成為Uber eats的外賣員非常簡單，幾乎「是個人、懂日語就要」：「先給我們講了公司的運作流程，接著讓我們用軟體註冊，簽電子合同，教了我們搶單、送達的操作，再給一個外賣包，就可以出去送餐了。」
於傲思告訴記者，和中國不同，Uber eats對外賣員的交通工具沒有任何要求。「想開車、騎摩托的話，需要一年以上的駕齡。自行車沒有要求。」於傲思一直沒有自行車，成為外賣員後，他一連租了好幾個月的共享單車，「Uber eats有規定，騎自行車接到的單子，從出發到客人家裡，導航距離不會超過5km。像我們這種非全職的，一般用自行車。」
一名外賣員在找路
派送的流程很簡單——先在app上線，系統會自動派出訂單，顯示餐廳與訂單內容，騎手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接單。接單後，系統會導航到餐廳，而只有取餐成功後，外賣員才會得到去往目的地的具體導航，並得知距離。
「和國內的外賣派單系統不同，Uber eats一次只能送一單，你可以在送第一單的時候再接一單，但也只能第一份送餐結束後，才能知道第二家餐廳的位置。而且只要接了單，非特殊情況不能取消。」於傲思說。
雖然送餐效率不算高，但每一單的收入還是相當可觀的：Uber eats的一單基礎收入是300日元（約合人民幣18元），隨後會根據距離遞增，每公里增加100~150日元左右，所以騎自行車平均一單下來可以賺400~600日元（約合人民幣24～36元），要是碰上惡劣天氣或者節假日，系統會為在原有訂單收入上再乘1.2~1.5倍。
通常，於傲思會在午飯時間段（11點至15點）在自家附近上線，然後接3~5單，這樣一般不會離開板橋區，結束時能快速回家。然而，真正吸引他的並非每單加成，而是Uber eats給的額外獎勵金。
一名外賣員在取餐
「Uber eats的獎勵金才是掙錢的關鍵。」於傲思透露，它分為每周獎勵和區域獎勵。每周獎勵就是數量獎勵，「一周送餐超過15次，Uber eats會直接打給你5000日元（約300元人民幣），超過20次是8000日元（約480元人民幣），要是全職送，每周獲得額外2萬日元肯定沒問題。」區域獎勵則是他們在東京都23個區里做活動，比如涉谷區的某天晚飯時間段突然有兩倍收入加成。
於傲思稱，靠著獎勵金制度，他每個月都能賺到七八萬日元到十幾萬日元不等，「我送的不算多，一周20單左右，算下來時薪差不多能有100元人民幣，比在東京打工賺得更多（時薪約1000日元，約60元人民幣），還不用交稅。」
「免稅」也算是當外賣員的額外福利。於傲思說，不同於普通打工或是全職工作，uber和外賣員簽的並非僱傭合同，沒有保險，而更像是一種「Uber eats外賣員合格證明」，因此就算賺錢達到了報稅標準（年收入在103萬日元、即6.18萬元人民幣以上），人們也可以保持沉默，「輕鬆避稅」。
不過，於傲思的掙錢大計並沒有持續太久。從2019年起，Uber逐步啟動外賣員審核機制，這年4月，他因工作簽證到期而停止送外賣，等到簽證更新以後，卻被告知「擁有工作簽證的外國人已經無法註冊成為外賣員。」好在那時，他已經在一家房產公司找到了新工作。
在於傲思看來，Uber eats在擴大日本市場後開始嚴格管理也算說得過去：「一開始他們簡直是個人就要，後來聽說有出現外國人違規打工的案例，審核政策就跟上了。」
一度鬆散的外賣員註冊制度和非正規合同的確為Uber eats帶來了不少麻煩。今年6月，日本警方將Uber eats日本公司的兩名雇員告上法庭，理由是他們曾涉嫌僱傭兩名滯留日本的越南人作為外賣員，而這違反了日本移民管制法。
8月25日，Uber eats宣布將終止持有留學簽證、文化交流以及特定活動簽證的外國人註冊成為外賣員；對於現有的外國籍外賣員，會每6個月審核一次護照與簽證信息。
回憶起曾經的5個月外賣員生活，於傲思慶幸遇到的客人都比較友好——他曾在送餐途中撒過湯料和油，不過幾乎都沒被客人當面指責過，好評率也基本維持在95分以上，「最方便的食物還是麥當勞這種快餐，我不太喜歡送中餐，湯水和油太多了，哪怕固定好了也容易灑。」
「不穩定打工」
在日本，操作簡單和高薪是絕大多數人投身外賣行業的主要原因，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於傲思一樣小賺了一筆。對於住在名古屋市的陸昕而言，最初做外賣員完全是因為靈活性。
2019年夏天，陸昕的大學課程與日常活動變得零散而忙亂，即使即將進入暑假，她也很難找到整塊的時間去打工。為了賺零花錢，22歲的陸昕想到了送外賣：「時間比較自由，這樣也不會耽誤學校的安排。」
和於傲思的經歷類似，陸昕找到了Uber eats在名古屋的辦公點，用自己的自行車註冊成為外賣員，並簽了一份保證書，上面寫著「不違反交通規則」的保證和Uber eats的緊急客服電話。
但很快，陸昕發現了這份工作的「不自由」之處：取餐成功後，app會在谷歌地圖上導航去往送餐地的路線，但這份導航往往並不靠譜。
「谷歌地圖沒有自行車路線，只能選擇步行或者開車，不管是哪一個，對於騎自行車而言都不方便。」陸昕記得，她經常因為導航而錯過真正的捷徑，「開車的路線是很危險的，因為你不能跟著機動車走，可如果是步行路線，它有可能給你導到天橋上，這一點很不合理。」
名古屋市中心
另外，東京的「自行車送餐不超過五公里」原則似乎在名古屋不起作用。陸昕表示，名古屋市本身不大——不像東京那樣可以分區，從而保證外賣員基本待在同一個區，在這裡送外賣幾乎得全市跑。她曾經拿到過好幾次五六公里開外的訂單，有一次甚至從市中心接單，一路往南十多公里，送到靠海的港口附近。
「我那次是晚上接的單，騎到一半才意識到自己怎麼騎了這麼遠，但也沒法要求取消訂單了，只好硬著頭送過去。」陸昕說，「送到後已經7點多了，天全黑了，我自己也懵了，坐在路邊想要怎麼回家。騎車回去需要將近一個小時，繼續接單的話指不定要去更遠的地方。而且日本很多小路晚上都不開燈，我一個人也害怕遇到變態。於是我就給住在附近的朋友打電話，問能不能開車送我回去，結果人家沒空。」
幸運的是，在海邊徘徊了一陣後的陸昕接到了一個送往市中心的訂單，「我騎回市中心的時候已經八點多了，送完那一單我趕緊就下線了，那天真的沒有心情再做了，特別累。」
陸昕住在市中心，旁邊是標誌性的名古屋電視塔，每次送完外賣回家只要看到它，她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
Uber eats的點餐界面
除了經常出現的遠距離配送，名古屋的獎勵金也不如東京豐厚。陸昕只在第一個月拿過每周獎勵——那天她一口氣送了10單，賺了4000多日元，隨後立馬得到了8000元獎勵金，「當時覺得充滿了動力」。但是那次以後，她再也沒得到過獎勵金。
因為平時要去學校，陸昕通常只能在周末的下午送外賣，一般是從下午三點送到晚上八九點。然而，或許是騎車效率不高，她一個月也只能賺到七八萬日元（約3500～4800元人民幣）。在以往，她每月打工能賺到10萬（約6000元人民幣）。
為了提高送餐效率多接單，陸昕闖過紅燈：「日本人在市區開車也很快，所以挺不安全的，後來就不敢（闖）了。日本規定騎車不能戴耳機看手機，被警察抓到會被罰款，超速也會。而且要是出了交通事故Uber eats是不會負責的。」
雖然只做了3個月外賣員，陸昕遇到的突發狀況卻並不少：有坡太陡只能推車，推到一半低血糖發作，跑進便利店吃東西的情況；有騎到一大片墓地覺得害怕的時候；更有夏天送烤酸奶化了一點就被客人投訴的委屈。「我之前看網上說，希望大家多理解外賣員什麼的，但我想既然做了這份工作，就要好好把食物完整送到，畢竟客人也花錢了。」陸昕說。
夏天過去，陸昕回到了藥妝店繼續她時薪1200日元的常規打工——這比她送外賣時1000日元的時薪要高，也更穩定。「我們這裡送外賣有些不穩定，有時候一整天都沒接到幾單。打工的話，不管這一個小時怎麼過，我都能拿到錢。」但這段「不穩定打工」也讓她覺得挺有趣，「我鍛鍊了身體，還把整個名古屋跑遍了。累的時候就停下來休息一下，能看到很多不同的風景。」
「自己僱傭自己」
相比陸昕的奔波勞累，波雷的送餐生涯似乎更為自由輕鬆。波雷住在京都，2019年7月，剛剛成年的他經朋友介紹成為了Uber eats外賣員，開始了在日本的第一份零工。
和於傲思、陸昕的經歷類似，波雷和Uber eats簽下一份電子合同，他將其形容為「自己僱傭自己」：「我和Uber eats不是僱傭關係，更像是平等的關係，Uber eats提供平台，幫我聯繫餐廳和客人，我是自己給自己工作。」
在波雷看來，每一單的加成（即因餐廳、天氣、客人地址不明等非外賣員因素導致的收入溢價）已經能讓他賺不少錢了：「Uber eats溢價還是很多的。有時候你到餐廳等了很久，或是路上騎了很久還沒到都會給你加錢。晚高峰的時候一單會溢價100日元左右，惡劣天氣和節假日也有。」波雷告訴記者，他最多的一次在下雨天一單多了300日元。
雖然已經做了兩年外賣員，但波雷的送餐次數並不多：「我是心血來潮會去送，有時候可能會一周送兩三天、三四天，有時候一個月可能只做一次。認真做的話，時薪大概在1600日元。」
京都街道
波雷的佛系態度，或許還來源於Uber eats的「出事不扣錢」制度，即無論遲到、食物灑出，外賣員都能拿到那一單的收入，唯一受影響的是外賣員的好評率。據波雷介紹，Uber eats採取100分倒扣制度，收到客人差評時會被扣分，分數低於80分可能會在幾天內被停止派單，更低可能會被剝奪資格，但這都不會影響外賣員的收入。
波雷說，他的好評率一直維持在97分左右，最低到過91分。差評有時來得莫名其妙：「有一次送過去客人一開門，我就看到對方一臉很不好的表情，可能是他當天心情不好，覺得我來得晚，給打了差評。」
新冠疫情爆發後，為防止病毒傳播，Uber eats推出了無接觸配送，外賣員會將食物放在家門口或是指定地方，再發消息通知客人取餐。這期間，波雷曾接過一個送到著名景點二條城附近的現金到付訂單，客人的地址並不準確，還寫了一堆備註。「那邊都快到郊外了，客人給我寫了一個完整的『導航』，讓我經過幾條路，到什麼地方，再左拐右拐找一棟房子，然後進院子，把餐放在藍色自行車的車筐里。」
然而，當波雷來到院裡的時候，這裡既沒有藍色自行車，也沒有現金。「我只好給客人打電話，結果他從房間裡出來了，最後還是當面交付的。」
疫情期間，日本曾多次發布緊急事態宣言，許多餐廳關閉堂食，外賣業迅速發展，不少因新冠失業的日本人也加入送餐行業。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搶單壓力也逐漸增大。
「聽說在東京，有些越南人、中亞人會一口氣註冊四五個外賣平台一起搶單。」波雷說，京都的外國人相對少，競爭沒那麼激烈，他依舊保持了他的隨緣節奏，也不太擔心新冠感染：「大家都戴著口罩，而且大部分時間在路上，和人接觸的時候就是進餐廳、遞給顧客食物，距離沒有很近就還好。不像便利店之類的打工，整天在密閉環境中接觸那麼多人，更容易感染。」
波雷喜歡這份工作的自由和輕鬆。相比於京都900日元左右的打工時薪，波雷顯然更喜歡當一個自由且不富裕的外賣員。在Uber eats會大量溢價的下雨天，他一般都在家偷閒：「我遇到過每天都拼命送外賣的日本人，他們一個月能掙80萬到1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8~6萬元）左右。不過我還是更喜歡自由工作，沒有強制性。」
「我要是今天缺錢了，就騎車出門送幾單，這筆錢最後會成為我的晚餐。」他開心地說。
（於傲思、陸昕、波雷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