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事件所引發的輿論海嘯，已漸漸退潮，然而有一部分關鍵的群體，至今沒怎麼發出自己的聲音——那就是處於風暴中心的900萬徐州人。
毫無疑問，徐州人本應是最關注此事的群體了，畢竟這就發生在自家門口，然而，敏感的時刻、地點和身份，使他們無法或不知道如何談論這一「家醜」。有人向我道出了這種尷尬、難受的心情：「正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徐州人，這段時間我都不敢說話。」
可以想見，這陣子在當地肯定是各種說法滿天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徐州人未必就比外界知道更多真相。他們當然知道周圍有不少外地女性和本地人婚配，甚至多少聽說過拐賣婦女的事，但像鐵鏈鎖頸、囚禁在小黑屋裡、生下八個孩子這種事，幾個徐州朋友也都說聞所未聞，「任何一項都沒見過」，他們實際上跟我們一樣震驚。
有一位告訴我，他年過三十，才第一次因為此事聽說家鄉存在大規模拐賣現象。他問了一位在豐縣農村長大的學姐，但得到的說法是「村裡面是有四川嫁來的，但很自由啊，也沒聽說過拐賣」。他說：「這樣的認知差距，再加上網上劈天蓋地的對這個城市的批判，對這個地區人落後愚昧的批判，所以很多人覺得委屈，就選擇了不說話，或者選擇不去看。」
不妨做個或許不恰當的類比：上海的跨國婚姻應該不少，我身邊也有，但具體是多少、情況如何，那幾萬對婚姻稀釋在2400萬人當中，不研究是沒法掌握全局的。
至於具體某一家的狀況，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去年，我老家鄉下發生一起情殺案，就在隔壁村子，不到十里地，我們村里還有人認識這一家，甚至還去圍觀了葬禮，然而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慘烈的事，離這麼近，也不外是一些道聽途說。正因此，此前很多人篤信雜文作家王聖強的說法，「因為他就是豐縣人」，但在我看來，僅僅籍貫並不足以讓我採信他所說的就是真相了。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要了解徐州人怎麼看待豐縣事件？這麼說吧，我並不指望從徐州人那裡獲得「真相」，而是他們對事件的看法本身，就是有意義的。
前幾天，在此事正受萬眾矚目之際，有一位徐州朋友跟我說，老家的校友群里也爆發了激烈的爭論。然而，爭論的主要話題方向不是人的基本權利、聲討拐賣犯罪，而是為徐州辯護。
發言最激烈的那幾個人振振有詞再三強調：這是歷史遺留問題，全國農村甚至世界都一樣，徐州只是中了槍被公開刑處；那些被拐的女性，在各個村子都生活得很好，比她們在老家更好，生的孩子也很聰明。
那還是本地一所重點高中，裡邊也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了，因為是不同屆校友混在一起，從25歲到50歲的都有，正因彼此未必相熟，所以人們的也可以更無所顧忌地說出自己真實想法。
當然，就像我們在任何這類大群里經常會發現的，往往是少數這樣最激烈的聲音「劫持」了整個群，而大多數人都保持了沉默。這未必具有樣本意義上的代表性，但卻可能說出了很多人不敢說、不方便說的心裡話。
那兩條辯護的理由，當然都是站不住腳的。被拐的女性後來生活得好不好，無法使被拐這一事實合理化。黑人在被販賣到美國後，其後代比留在非洲日子更好，這就能為奴隸貿易正名了嗎？這種「結果導向」的思維，隱含著對程序正義的忽視和不擇手段的取向。
我也知道現實很複雜。有河南朋友告訴我，他老家的村子就有被買來的女性，還生了三個孩子，學習都很好。他了解後想報案，但私下找了那位女性，她卻不願回老家，那邊山區太苦了，而這邊夫家對她也確實還不錯。然而，這並不能合理化她當初被拐的事實，在並非自願的情況下遭受虐待、囚禁，性質也截然不同，因而關鍵在於尊重女性的主體性，其中是否存在違背婦女本人意願的暴力、脅迫、詐騙等犯罪。
電影《牧馬人》鏡頭
忽視程序上的問題，含糊籠統地把不同性質的事都說成是「一樣」，這勢必就會和稀泥。事實上，「全國都一樣」的說法本身就委婉地承認了「這其實不對」，只不過是因「為什麼只把矛頭對準徐州」而感到委屈。這種辯論話術的重點不是尋求普遍的正義，而是尋求得到公平的對待——「你不能光說我」。
昨天的留言裡，也有人說：「豐縣和一百年前一樣嗎？豐縣取得的經濟文化成就時一個鐵鏈女就能否定嗎？豐縣除了鐵鏈女之外還有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成就，你咋不談？」
還有人遺憾地說，像我這樣「只看到污點不看到白紙」是「偏頗不客觀」的，他強調的是：「社會有批評才有進步，我只希望這樣的批評是實事求是的，無論是事實上還是程度上都是符合實際的，而不是別有用心的、跟風炒作的。」
當我們說「實事求是」時，通常是指對事件本身就事論事，為什麼他們反倒覺得扯到別的方面才算「實事求是」？我想這是對這一概念的特殊理解：它在意的並非釐清事實，而是權威根據其總體表現給出的公正判定，類似於「功過三七開」。
這是那些人沒有是非觀嗎？也不見得。別看那個校友群里為徐州老家百般辯護，如果此事發生在隔壁哪個縣市，代入的角色不同，他們就完全可能是另一番說辭。
他們之所以如此反應，說到底，因為他們是徐州人：他們的憤怒點不再是人口拐賣行為，而是關於徐州的地域黑，徐州人被噴、徐州企業和產品被抵制，而為了捍衛這一身份認同，他們就本能地竭力為之辯護。
徐州
這並不只有徐州人這樣，事實上，這樣的反應在國內的輿論場上極具代表性：任何一個群體在感受到污名化的身份危機時，都會自動作出反應，甚至連反應的模式都一模一樣，無非是「這些都很正常」和「別處也一樣」，絲毫不顧這兩點本身就是內在矛盾的——既然「這些都很正常」，那你又何必避之不及，強調「別處也一樣」？
僅僅譴責他們不能面對真實，恐怕是無濟於事的，更重要的是就事論事，沒必要因為豐縣事件而泛化為對徐州的地域黑。事實上，據我那位朋友說，那個校友群的氣氛演變也是有過程的：一開始大家默默關注，都很克制，不敢先吭聲，就轉發相關新聞進群；後來看到調查結果，開始氣憤、討論、發段子；但當發現很多人炮轟徐州時，氣氛急轉，話題變成抵制地圖炮。
即便是我一些對豐縣事件持有強烈批判、反思態度的徐州朋友，看到網上鋪天蓋地說要抵制徐州、抵制徐州貨、抵制徐州人的說法，也都感覺很難過，雖然他們也能理解網友的那種憤怒。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人之所以這樣黑徐州，其實是將之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施壓手段。然而，地圖炮是一個殺傷力很大，但誤傷率很高的戰術，所以我此前在文章里從來只說「豐縣事件」，甚至都不提徐州——之所以稱之為「豐縣事件」，也是迫不得已，因為我覺「生育八孩母親」和「鐵鏈女」都對當事女性不尊重，連「小花梅」的身份也有太多人質疑。
我反對地域黑，並不只是為了在戰術上「團結徐州人」，而只是覺得這本身就是毫無必要的偏見。如果說一些徐州人為家鄉的辯護是被這一身份捆綁了，那麼無法將「徐州」和這一事件分離，也落入了同一個思維陷阱。這是一個難以掙脫的泥潭：那些徐州人越是為家鄉力辯，不肯反思，就越是反過來強化了外界對徐州的惡感，讓人覺得自己黑徐州是對的。
《盲山》的導演李楊接受採訪時的話
這次徐州被黑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發現這一惡性事件根植於廣泛的土壤，是結構性的社會現象，連帶著上升到對當地的整體批判——試想一下，吳謝宇弒母案也令人震悚，但這與其極特殊的家庭環境有關，就很難上升到對福州的地域黑。
然而，正因為這是結構性的現象，所以它更需要我們所有人共同面對。就像我那位徐州朋友說的：「本來這個事件，最期待真相的是徐州人啊。最想知道事實的，還受害者公道的，也是徐州人。」
時代已經不同了，我們需要往前走。前些天，有一位讀者「giantbug」給我留言說，他和曾一起在豐縣扶過貧的同事談起，一致認定確實是社會大背景變了，「當然是家醜，但是，掀開這樣的丑，曝曬開來，是對社會、對各項事業進步的推動。進步當然很難，但不能因為不可以一蹴而就，就輕易否定久久為功。」
他說，二十多年前，當地對痴呆殘疾的婦女被「娶回來」，其實是不以為怪的，甚至這次事發的歡口鎮當初比其它鄉鎮還好些，當地幹部的說法是「好的弄不著，孬的也行啊」。
儘管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嚴重錯誤的認知，但是，是當時的普遍認知。甚至從來就沒考慮過不應該有這樣的事情，往往只是將這些事情作為一個貧困家庭的所以貧困的某個原因。」那時關注的是能吃飽穿暖就不錯了。然而，「現在的我們坐不住了，我們直接關心人的權利、人本身」。
確實是這樣。我們需要關注的是人的處境、尊嚴、權利，不應該被特定的身份所捆綁，那會轉移、妨礙我們追問真正重要議題的精力，而這首先就需要我們不能僅僅只是憤怒、強辯，還需要反思自己的勇氣和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