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1月7日），日本和澳大利亞簽署了進行密切防務合作的《互惠准入協議》（RAA）。(ISSEI KATO/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最近，在對抗中共威脅台灣的民主國家當中，出現了一種「小馬推大馬，盟弟責盟兄」的現象。所謂「小馬推大馬」指的是，在對抗中共的盟國當中，體量小的日本和澳大利亞這兩匹「小馬」，推著步履瞞珊的美國這匹「大馬」往前走；所謂「盟弟責盟兄」，則是澳大利亞和日本這兩個「盟弟」對美國這個號稱「領導」民主國家的「盟兄」動作遲鈍狐疑有所不滿。這實際上意味著，在民主陣營對抗中共威脅的這場鬥爭中，拜登當局空話多於行動，缺乏足夠的動力和決心去率領其他國家更有效地遏制中共對印太地區安全的威脅。
一、日本與澳大利亞簽訂防務領域的《互惠准入協定》
日本與澳大利亞1月6日簽署了加強安全領域合作的《互惠准入協定》（the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這個協定是為了應對中共對印太地區的威脅而開始兩國國防方面的合作，這兩個國家都把這個協定視為歷史性的突破。
美國提出了防範東亞發生軍事衝突的印太戰略，其中主要的兩個軍事上的盟國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亞。這次日本和澳大利亞的防務協議就是為了增強美國應對中共威脅台灣的能力。很明顯，有了日本和澳大利亞的主動配合協作，美國在印太地區維護區域和平和穩定的壓力會由兩個軍事盟友主動分擔，對美國而言，實在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但有趣的是，關於這個對美國來說十分重要的安排，拜登當局卻好像是局外人。1月6日這個協定簽訂後，白宮和美國國務院並未就此發表任何聲明表示歡迎和支持；同一天，美國國務院公布的相關新聞只是關於美國和日本兩國外交、國防部長會談的消息。連1月6日和1月11日白宮新聞秘書的兩次記者會也一字不提這件重要的事，記者們很「乖巧」地「忘記」了問與這個協定相關的問題，白宮新聞秘書也樂得不主動觸及它。
由此可見，這個防務領域日本與澳大利亞的《互惠准入協定》，實際上是這兩個國家主動協商訂立的，而不是在美國主導下大力推動、安排的。為什麼白宮和國務院對這個能減輕美國在印太地區防務負擔的重大安排似乎不感興趣，連表示祝賀這樣的姿態都不願意做，這不是很奇怪嗎？
二、盟國主動推進美國的戰略—冷戰史上第一回
這個協定表明，日本和澳大利亞這兩個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軍事盟友前所未有地採取了積極主動的姿態，為進一步深化和落實美國的印太戰略，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讓防範中共挑起台海衝突的問題，從外交姿態進一步推進到軍事合作。日本和澳大利亞的這種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是冷戰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當年美蘇冷戰爆發時，美蘇雙方較量的前沿陣地在德國。當時美國的軍力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它同時打贏了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美國的海陸空三軍都是世界上最強的。而當時歐洲各國經過二戰，經濟凋敝，軍力疲弱，歐洲的防務只能靠美國。所以，當時美國組織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帶領歐洲各國，以美國在歐洲的駐軍為主要武裝力量，應對蘇聯的威脅。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全力在前線布陣，其他盟國助陣。當時蘇聯實行共產黨的封閉經濟制度，和西方沒有經濟來往，所以東西方陣營之間只有單純的軍事對陣問題。而在軍事對陣方面，美國站在前頭，其他盟友跟著助威就可以了，並不需要美國的盟友們彼此商量各自如何相互配合。
但中美冷戰就不同了，前沿陣地在台灣，而中美之間、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內，都和中國有密切的經濟聯繫。因此，美國防範中共的印太戰略就不像當年在歐洲那樣能一呼百應，因為很多亞洲國家都是首鼠兩端，只要戰火不落到自己頭上，就不想明確出來站隊。從價值觀來看，針對中共的威脅，民主國家會有共識；但要亞洲其他國家，比如韓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有一點軍事力量的國家，站出來挺台灣、反中共，卻有一定難度。而中共也不斷用胡蘿蔔和大棒，既威脅又利誘，想減低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印太戰略的公開支持。
在這種局面下，日本和澳大利亞的這個協議，不只是帶頭鞏固美國的印太戰略，為其他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做出示範，而且是以印太地區國家的身份，主動開展印太地區的協調配合工作。比如，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有一些隔閡，而印度尼西亞對日本有相當程度的信任和合作，所以日本已經在印度尼西亞和南太平洋一些中共試圖滲透的島國展開了合作。這樣的情形以前從未出現在美蘇冷戰時期的歐洲。
另一方面，日本和澳大利亞是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敵對國家，當時大日本帝國是侵略者，雙方曾經血戰南太平洋地區多個島嶼；更重要的是，當年為了保家衛國，720萬人口的澳大利亞前後動員了近百萬人參戰，傷亡人數達10萬人，而日本皇軍曾經屠殺過很多澳大利亞戰俘，激起了澳大利亞軍隊的強烈報復心，皇軍戰敗時也有日本戰俘被殺。有這樣一個血的歷史背景，現在澳大利亞和日本能攜手為維持印太地區做出積極貢獻，更是十分難得。
三、澳大利亞的擔憂—「盟弟責盟兄」
就在日本與澳大利亞簽訂《互惠准入協定》之前，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發表了一篇文章，《深化澳日關係向中國傳遞強烈信息（Deeper Ties with Japan Send Strong Message to China）》，表達了對美國在印太戰略的構思和實施層面的擔憂。
這篇文章開頭就提出：「澳大利亞與日本關係的優勢之一是我們共同提供實質內容的能力，而不是口頭誇大其詞而無法取得實際成果。」這句話沒有明說，誰是「口頭誇大其詞而無法取得實際成果」的一方，似乎是暗指美國，因為對澳大利亞來說，美國是它最重視的戰略盟友，只有當美國方面的遲緩動作令澳大利亞不滿，才會引發這樣的擔憂。
如果說以上看法只是猜測，那文章中的另一段話就把澳大利亞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了：「拜登總統明確表示，華盛頓希望其盟友加強自身的安全努力。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和日本選擇自助而不是聯盟搭便車。我們越能塑造一致的外交和安全方法，美國就越有可能繼續參與。儘管其目的是讓美國在印太地區保持活躍，但澳大利亞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仍面臨華盛頓孤立主義情緒可能加深的風險。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澳日關係將成為對抗威權主義的安全關鍵」。
文章作者菅寧思（Peter Jennings）明確表示了三點。第一，「澳大利亞和日本選擇自助而不是聯盟搭便車」，它們不會等著美國完成有效執行印太戰略的謀劃之後，再跟著美國採取行動；第二，澳大利亞和日本要用自己的主動行動，「讓美國在印太地區保持活躍」，這意思十分明顯，那就是，美國目前在印太戰略方面並不活躍，說得多，做得少，作為遏制中共的盟友「大哥」，美國本應做得更多；第三，「澳大利亞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仍面臨華盛頓孤立主義情緒可能加深的風險」，這句話其實直言不諱地說出了對美國針對中共戰略方針的擔憂，澳大利亞和日本都不希望華盛頓決策圈只求自保、疏於行動、不願主動落實印太戰略。
讀者看到這裡就能理解，為什麼白宮和美國國務院對日本與澳大利亞的《互惠准入協定》默不作聲，因為拜登當局心知肚明，卻無言以對。
四、「小馬推大馬」—-日本以重大行動落實美國的印太戰略
日本和美國的關係極為密切，而最近日本以國策大轉向的重大決定，主動為落實美國在印太戰略和台海危機方面的軍事應對鋪平了道路；這對日本來說，不僅是國策轉變，也是重大的犧牲準備，如果不是日本看到了局勢的嚴重性，不會斷然採取這樣的動作。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1月8日在臉書上表示，二戰以後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日美安保條約》本來是為了應付蘇聯的威脅而簽署的，但今天其假想敵已經完全變成中國了，因此《日美安保條約》的目的和意義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外，當年美國主導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還有一個目的，即防止日本再軍備，曾有美軍高級將領把這個條約比喻成遏止日本的「瓶蓋」；但今天美國的想法已經改變，開始鼓勵日本再軍備了，這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保格局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美國空軍情報官瑞安·阿什利(Ryan Ashley)去年11月在防務論壇《岩上戰爭（War on Rock）》發表文章指出，過去幾十年裡，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一直保持比美國更模糊的立場，政府甚至常常壓制內部力挺台灣的聲音，而把與中國的經濟關係置於地緣政治之上。但是，目前東京的戰略正在發生急劇變化，他們希望「將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來保護」，包括加入對台灣的軍事防禦。
《美國之音》1月11日報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和使命開始大幅度轉變。在最近剛結束的美日外長、防長會議上，日本對加強日美軍事聯盟、應對台海地區的軍事威脅，作出了新的重要承諾，包括美日設施的聯合使用，擴大、重組對美軍的支持，以及加強自衛隊在日本西南群島等地區的戰備。日本防衛省在會後發布的會議概要中說，日本將大幅度增強地區防衛能力。美軍對中國武力犯台的任何有效反擊，都離不開日本自衛隊的支持，包括全面使用台海附近的日本各島。
對日本來說，讓美軍使用日本的島嶼部署攻擊型中程飛彈和防空系統，再加上日本自衛隊的類似軍事部署，就可以把打擊和防空的範圍覆蓋到整個台海水域，構成對犯台共軍的有效威脅，迫使中共不得不重新設計攻台戰略和海軍部署，使共軍比起單獨應對台灣國軍來，難度大幅度增加；但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日本的這些島嶼可能遭到中共的襲擊，戰火會延燒到日本。日本現在冒如此大的代價和風險來防範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當然是一個具有重大犧牲意義的國策轉變；這並非單純是因應美軍的需要，更是面對台灣如果淪陷所產生的「唇亡齒寒」之可能局面，而不得不作出的斷然決定。
美國空軍情報官員阿什利的分析把其中的利害關係點得很透：「一個不僅願意允許在其領土上進行戰爭、並願意以自己的軍隊參戰的日本，可以為華盛頓和台北的威懾努力提供決定性的優勢。」
五、美國的應對
在中美冷戰開始的2020年，川普總統對中共的反擊十分堅決。而拜登進入白宮後，他對中共的態度比川普軟化了，雖然最近他也通過外交壓力，讓中共在軍事活動和對外威脅方面稍有收斂。其中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美國民主黨內部現在的政治氛圍與二戰以後已經大不相同，它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歐洲進口的那套左派路線和思維，其意識形態的深層背景就是馬克思主義，這導致民主黨的意識形態與中共「同源」化，使民主黨對共產黨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缺乏透徹的認知；而民主黨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多少有一點彰顯自己「政治正確」、以便與中共適當區隔的自我標榜。再加上美國教育文化界「擁抱熊貓派」的宣傳和鼓譟，以及拜登刻意要與川普總統的對中共政策拉開距離，導致民主黨行政當局對中共的態度多少有一些曖昧。其二，美國民主黨為了鞏固在國會山的多數位勢，想盡辦法要擴大票源，為此推出了一系列國內政策，造成了擠壓軍費的結果。
所以，中美冷戰進入第二年以後，美國的應對顯得力不從心，連白宮負責印太戰略的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也承認這點。據路透社報導，1月10日在華府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一場線上討論中，坎貝爾表示，太平洋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出現「戰略意外」的地區，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擁有「巨大的道德、戰略和歷史利益」，但在幫助該地區方面做得還不夠。
如果說，拜登當局在軍事上的準備「做得還不夠」，這還可以用軍費不足和需要時間來搪塞，那麼，在印太戰略的經濟層面美國也一無所策，就只能說是拜登當局一年來的故意不作為了。
去年12月1日坎貝爾出席了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主辦的印太地區研討會，主持該研討會的洛伊研究所執行主任麥可·富里洛夫（Michael Fullilove）問坎貝爾，「我們知道，與過去的冷戰相比，經濟現在和將來都構成了地緣戰略競爭的一個更重要部分。你最近說，沒有一個有關印太地區的經濟戰略，就像有一隻或兩隻手被綁在你的身後，也許還有一隻（被綁上的）腳……美國要怎樣才能掙脫束縛，真正為印太地區制定一個經濟戰略？」坎貝爾面對這個坦率而尖銳的提問，言不及義，旁顧左右而言它，始終給不出一個清晰的說法。這表明，美國過去這一年來，在對中共的經濟政策上始終狐疑不定。
美國是穩定印太地區局勢的主要力量，也是中美冷戰中能夠有效阻止中共對外擴張野心的主要力量。這種狀態決定了，民主國家的聯盟必須和美國共同努力來應對中共的威脅；但正是由於美國「做得還不夠」，所以，印太地區的美國盟友們，像日本和澳大利亞，就需要自己主動積極地相互合作，而不是消極被動地等待美國的安排。日本和澳大利亞的《互惠准入協定》標誌著，日本和澳大利亞正在主動推進印太地區民主盟友之間的緊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