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飽是人的最基本生存需要，擱在如今它早已不是個問題了。與現在的青年人講我童年少年時挨餓的情形，恐怕會被認為是「說天書，編故事」，讓他們難以置信。
1959年我虛齡8歲，嚴重饑荒已遍及全國，農村尤甚。我家門口有一棵大榆樹，主幹樹皮早被刮盡。我曾吃了榆樹皮製成的圓丸，大便不得下來，痛得大哭，是我奶奶用手幫我摳出來的。一次，我的一位比我長三歲的族兄在放學後帶我到街北口糧管所門口，說能找到吃的。果然一輛卡車上撒落一點皮糠在地上，我們倆馬上像兩條小狗似地趴下舔吃地上的殘物。當時覺得那皮糠的滋味甜蜜無比，心滿意足。
還有一次我放學回家剛走出街口，後面來了一位鄰村的小女孩，手裡拿著一種叫「京干其」（粗面製成五角形狀的東西）在吃，後面又上來一位鄰村的小男孩，我也認識他，乳名叫「禿五四」。他上去一把奪下小女孩手裡的食物撒腿跑開了。小女孩大哭著返身而去。一會兒工夫小女孩的爸爸氣憤地跑來，以為我就是搶奪食物的男孩，逮著我不放。我一時嚇呆了，只知道哭喊不知辯解，幸好小女孩也趕到，辨認搶奪者不是我。那個小女孩數年後與我同校任教，我讓她回憶那件事，她清楚地記得「禿五四」搶她「京干其」的事情。我說自己就是那位親眼目睹並受了「冤枉」的小男孩，不禁彼此大笑，是苦笑（這個小女孩就是上元小學的朱敏老師，她爸爸那時是公社裡的一名幹部，所以能吃到京干其）。那時候搶食食品的事太多了。一次我在飯店門口看顧客吃東西，一位顧客買了兩個包子剛放到桌上，一位比我還小一點的女孩上前拿到一個包子低著頭拼命往嘴裡吞，任憑那顧客在她頭上捶打，眨眼間包子下肚。此類事情，如果不是極度飢餓斷不會發生的。
1959年至1961年那三年，國家宣傳上先叫「三年自然災害」、後來稱「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農民習慣上稱「吃三二兩」、「軍事化」時，有的則直接稱「餓死人時」。「三二兩」是指每人每天吃糧數，「軍事化」是因為實行人民公社化，搞「大躍進」，農民勞動實行軍事化管理。那時代的名稱已不重要了，說那幾年餓死人是千真萬確的。我的一位堂姑父戴華田，本村人，就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倒田墈」死去的，他那時是壯年。所謂的倒田墈就是指人走著走著一下子就倒地斃命了。那時常聽到有人說某某吃了不能食用的野菜中了毒，家裡人就告誡孩子哪些野菜不能吃；還聽到某某村有人死在家裡沒人抬上山埋葬；也有傳言某地賣人肉包子，是真是假無法考證，家裡人囑我們小孩子不要亂跑，很是害怕恐怖的。
那幾年吃大食堂，一度時期各家各戶的鍋灶被拆除。生產隊食堂領到的糧食極少，有時還沒有。我們生產隊領糧的人是我的一個族公叫呂宗茂，人們叫他「老軍屬」。我現在還記得村上老少站在村口，眼巴巴地等候老軍屬領糧回來的情景。如果遠遠看見老軍屬胳膊肘上裝糧的「籮籮」（一種竹篾制的東西）是挎著的，有些沉，那就是領到糧了，大家很高興；如果他單手拿著籮籮晃動著回來，那就是沒領到糧，人人喪氣。當時食堂打粥（不可能有干米飯）是按家庭人口分配的，各家打粥回去後要靠加水來增量。村上常有比我大一些的小孩子鬧著與家裡人「分伙」，即他自己拿著碗直接在食堂打粥吃，怕家裡大人多吃占了自己的計劃，不願意與家裡人合在一起吃。這樣的小孩子常受到村上大人的責怪嘰笑，說這孩子「不孝順」。其實，這哪能怪孩子呢？吃集體食堂好像到1960年就解散了（具體時間記不准了），可能是無法維持下去了。村上有許多人得了浮腫病，好像叫2號病，婦女得這種病的更多些，幾乎個個腿部用手一按就出現一個深陷印，母親自然不例外。記得一位也是我族公的呂宗盛腫得太厲害，住進了營養院（政府一段時間採取的緊急救治措施，專門收容浮腫嚴重的人）。
那年頭飢餓難熬，怎麼辦呢？偷！那時「偷」並不全是很醜惡的事情。多少年後，母親說到那年代，常常頗為自豪地說：那時不靠「偷」一點，你們都得餓死。比如說，收割季節，母親都要在身上藏一點谷穗帶來家。人行道邊的莊稼地，靠路的那一畦稻穗麥穗都是被路人在快成熟時就掐掉了。我就經常在放學路上膽怯地偷點半熟的谷穗帶來家。有時是生吃，快要成熟的麥穗在手心搓揉幾下，吹掉穀皮很好吃。最典型的「偷」是在田地莊稼快成熟時，家家都有人在傍晚或晚間出來「偷割」穗頭。方法是帶著鐮刀、袋繩，鑽到田中間去割谷穗。一塊田裡東一處西一處都有「小偷」們在干。大家你不講我，我不講你，只防生產隊幹部來查抓，嚴格地講只防生產隊長一個人。那時有句俗語：「天上雷碰雷，地上賊碰賊。」大家都是「賊」。其實那時生產隊幹部們對這種「偷」也是睜一眼閉一眼，他們的家人也參加這種「偷」。有時聽說隊長的家人也下田「偷」了，那大家的膽子就大些，知道隊長這段時間不會來查，放膽「偷」一下。其實隊長們也拿捏好時間，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他會到田附近繞一下，有時也會直接喊罵一陣，「偷」就結束了。那時我家出去「偷」的是母親和大姐、二姐三個人，父親是個文弱的文化人幹不了這事，我那時小，有時躲在旁邊看風。大姐膽子小，聽到人喊就往田埂上跑，二姐膽子相對大些，常受到母親的表揚。那時真是應驗了「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這句話。需要說明，這種偷也只是偷割田地里快要成熟的谷穗，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參加這樣的「偷」，大家都去「偷」，屬於「明偷」。這種「偷」一般只限制在本生產隊，如到外隊去偷，那很危險，會受到很重的懲罰。再者，如果去偷生產隊已經收穫的糧食也不行，那要算犯法了。當時國家對偷竊罪判刑也重，我的姑父因偷了飯店一袋麵粉坐了7年牢房。我的一位堂姑父家住鄰村謝橋隊，因偷糧食被捉，被吊起來痛打，又膽小，怕再受懲罰，回家在家中門框上上吊死去了。
那三年的饑荒我們沒有被餓死，據大人們講，靠的是「花兒草」、南瓜、胡蘿蔔和山芋這四樣東西。回憶也真是如此。「花兒草」屬春季植物，是集體地里種植作肥料的，成了人們度荒的食物。南瓜是夏季作物，聽母親講那兩年南瓜收成特好。南瓜能填肚皮但吃多了人沒力氣，後來長大了才懂得它是低糖作物，難怪那時我走路總覺得腿「打飄」呢！我們生產隊那時有一塊在江邊的沙土地，特別適宜種植胡蘿蔔，每當收穫時，我們小孩子都聚集在路邊等候挑胡蘿蔔的擔子過來，搶拿一些放在懷裡。挑擔的社員雖制止但並不過於嚴厲，等於半默許。這樣算起來，每個季節都有了賴以填肚保命的食物，算是天佑蒼生啊！
那三年中，想吃一頓乾飯是一種極大的奢望，連白粥也幾乎吃不到。我那時多麼想吃一頓飽飯。有一年除夕，母親積攢了一點米給我們煮了一鍋白米飯，從米下鍋開始，我們姐弟幾個就扒在灶台上等候，一邊喊著「快熟了熟了」一邊聞著飯香，那種愉快感今生忘不了！那頓年夜飯吃下肚後，我和弟弟腸胃不能消受，直喊肚子脹，父親領著我們在家中堂屋裡轉圈來幫助消化，結果還是「壓食」了（「壓食」是家鄉方言說法，食物沒消化好，胃中冒出一種酸氣）。我的小妹妹才兩歲（1958年6月出生），飯後不久因無法消化將飯吐到床上。那時她剛會講話，不會講「吐」這個詞，在床上哭著直喊「我的飯潑掉了！」母親傷心地哭了！今天我寫到此處時，眼淚仍然忍不住流出來。
我現在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回憶那饑荒歲月的細末小事，實在是因為那時的饑荒太讓我忘不了，想想太讓人傷心了！還在於，素稱魚米之鄉的江南怎麼會出現如此般的饑荒？農民自己拼死拼活地種莊稼怎麼連自己都養不活？還應該追問嚴重饑荒發生的原因是什麼，誰應該對那場饑荒負責任？在很長時間內，那場饑荒被歸咎為「自然災害」、「蘇聯逼債」，其實已經有許多歷史學家考證出「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本問題是決策錯誤影響遠遠大於自然災害，可以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再者，對那三年死亡人口數據也有很多爭議，近年的黨史二卷本採取了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是1000多萬人，有些專家統計的數據是1850萬，還有2000萬、3000萬、4000萬甚至更高數的爭論。我認為，死亡人數爭論只是數據上多與少的爭論，只要稍有良知，都應有這樣的共識：即便是官方數據的1000萬，那也是一個極讓人傷心的災難性數據。處在和平年代，一個國家全民都面臨嚴重饑荒，人都餓死了，一定是政策、制度上出了大問題，主因絕對是「人禍」，這是簡單的常識。我作為經歷過極度飢餓的過來人，今天記下這些經歷，理由很簡單，不應該忘掉那場災難性的痛楚。至於誰應該對那樣的災難負責，再過50年、100年，歷史一定會有清楚的定論！
另外，我寫這篇小文還在於，母親今年90歲，身體還很健康，回家與她閒談，又常常聊起「沒得吃」（她的習慣話）的年代，她總愛提起當年許多舊話，也勾起我對那段飢餓生活的回憶。母親對現在的因濱江拆遷後的生活很滿意，幸福感特強，又不時惋惜五年前已去世的父親沒能享受現在的福。爰書此文，借慰泉下父親並祝母親健康長壽！
（寫於2013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