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3日，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校園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Paul Adams撰文／李路明編譯
美國最高法院將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兩起訴訟案進行聽證，這兩起案件對大學執行基於種族的平權法案提出質疑。大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FA）要求法院裁定，高等教育機構不能將種族作為錄取因素。
現在是否就像非洲裔美國學者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所爭論的，是時候結束基於種族的平權法案了呢？相比其它跨種族類別的障礙——比如階級，精英學校在招生過程中，是否應該考慮其它的障礙？還是應該根據學生的成就而不考慮種族來決定接受或拒絕申請？校友子女的傳承錄取情況又如何？
有一個問題被討論的較少，而這個問題也是我想在這裡強調的，那就是精英學校的招生政策如何影響孩子和家庭的生活。
歧視某些學生（比如亞裔學生）而偏袒其他學生（比如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的選擇性錄取過程，就是教育機構如何塑造和組建家庭的一個例子。
保守派長期以來一直將家庭視為無情世界中的避風港。從這種觀點看，家是反抗專業官僚國家統治的堡壘，家也抵禦著激進派從各個層面管控我們生活點滴的障礙。英文諺語說，英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
但正如馬特‧菲尼（Matt Feeney）2016年在《紐約客》發表的關於大學錄取過程的「有害影響」那篇文章所闡述的，尋求控制社會的不僅僅是國家。菲尼在他精彩的新書中擴展了這一論點，即有其它力量正在限制家庭的自主權並影響家庭對時間的安排。雖然國家的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但面對其它承諾為孩子們帶來更好未來的外部力量：享有盛譽的幼兒園、「教育」技術、青年體育聯盟、眾多豐富的活動，最重要的是——大學，父母們越發心甘情願地讓家庭的內部生活被其殖民控制。正如菲尼所揭示的，這些對家庭實行殖民統治的力量，來自於非國家機構。
爭強好勝的父母
那些為確保孩子擁有最好的未來而相互競爭的父母們，會服從於這些機構。菲尼認為，結果就是「那些支配外部世界的不人道的、工具性的規則，現在也殖民著家庭的內部生活，改變了我們對家庭生活內在目的獨到見解。美國的教育機構正在興起並發展壯大，以管理家庭間的競爭。」
這是怎麼發生的？
由於申請數量的增長遠遠超過了頂級大學的招生名額，因此招生辦公室對學校和家庭的控制權增加了。隨著錄取率的下降，學生要申請更多的大學。學校輔導員、家長和專業的大學招生顧問仔細研究大學指南、排名、標準和有關材料，以識別大學對成功申請者的要求。對於招生官在申請者的論文或簡歷中到底在尋找什麼，招生部門試圖作出解釋從而減輕父母對此的焦慮。
這麼做的目的是告知和安撫，但隨著過程變得更加主觀和整體化，效果卻往往讓每個人都更焦慮。家長和學生現在被告知，大學招生部門不希望看到一份填滿了服務於委員會或活動的簡歷，而是一份能展示學生「真實聲音」的申請。為滿足這些期望，家長和學校投入彼此間的競爭。
大學作為掌控者
大學通過招生來塑造將入學的學生。到底是招收「全面」的通才，還是最近那些「單科天才」學生，或是對某個領域充滿熱忱的專家？為了找到合適的學生，在學術成就和能力（SAT、ACT、平均績點）的客觀或標準化衡量標準以及更主觀的衡量標準之間，大學一直搖擺不定。
哈佛招生政策平權法案的批評者認為，這些措施的一個重要目標和效果，是減少亞裔學生的數量（正如現在SFFA所指）。據《紐約時報》報導，在訴訟案中，哈佛據稱「通過使用主觀標準來衡量學生的可愛、勇氣和善良等特徵，並在招生中有效地為他們設置了上限，從而對亞裔美國學生進行歧視」。
在強調性格特徵和對道德特徵的主觀評估時，招生辦公室不僅為大學招收「合適的」學生，而且大學自身也在推動學校和家長朝著其想要的方向進發。學生安排自己的生活時，圍繞的是如何展示那些招生過程中尋找的內容——某些性格特徵，無論是某種全面的興趣和領導能力，還是對專業的熱情，或是改變世界的承諾（朝著正確方向）。他們通常在顧問或家長的幫助下精心打造申請書，去滿足對應的框框，同時儘可能使結果看起來像反映其靈魂的「真實」窗口。
2015年，大學入學聯盟制定了新的申請流程。眾所周知，大學入學聯盟由大約150所學院和大學組成，其中既有公立學校，也有私立學校。它推動學生提早進入申請程序——在九年級便開始，而不是在高中三年級結束時才申請。
該聯盟所使用的測量工具，鼓勵高中生在其親自指導下發展和記錄內心生活，以迎來招生官為其敞開心扉的那一刻。這些招生官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學生，而是擁有極大權力的管理者，他們可以來塑造和評判申請者的靈魂和道德。
相比SAT或ACT等標準化考試，軟性的和主觀性的標準現在更受青睞。但其不僅缺乏與大學生日後取得成功的明顯關係，而且還增加了招生辦公室對學生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力。對於那些考試成績不能凸顯其才能的高中生，軟性的和主觀性的標準限制了他們的機會。這些學生在探索和發展「真實的自我」時，可能在非學術領域追求自己的興趣。他們可能只在高中三年級時才會認真對待學術課業。
正如菲尼所說，放棄SAT和ACT考試的更普遍的代價是「⋯⋯這樣將抬升招生辦公室現在強調的軟性措施的重要性，對在學術上毫無意義的人格和性格特徵進行的評估，變成了對影響和規定這些特徵的糾正過程。這就是為什麼招生界中許多人反對『標準化』考試的原因。這是招生辦公室通過為自己收集更多權力來處理這個過程所產生的麻煩的另一個例子。對於申請者及其家人，這種做法使申請過程更加複雜和具有侵入性，也更加緊張和神秘。」
家庭時光
家庭可能是社會的最基本組成部分，但它遠非一個自治機構，家是一個將外界競爭壓力隔絕開的避風港。
大學招生對家庭的塑造最為明顯之處，體現在從家庭第一個孩子出生到最後一個孩子被大學錄取的過程中。對於渴望讓孩子進入一流精英大學的富裕家庭，這種影響最為明顯。
2008年的紀錄片《幼兒園大學》講述了曼哈頓幾位富裕的家長努力讓他們的孩子被錄取的故事。在這裡，孩子不是要去上大學，而是上精英學前班。這些家長認為，此舉可以提高他們2歲的孩子在16年後被哈佛、耶魯或其它一些享有盛譽的大學錄取的機會。這些受過高等教育、口齒伶俐、現在知道如何諂媚的父母，在申請的過程中卑躬屈膝，就像在模仿申請大學。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被評估的是父母，他們被提問並撰寫申請論文。
有些父母認為，一所好的幼兒園是「讓孩子進入你所選擇大學的第一步」，一位幼兒園的管理者嘲笑這種想法是瘋狂的，同時提出了一個明顯難以區分的想法，即「如果你的孩子得到了非常好的幼兒園教育，那他們就相對有優勢。」
菲尼的敘述展示了家庭生活發生結構性變化的故事——在孩子上學的年份中（甚至是上學的日子裡），父母如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來，但這一切卻是在管理人員、教師和教練的控制下。無論是在校外或校內，學生的一天過得都更有條理。父母也受到控制，他們以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時間。在這個時代，當前或未來的學習沒有明顯價值，但給孩子和家長帶來很多痛苦。孩子的父母們被學校招募為附屬助手，在圖書館或食堂做「志願者」，甚至監督小學生做家庭作業。音樂和體育對年輕人來說具有巨大的內在價值，為了讓孩子可以取得在申請大學時值得一提的成就，父母需要在這兩項活動中付出巨大的精力，開車送孩子去上課、排練、參加音樂會、訓練或打比賽。
而大學錄取是推動這些活動發展的主要動力。
作者簡介：
保羅‧亞當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學社會工作專業榮譽退休教授，曾任凱斯西儲大學教授兼學術事務副院長。他是《社會正義不是你想像的那樣》（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一書的合著者，並撰寫了大量關於社會福利政策和職業倫理道德的文章。
原文：Competing Parents and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