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西安抗疫誓師
12月23日，西安封城
西安封城已整整一周，很多人說，從沒見過如此安靜的西安城。然而，在這無聲無息的平靜之下，是許多難以發出的聲音。
對無數普通人來說，封城就意味著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斷，由此進入一種「極限生存模式」。就像這兩年來在很多城市曾反覆出現過的那樣，在西安也催生出了不少悲喜劇。最新的梗，是逃離西安疫情檢查的「鐵人三項」。
在封城前夜的20時許，有一位白某某從西安蓮湖區騎了一輛共享單車，連夜返回老家淳化縣。在近日西安夜間最低溫零下5度左右的氣溫下，他夜半騎行了8個小時，約85公里，全是上坡路，於次日6時許抵達石橋谷口疫情防控點附近，為躲避疫情檢測，把自行車丟棄在路邊後，繞道進入淳化縣境內，結果沒能過關，最後被處以200元罰款。
另一位後來被稱為「游泳哥」的李某某，也是在封城前夕連夜返回周至縣老家，在途徑渭河大橋時，由於橋口被封，他竟然趟著冰冷刺骨的河水強渡渭河。最後體力不支，不得已求救，救援人員才得知他還有這樣的返鄉計劃。
最令人驚嘆的是一位31歲的西安籍男子，為躲避疫情防控，竟步行八天八夜100多公里穿越秦嶺。此人本職是健身房銷售，在廣州工作兩年後回鄉，12月16日凌晨抵達咸陽機場後，擔心從外地回來會被隔離，在咸陽買了棉襖和生活用品後，一路向南步行，沿途躲避村鎮疫情監測卡點檢查。12月24日，在進入寧陝縣廣貨街鎮蒿溝村境內時，被村民發現後報警，最終被控制隔離。
西安「步行哥」的行程示意圖
全程超過100公里
雖然媒體報導中不無揶揄嘲諷，感嘆真是「陝西愣娃」，但他們為何要這麼做？微博上有一條高贊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眾生皆苦。留在西安捨不得花錢，再說有錢都買不到吃的了，在外務工無非就是想省點錢罷了。」
那位步行哥據說家在安康農村，從地圖行程來判斷，他至少還得6天才能回老家。秦嶺山區的冬天，天氣變化莫測，前幾天還下過雪，徒步可想有多艱苦，然而他這麼做，也是因為他想過，即便冒死穿越秦嶺，也比留在西安要好。
西安這次沒有包密接人群的隔離費用，住宿每天278元起，餐費80元/天，14天隔離費用至少5000元——網上有人吐槽4760元，大抵吻合。對於無數在城裡打工的普通人來說，生計艱難，大幾千的隔離費用，相當於半年存下的收入灰飛煙滅。這樣算下來，徒步14天就能省下半年收入，還是值得的。
對這些來說，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封城之下，西安店鋪關門閉戶，打工的小老百姓手停口停，留在這裡變成了只賠不賺，何況生活開支還勢必隨之上漲。網上有人看到這新聞後就說：「我姐就在西安，這幾天西安的菜價高得離譜，而且買不到，你再住個酒店，還要不要生活下去了？是我我也跑路。」
《西安晚報》12月29日
確實，留在西安城裡的，日子也不容易。昨天，《西安晚報》用兩個整版突出報導「全力守護市民『菜籃子』」，強調「西安連夜行動保障生活必需品供應」，「暢通生活物資保障的『最後100米』」，要「把米麵油菜送到群眾家門口」。但正如有人一針見血指出的，官媒如此高度重視，「看來問題有點嚴重啊」。
西安人其實已經很能忍了，肯定期望能儘快實現「動態清零」，也清楚本地大冬天的物資原本就不算豐富，防疫之下也難免出現內外部物流不暢，但問題是，類似的戲碼已經在不同城市上演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早應當吸取教訓了，而輪到西安時，自己仍然要在家裡挨餓。
當下發生在西安的一幕，最接近的就是年初吉林通化市民生活所曾經歷過的那種困窘。我當時曾在《通化的休克實驗》中說過：
通化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危機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計劃經濟，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詬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年的體系，如果能運轉，也不失為一個應對的選擇。通化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現在市場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給制這樣最嚴格的計劃經濟，連計劃也玩不起來了。
西安如果說有什麼不一樣，那麼除了城市規模大了二三十倍之外，另一點或許就是它更嚴格地禁止市民自力救濟。豆瓣上的「赫拉克利戴」昨天談到西安的生活：
社區一個做批發的大姐想辦法搞到生活物資，在社區打點門衛麵包等物後開始賣貨，今天還是被東區投訴了，因為東區說沒給他們供應，以聚眾賣菜為由投訴到社區了。我路過的時候，大姐大哭不已，說明天不賣了。我趕快又買了點冷凍食物。怎麼說呢？五味雜陳。
「聚眾賣菜」的罪名，也算得新鮮；但管控這麼嚴，也並不意味著阻止任何人群聚集，有人和說吐槽說，小區里確診好多了，還在每天聚眾核酸檢測。她都吃方便麵十來天了，小區裡有密接發熱5天沒人管，家裡還有兩個孩子，都是把門一封，啥也買不到，也沒人說該咋辦。
有人苦中作樂，黑色幽默說，小區里都已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狀態了，例如半瓶醋換幾個雞蛋。有市民在群里發了一句「能不能用老公換兩包泡麵」，立刻就被踢出群了。
西安人這些年不僅肚子挨餓，而且還有滿肚子苦水無處訴說。有人跟我說，西安人這些天都不敢說話，稍有抱怨，「就會被朋友圈裡的正能量罵死」，「不過也覺得怪可笑的，微博上罵的、朋友圈罵的，好多都是之前地鐵事件中護西安和去年罵武漢的，事情如今到了自己身上，竟也有種天道好輪迴的感覺」。
為什麼經歷了這麼多次的疫情管控和演練，西安人事到臨頭仍然要餓肚子？當然，一座1400萬人的城市要在一夜之間達到這種級別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原本就絕對是不輕鬆的一件事，任你再怎麼拍胸脯、下死力，有些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正因此，一個組織的現代化方向，不可避免地要沿著兩個維度進化：縮小管理範圍，同時提升專業化能力。簡言之，就是改變「大包大攬」，懂得「有所不為」，管好自己能管的事，並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去管。
很多目標看起來很清晰，但就算出發點是好的，在執行過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現無數意外，導致各種事故。這倒不是它「不想做到」，而是「想做也做不到」。
哪怕事實上堆滿了充裕的物資，但要將所有這些配送到家家戶戶，這仍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系統工程，加上這其中各道程序的管控措施，就算最終確實配送到戶了，那家人也有可能已經餓暈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350元一份的大白菜，這就是市場機制在被人為廢除之後的反擊：因為正常的需求仍然存在，而配送機制又不完善，那這就會勢必會有人願意出高價來獲得稀缺物資。實際上，歷史上每一座遭受圍困的城市都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在快餓死的時候，甚至會有人願意拿黃金來換一個饅頭。
包攬自己事實上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勢必是吃力不討好的，這又難免引發了那個老話題：西安的城市管理能力。有人不滿地說：「真的很無語，一架航班能全城關這麼久。管理極其落後死板，沿海城市每天都會有病例，人家也沒這樣吧？」
確切地說，從這次封城來看，西安的城市管理長於「管人」而短於「管事」。也就是說，將資源傾注於對人的管控，但卻不善於處理具體事務。如果後者引發了抱怨不滿，但只要「人」能管住，那就仍然沒事，因為管理一個社會，說到底確實就是如何「管人」。
傳統政治一貫都更注重「管人」，因為只有人才是社會的根本，而具體事務的細節大抵是底層技術官僚才關心了解的事。對人的垂直化管理越是嚴格，底下人就越是只敢聽從而不敢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其結果是固然看上去紀律嚴明，但代價則是犧牲了活力。
從這一意義上說，西安重「管人」而輕「管事」，乍看被視為「內陸/沿海城市」的分別，但往裡一層來看，其實是城市管理上是否充分放權、賦權給前端執行者的問題。
疫情不管多苦，我相信它總會過去，但這種結構性的問題才是更難的。這一構造所壓抑的，我擔心並不只是幾句牢騷而已，還很可能是長遠的文化創造力和自發的經濟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