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義和團給人的印象都是逢洋必反、逢洋必滅。在他們眼裡，所有沾「洋」字的東西，不分國別、不分品牌，都是洋人用來禍害中國的，非滅不可。所以，關於義和團恨洋滅洋的史料，汗牛充棟，手頭隨翻即是。如清末民初廣東順德人羅敦曧（róng）所寫的《庚子國變記》載：
義和團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毀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清朝野史大觀·卷三清朝史料》也載錄）
署名仲芳氏的《庚子五月義和團進京逐日見聞記略》中如是說：「哄傳各家不准存留外國洋貨，無論巨細，一概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毀，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
《拳匪紀事》中的記載，更讓人毛骨悚然：
拳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枚，洋紙一張，途遇團匪，亂刀並下，皆死非命。
至於教授外文的同文館，更在拆除之列——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清子民，學什麼洋語。
據《西巡迴鑾始末·津門戰後記》載，李鴻章的英文秘書、也是北洋海軍的創始人之一羅豐祿，有個弟弟叫羅熙祿，從河南到天津去，隨身帶著兩箱外文書刊，明知義和團在查抄洋貨，但他不忍割愛，結果，「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仆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倖免。其痛恨洋物如此」。
就是路上被搜出帶洋書，人被綁在樹下，路過的隨便上去就砍一刀。義和團的刀都不利，很多人砍過後，羅熙祿都死不了，只是「仰天大號」，砍他的人則以此為樂（不排除也有非義和團的百姓）。他的僕人說跟隨主人多年，主人並不是「二毛子」，結果也被殺了，只饒過了拉車的馬夫。可見，義和團有多麼「痛恨洋物」。
可以想像，如此時勢，敢過洋節的國人，那就更是找死中之找死了。
但在羅敦曧的另一本《拳變餘聞》中，我們卻可以看到義和團中的一個異類。
該書載，在義和團勢力最盛的天津，當全城「洋貨店多被毀」時，居然有該組織成員公開表示反對法：「無須，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沒必要嘛，洋貨進中國這麼久了，買賣者有什麼罪？
敢這麼說，那是活膩了吧？
錯了。因為說這話的人，是團 大陸位僅次於張德成的大師兄曹福田。
曹是天津靜海縣人，原是地方軍中的一個游勇，因為嗜食鴉片，在部隊中呆不下去，亂世多風口，他決定抓住機會開創自己的一番事業。
剛到天津時，城裡已有拳壇，為了顯示神功，壓服眾人，曹福田登上土城樓，咋咋呼呼問，洋人的租界在哪個旮旯？本地人指著說，就在東南方。曹一聽，立即朝東南方跪下，叩了幾個響頭，過了一陣子才站起身來，拍拍手，淡定地說，租界的洋樓已被我毀掉了。
這話說完沒多久，果見東南方濃煙滾滾，眾人心口寫個大大的服字，真的給跪了。
真相則是，曹福田事先雇托兒去民居放火，演了一場大型魔術煙火秀。
就這樣，曹福田一燒成名，天津的拳民都服服帖帖歸他管。而他，也表現出跟其他義和團頭目不一樣的親民風格。除了前面說過的反對燒毀洋貨之外，當天津市民下跪迎接他時，他在馬上手一揮，說：「無須跪也。」甚至，聽說拳壇勒令市民吃素時，也表示反對：「無須，我亦飲酒食肉也。」
這種相對人性化的言論，效果立竿見影，「津民以是尤信奉之」，天津市民因此更信奉他。
可見，一個組織再怎麼反人類，只要成員中有人說點人話做點人事，立馬就能得到民眾的愛戴。
但是，曹福田敢如此「另類」，只因他是義和團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如果以為他真的很有人性，那就大錯特錯了。
很簡單，真有人性怎麼能當上義和團大師兄。
不少講述義和團運動的文章都提到，曹福田曾帶著拳民衝進天津租界區紫竹林古廟，將正在讀書的學生抓起來，搜出墨水、鋼筆等洋貨，以學生都是洋人奸細為名，一下子就殺了十幾個。
但凡有點人性，會這樣殘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嗎？
到了該上陣打仗的時候，曹福田的造型又是這樣的：
福田騎馬，戴大墨晶眼鏡，口銜洋菸卷，長衣系紅帶，緞靴，背負快槍，腰挾小洋槍，手持一秫秸，語路人往觀戰。
大墨鏡、洋菸卷、小洋槍，這些可都是洋貨，但出現在曹福田身上倒沒那麼違和，因為他明白表示過，只反洋人，不反洋貨。
真應了那句話：滅洋是工作，用洋貨是生活。
這跟之前寫過的《紅燈出征，寸草不生》裡面的紅燈照首領林黑兒也是一樣的，再怎麼反洋貨，出行時，也還是要不少洋槍護著她。
在這樣的亂世中生存，普通民眾得有多難。《拳變餘聞》開篇就說了，六年前中日甲午之戰，天津被戰火殃連，民眾流離失所，當時北鄉挖河，挖出一殘碑，上面有一首類似讖語的打油詩：「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才算苦。」
當時天津百姓都不明白在說什麼，六年後，「紅燈照滿街，那時才算苦」終於成為現實。
義和團得勢時，對洋貨無差別滅絕，民眾沾洋字必死。等到八國聯軍殺進來，義和團牛皮吹破，神功完全不好使，一觸即潰，慈禧攜光緒扔下北京逃到西安去，民眾就不得不「挾洋自保」了。
還是前面引過的《西巡迴鑾始末·津門戰後記》，在講了羅熙祿遇害的慘狀，總結一句「其痛恨洋物如此」之後，鏡頭一轉，我們看到天津民眾：
今乃大異，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窮褲，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雜糅，拼切舛錯，用以自附于洋，昂頭掀膺，翹若自意。
只要能找到一件洋裝，哪怕它只是一頂破帽、一隻靴子、一條底褲，都要穿在身上，並刻意露出來讓聯軍士兵看到。屋前屋後有空位的地方，都寫上洋文，不管拼寫、語法有沒有錯，反正就是要跟洋字沾邊，並以此為榮。
甚至還有這樣的：「日本兵先至，津民大書『大日本順民』，或揭諸門，或纏諸臂，以求保護，拳民一時絕跡焉」。（《清朝野史大觀·卷四清朝史料·裕祿釀成拳禍》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P401）
北京那邊，當聯軍入京時，京官朝貴中眾多人「相率戶前掛某某國順民旗」，「鼓樂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師」。在德軍駐守的順治門外一帶，「其界內新設各店牌號，大都士大夫為之命名，有曰『德興』，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豐厚』，有曰『德長豐』等。甚至不相聯屬之字，亦強以『德』字冠首。種種媚外之名詞，指不勝屈。而英、美、日、意諸界亦莫不皆然」。（《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陳旭麓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1月）
《西巡迴鑾始末》在講了天津百姓怎麼「崇洋」之後，感嘆道：「嗟吾此民，是豈知人世有羞恥事耶。」唉，這樣的民眾，知道什麼叫「羞恥」嗎？
這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了。
真正無恥的，是以慈禧為首的清廷，先是牛氣沖天地向各國宣戰，後來打不過撒丫子就跑，等到得知洋人不想推翻她，又感激涕零，甚至奴顏婢膝。且看1902年2月3日，《泰晤士報》報導了兩天前慈禧太后回京後接見各國駐京公使的情況：
太后進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國公使夫人）的手，好幾分鐘沒有放開。她渾身顫抖，抽泣哽咽的說，進攻使館區是極大的失誤，她後悔莫及。後悔莫及成了她深切的反思，更由此產生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奴顏媚態。
義和團在清廷縱容下無差別滅洋，民眾跟著滅洋，那是為了保命；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打進來，民眾崇洋，也是為了保命。既然以天朝自居的清廷為了保命都可以媚外，憑什麼民眾不能為了保命而崇洋？
2021-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