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為《陌生人溺水》封面圖）
一、上海破防
三年了，我們少說也有近百個城市的封城經驗，但進入2022年以來，很多城市依然出現了不少讓人痛心的情形。有長春的四歲女童得了喉炎，因為等待核酸檢測結果錯過了急救的機會；有西安孕婦輾轉多家醫院不能收治最終流產；有晉江男子外出「惡意」謀生。最近的城市是上海，東方醫院的周盛妮護士突發哮喘，打120叫不到救護車，本想到自家醫院更為穩妥，結果沒能跨進這家醫院，後來輾轉道理上海仁濟醫院，但為時已晚，因搶救無效去世。早上資訊群里還有個信息不知真假，浦東某小區一位女士，母親胰腺癌晚期，卻不能回家見母親最後一面，於是從樓上撒下了大量百元現鈔，也許是祭奠，也許是憤怒。雖然這個案例不一定為真，但是我們知道，這種情形一定為真，比起生命損失，這反而可能算是不那麼殘忍的情形。
每一次，人們總是責怪都封城這麼多次了，怎麼抄作業都不會。良善的心意可以理解，但我們可能還是要分析事情的本質。
實際上，當上海的精準防控還很成功的時候，我反而覺得上海是一個不那麼好的示範。因為它不正常，它給了人們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疫情防控有那麼一種不需要付出代價的舒爽模式。好比一個公司里，大多數人雖然都能夠一些時候加加班，但也希望更多的時間照顧家庭、陪陪孩子，偶爾休個長假。但是，有一天突然來了這麼個傢伙，每天工作16小時，總是熱情高漲、全年無休、任勞任怨。於是，我們便以這位優秀員工的標準來要求全部人員。
所以，當西安封城，人們將西安與上海比較的時候，我認為這是不可取的。我的意見是「局部的改善當然是可能的。但從哲學本質上講，選擇這一端，你就會失去那一端。即使第二三四個城市改善了，第五個還是可能出問題；即使這一次的問題都改善了，下一次還會遇到別的問題。」
最後一句就是說上海，即使這一次改善了，下一次還會遇到別的問題。一次又一次襲擊，最終它會破防。當然，上海已經非常努力，在必須選擇的軌道上，上海盡最大力量堅持到了現在，而且依然在努力探索。
那麼我是指封城才是對的嗎？當然不是。我是說，一種精準清零的舒爽模式是不存在的，不需要付出代價是不可能的。一定會有代價，不同的是代價的呈現方式。要麼是不追求清零的情況下，更多的老弱個體感染疫情死亡；要麼是追求清零的情況下，產生了讓人痛心不已的次生災害。
正是由於我們深知人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為了抵消人對執行制度的折扣影響，又常常以加碼、一刀切的方式來追求制度執行的效果。這樣，就醫、親人離世、團聚等個性化需求不被照顧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自己的新聞周刊專欄中寫了一篇文章，後來這個說法譽滿天下，叫做《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任何一個商品，如果它的定價低於市場價格的話，那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有人對它做了補貼。這個補貼的角色有時候是政府，有時候是企業」。
其實，把上面的道理擴展一下，在社會治理領域依然成立。疫情防控沒有舒爽模式，如果你在封城中毫髮無傷，並不是封城沒有代價，而是那些因封城耽誤救治失去生命的人、失去收入不能更好照顧家庭的人、生意倒閉關門解散的人、不能回家不能住店流落街頭的人補貼了你。
很多人還是會認為，封城我們已經很有經驗了，上門送飯菜、送醫藥、救助流浪人員、危重患者急診通道，都是能照顧好的，照顧不到只是因為這個城市基層政府不作為，只要足夠用心，就能百分百做到。
但其實，還是做不到。即使不論現實的醫療資源、治理水平、地域文化，也還有兩個從邏輯和現實無法繞開的原因：
第一，之所以是人，就是因為人性。人性會麻木、會疲勞，不能長期、精確、百分之百執行。舉個例子，兩年來，在隔離酒店的管理中，只要有隔離酒店院內感染就是沒有遵守防疫紀律，就可以追究管理責任。因為理論上，我們認為隔離酒店工作人員應當穿好防護服、嚴格培訓、遵守防疫紀律，因此就不應該有感染。
既然我們相信以上規則，那為什麼每次封城，卻依然規定陽性案例到特定醫院救治，或者無核酸檢查報告就不能入院就診？這就是因為，實際執行中我們知道，即使是最具防疫隔離經驗的醫護職業群體依然可能感染，而廣大隔離酒店的一線員工實則就是日常保潔、保全等最基礎工作人員就地轉崗。特別是本土疫情爆發期間，大量隔離酒店匆忙啟用，肯於穿戴二級防護進行一線工作的人員更是缺乏，所謂嚴格培訓與基本醫學知識其實難以講究。事實上，據疫情初期美國統計，職業醫護群體有高達20%感染。
所以，一個城市封城狀態下，所有遺憾都可以照顧到，也許理論上可以成立。但事實上，只要是人去管理的城市，就是做不到，就一定會有痛心的案例。
第二，更本質的原因，從邏輯上講，封城就是一次小型、短暫的計劃經濟實驗。封城在發揮巨大的阻斷疫情功效的同時，本質上是讓人口密集的城市以計劃模式運作，城市越大，雖然資源越多，但個性化需要越多，問題也越多。孕婦、透析者、複診需求、抑鬱症、團聚、老人離世、新生兒生產、流浪者。沒有封城的時候，每個城市的醫院都是如此的繁忙。一旦封城，那些門診、急診、手術室一下子如此安靜，其中多少人可以等待，多少人又不能等待？計劃模式本質上就決定了有大量分散的、個性化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這些無法滿足的地方就是代價。實踐也證明，一旦封城，連好好吃飯和就醫都會出問題，即使是上海。
二、「總量最大「和」權責對等「
哲學上有一個很好的電車難題，就是本文最前面的圖片所示意。
改動軌道，殺一個人，救四個人；
不改動，則死四個人，但旁邊那個本來就不會死的人可以照常活下來。
有本書叫《陌生人溺水》，對到德與權利問題有很好的分析，我上面的圖片用的就是本書的封面。
一般而言，這個問題有一個相對被認可的答案，羅翔也專門講過。我以自己的理解講述如下。對於生命，我們尊重兩條原則：
第一，生命沒有高低，生命不可以加總。並不是兩條（或者更多條）生命大於一條生命。所以，我們不承認另外兩個人的生命就可以交換我們孩子的生命；我們不承認五個殺人犯殺害一個人後，這五個人只需要選出一條抵命就是公平的。
第二，我們不能將無辜的人置於危險。救人是善良的願望，但是為了救人將無辜的人置於危險，這是殺人。
所以，不應該改動軌道。
我不知道在我們這種社會教育之下，大多數人會怎麼選。但一定會有一些人覺得應該選改動軌道，殺一個人，救四個人。因為，如此選擇，總量最大。
那麼，我們再問，如果這一個人，就是你自己呢？你是否依然如此選擇？
當然，也許有人如此崇高，願意犧牲？那麼我們繼續問：
如果這一個人，就是你父母呢？
如果這一個人，就是你的孩子呢？
我相信到這一步，還願意改動軌道的人就不多了。
然而，封城的內在含義，就是改動軌道。我們犧牲了另外一些人。這些人的緊迫性可能處在不同的層面上。也許是封城後，變得如此安靜的門診、急診、手術室里，我們不知道的其中多少是不能等待的人？也可能是那些抑鬱煩躁的心理疾患者、那些要看望彌留之際的親人的人、那些因為各種原因迫切要回到家人身邊的人。還可能是被突然制動，無處可去、無家可回的流落街頭的人。
我們改動軌道，傷害了一些人，因為我們能救更多人。這叫「總量最大」機制。這種機制下，如果你在封城中毫髮無傷，那是因為另一些無辜的人承擔了代價。
我們還沒有那麼愧疚，沒有那麼自責，只是因為不是我們，或者我們的父母孩子躺在軌道上。
但是，很多人還是不理解。不封城，傷亡更大啊，怎麼辦？
記得我們的宗旨：「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生命是不可以比較的，不能把無辜的人置於險境。
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那些原本可以看病的人應該可以繼續看病，那些原本可以生產的媽媽應該可以繼續生產，而那些原本疏於照料自己健康的人應當自主承擔感染風險。你不能因為需要自己更加安全，從而剝奪他人獲得救治的權利。
這叫「權責對等」機制。
我們選擇的叫做「總量最大」機制，而有些國家選擇的叫做「權責對等」機制。
對於「總量最大」機制，評價該機制的成功標準就是傷亡最少。對於「權責對等」機制，評價該機制的成功標準就是代價與收益不能錯位。
三、「不減少選擇「就是正當的
在邏輯上，評判一項管理規定，我們首先會看：「它是增加還是減少了人們的選擇「。然後，我們再看，它是為被增加或者減少選擇的人帶來收益還是代價？
比如，最近讀《朱鎔基講話實錄》，講到以前糧食只能國家收購，後來我們放開了，允許私商收購。那麼，這是增加了選擇。也許有些人有道德潔癖，非要賣給國家糧站，沒關係，你可以堅持。但你不能剝奪別的農民買糧給私商這一選擇。
又比如，以前我的文章里舉過一個治療「嬰兒痙攣症」的特效藥，叫作「促腎上腺皮質激素「的藥，簡稱ACTH。2011年9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於調整激素、調節內分泌類和神經系統類等藥品價格及有關問題的通知》，ACTH被限價為「5.9元/瓶」。這是一個好心辦壞事的例子。限價實際上減少了選擇，由於正規渠道無法盈利導致了藥品的消失。當然，這個限價目前已經取消了。
而對於封城也可以如此分析。我們簡單的把人們分成兩種人：支持封城的人，和不支持封城的人。
在封城狀態下：
支持封城的人，因為他們原本就支持封城，他們並沒有被減少選擇；
不支持封城的人，因為原本可以就醫、出行、看望彌留之際的父母、住店，但是現在被減少了選擇。
在不封城的狀態下呢，
支持封城的人，他們依然可以自行選擇足不出戶，將自己鎖在屋內，或者一家人僅僅兩周派出一名成員外出買菜，與封城狀態下完全一致。他們完全可以自行實施與封城同等的自行封閉措施，他們並沒有被減少選擇。當然，由於沒有封城，感染人數會更多，外出風險會更大。但是，你只要自己做好防護就好，更少的外出就好，甚至因為只有你自己封城，市場經濟還在運行，外部快遞可以獲得的蔬菜、物資等資源更豐富、更快捷。也許你沒有工資，但是封城狀態下，本來你就會損失工資（體制內就業可能除外），你並沒有增加損失。
事實上，很多老外的生存主義者就是這麼幹的，是否封城與自己無關，他們直接把自己封閉起來就好。
所以，在不封城的狀態下，即使是支持封城的人，他們的選擇也沒有被減少。
同樣，不支持封城的人，由於仍然可以繼續就醫、出行、看望彌留之際的父母、出行住店，他們也沒有被減少選擇。
但是，不封城的情況下，傷亡一定會加大。因為有些人原本就不在乎，會大膽的外出被感染，但是很遺憾，必須你自己負責，你要對自己的大膽和放縱負責。有些人會很謹慎的做好防護措施，但是依然被感染，因為你的措施還不夠有力和科學，你依然要對自己負責。否則，你可以選擇完全不外出，極限狀況下，你有對自己採取「封城「措施的自由。但是，你沒有因為自己要」封城「，脅迫他人和你一起自我禁閉的權利。
再重複一遍，權責對等機制下，評價該機制的成功標準是代價與收益不能錯位。
大體上，在不封城狀態下，可能產生的無辜情形是：有些無法自主管理的人，譬如老人、孩子，由於他們不具有對自我負責的能力，因他人的疏忽而被感染。這種情形是非常痛心的，但一般而言，這時的傳染源是他們的監護人（有時也可能是工作人員），包括老人的子女，或孩子的父母，這是監護人的責任。對於公共政策而言，此時將幼兒園進行家庭教學（父母監護），老人院進行封閉管理是可行的，而且可以理解的措施。
以上，我們主要是從邏輯上就「封城模式」進行粗疏的探討，但實際上社會治理是一個複雜的工程，疫情防控是精細的科學操作，絕非不是1就是0這麼簡單。雖然邏輯上我們說封城的本質可能等同於改動軌道，但絕非任何行政控制措施都不能有。是否對部分權利，如出行、探視、上學、聚會規模進行限制，限制到哪一步都需要隨著疫情發展進行動態的實踐探索。
四、結語
一個國家面對疫情採用什麼防治模式，表面上是政府選擇的，實際上是民眾主流民意的共同選擇。當我們選擇「總量最大「的模式時，就必然承受某些局部作出犧牲的痛苦，就一定會有特定個體、特定情形為封城承擔代價。相比全局的成功，這種代價也許看起來很小，但是他的本質是這部分被犧牲的人補貼了我們。
而對於在封城中享受了補貼的人而言，下一次你是否還支持封城，僅僅取決於是否輪到你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