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與菲律賓軍隊在馬尼拉舉行年度「肩並肩」聯合軍演的開幕式。（2022年3月28日）
號稱世界第二軍事強國的俄羅斯對相對弱小的鄰國烏克蘭的戰爭引發國際震撼，其造成的衝擊波對處於相似情境中的地區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領土、海權和地緣政治爭端交織的東亞-西太平洋地區。
作為這一地區的三個大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三國國防部長3月28日在「三方合作協議（TCA）」框架下舉行了部長級會議，作出一些重要決定。
首先是對該機制進行「升級」，更上一層樓，「以防止國家邊境被侵犯」（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語）。
三方同意加強在該機制下的合作，使「TCA」的範疇擴大到國防之外，讓其他機構參與進來。
其次是使該機制工作任務進一步「擴展」。
「三方合作協議」是因應地區最為突出的「海事安全」問題而達成的，應對「海事安全威脅」是其主要任務。本次三國防長聯席會議決定將合作領域從目前的海空軍的合作，進一步擴大至海陸空三軍合作。
三國同意委派固定的三方海事巡邏聯絡官，以便有效地交換資訊、監測和實施海空偵察活動，並更加重視情報工作，加強三國海軍在海上的「存在感」，擴大聯合軍事演習，以威懾「安全威脅」。
第三項重要決定是將「TCA」部長級會議制度化。
三國一致同意對「TCA」制度化、提質升級和擴大活動內容，並認為其「非常重要」，具有「戰略意義」。
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是朝著太平洋縱深方向、相互毗鄰的國家，是東南亞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等綜合指數排名靠前的地區大國，地處西太平洋的戰略要衝，實行民主制度，它們與超級大國在價值觀上一致，且均具有緊密夥伴關係，尤其是菲律賓是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為數不多的條約盟國之一，在美國推行大國競爭和印太戰略背景下，它們都具有重要的海上樞紐地位和地緣戰略價值。
而菲、印尼、馬「三方合作協議（TCA）」機制是為了適應它們共同的海事安全需求應運而生的，是一個軍事合作組織的「雛形」，在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都缺乏地區集體安全機制的情況下，其成立和發展格外引人注目。
尤其是在俄烏戰爭爆發一個多月，已經產生巨大的國際影響之際，三個地區海上大國決心進一步將「三方合作協議（TCA）」制度化，提升其規格，擴展其合作，幾乎毋庸置疑受到了俄烏軍事衝突的直接影響。
對於它們來說，存在跟烏克蘭相似的安全擔憂，對俄式「以大欺小」、「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強權邏輯」極為敏感。
正因如此，這些國家中部分對俄烏戰爭的態度甚至十分激烈，比如新加坡就選邊站隊，站在超級大國一邊，譴責俄羅斯的「侵略」，在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中投票支持，參與對俄制裁，而菲律賓甚至公開表明一旦戰事擴大到亞洲，願意協同美國參戰。
無疑，對地區的海事安全、領土爭端和地緣衝突高度關切的國家不希望在相似狀態下淪為烏克蘭的處境，因此希望加強「抱團」，預應危機。
在俄烏戰爭進行中召開的新一次「三方合作協議（TCA）」國防部長聯席會議必然會關注並討論歐洲戰事，並據此作出了進一步將其制度化、提質升級並擴大合作的決定。
就此而論，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地帶——的這三個國家事實上是為因應俄烏戰爭所暗示的地區潛在衝突創建地區集體安全機制的一個重要嘗試，未來將可能有更多國家對此感興趣並引起四國集團的注意，未來不無可能被納入「四方安全對話」甚至「AUKUS」框架下或採取開展戰略合作的模式加強彼此連接。
很快將屆退任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圍繞俄烏戰爭所產生的一系列重要姿態特別耐人尋味。在其任期早中期，與鄰國（中國）關係改善，並獲取了經濟合作和援助的實際好處，與莫斯科的關係也很融洽，唯獨與華盛頓關係陷入僵局，但這在其執政晚期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甚至可謂脫胎換骨的變化，不僅重拾仲裁案，領土和海事安全方面的爭端再度「常態化」，其在對抗中態度強硬——儘管不失外交手腕，而且重啟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並進一步予以鞏固和加強。
突出表現在對俄烏戰爭的旗幟鮮明的態度上。
事件發生後他迅速召集強力機構會議，研究應對方案，在此後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會議上投下贊成票，其本人明確表示「俄羅斯對烏採取軍事行動是錯誤的」，並專門指示菲律賓駐美大使羅穆亞爾德斯向華盛頓做出外交保證，只要需要，菲律賓隨時準備提供美國作為主要盟友所需要的任何設施或任何東西。換言之，菲律賓願意參戰。
這些鮮明姿態與其任職早中期對菲美聯盟不屑一顧的態度以及一些侮辱性的措施相比凸顯了其對菲律賓面臨的安全局勢、菲律賓的地區角色及菲美關係產生了新的想法，並毫不遲疑地付諸實踐，和地區一些國家的搖擺立場，對比亦十分鮮明。
對「三方合作協議」提質升級的立場，和對美國姿態的轉變，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出於對自身安全隱憂的顧慮及對俄式「以大欺小」、「單方面武力改變現狀」的「強權邏輯」的深為忌憚。
基於此，他和鄰邦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透過「三方合作協議」等於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吃了第一隻「螃蟹」，是對俄烏戰爭所作出的第一個戰略性反應。
與此相應的措施，是菲律賓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暫停、2021年以較小規模舉行之後，今年同其條約盟國美國一起聯合舉行了兩國結盟以來最大規模的「肩並肩」軍事演習，參演將士近9000人。
2020年停演的公開原因實際上站不住腳，更大的原因是彼時杜特爾特與美國政府的關係陷入了最低谷，為此史無前例地圍繞「（菲美）訪問部隊協定」的終止和暫停終止方面玩起了遊戲。
因此綜合各種情況看，2022年「肩並肩」聯合軍演以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舉行反映了馬尼拉的安全憂慮及對條約盟國的倚重，反映了在其即將離任之際，菲美同盟不僅全面重啟，而且進一步加強。它同樣是在俄烏戰爭的戰略背景下展開的。
鑑於這些情況，菲律賓未來在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針對大國競爭締造的各種機制，尤其是軍事安全機制中扮演何種角色，將變得很重要。
如果說過去他是由於自身個性選擇「疏美」的話，那麼在執政六年後，他逐漸從國家安全利益出發去思考菲美關係和菲美合作，尤其是在俄烏戰爭刺激下，他最終選擇重新推動菲律賓走上了親美的道路。這對地區安全形勢發展具有特別意義，在整個地區，它的轉變也將對各國的選擇帶來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