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波打了地鋪，晚上睡在街上居委會為他搭的簡易棚下|澎湃新聞
4年前剛到上海的時候，孫波的朋友圈裡出現了一棟夜色下燈彩霓虹的高檔酒店。從那裡往南一公里外的弄堂里，孫波和妻子安家在一間8平方米的閣樓，跑起了快遞運輸。
隨著這輪疫情爆發，孫波成了運送保供物資的司機，在核酸陽性之後，他在駕駛室里待了6天等來轉運。當孫波結束隔離，回到一直生活的建國東路39弄，弄堂的大門從裡面被反鎖了起來。
孫波不得不開始了一段露宿街頭的日子，期間他又去弄堂口溝通過幾次，但門裡反對他進去的居民從沒減少過。過去的半個多月里，所有人的立場都沒有鬆動。
孫波堅持自己回家的權益，居民們怕復陽、傳染、延長封控，不能接受一個在別處感染的「外人」帶來隱患。居委會說，在給居民講了政策和醫學知識都沒奏效後，他們也沒什麼辦法幫孫波進入弄堂了，他們還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把防疫工作繼續下去。
剛到上海時，孫波興奮地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貨車
39弄的8平方米閣樓
孫波的老家在安徽滁州來安縣，一個距上海300多公里的村子。到上海前，孫波靠運輸謀生，在各地跑零活。2018年9月，孫波貸款十幾萬買了輛廂式貨車，簽了五年合同，成了中通快遞盧灣二部的一名貨運司機，開始在上海跑市內的快件運輸。
來到上海幾天後，孫波的朋友圈裡出現了一棟夜色下燈彩霓虹的高檔酒店，從那裡往南一公里外是建國東路39弄康益里，弄堂里一間8平方米的閣樓，成了孫波和妻子在上海的家。
他看中了老房子房租便宜，附近的樓房月租都要四五千，這間閣樓只要1300元，離工作的網點又近。閣樓在三層，二十多平方米被分開租給了三家人，孫波和妻子住在面積最小的一間。頂著斜下來的天花板，「總是磕到腦袋」成了孫波住在這裡的苦惱。
著名作家巴金也曾暫住在建國東路39弄，他後來在作品中回憶，身處這樣逼仄的環境，睡在床上，常聽到房東夫婦在樓下的打鬧聲。同樣住在這裡，孫波不會聽到夜晚的吵架聲，他的生活是典型的晝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跑車。
剛到上海不久，孫波還在朋友圈發出過，他那輛滬E牌照廂式貨車的照片，配文「發財就靠你了！」那天他顯得很興奮，隔不久又在下面的留言裡說，「朋友們有時間來上海玩，我帶路。」
孫波確實需要「發財」。妻子成瑩在瑞金醫院做保潔員，每月進項四千多一點，兩人每月要還老家三千多的房貸，還要負擔油價連漲後每月三千多的油費，一千塊的車輛掛靠費、保險，再刨掉兩千多的房租和生活費，孩子上大學一千多的生活費，能攢下來的錢很有限。
這樣辛勞奔波的日子持續了四年，直到今年3月12日晚上，孫波又從家裡開車出去載貨，第二天一早回來，39弄所在的建一社區已經封控了。孫波去了附近的外甥家借宿，他以為，這只是疫情中的一次小波折。
孫波的保供通行證
待在駕駛室里的6天
往後幾天，上海疫情繼續蔓延。孫波也在3月20號前後拿到了一張編號為183的青綠色《上海生活物資保障通行證》。他運送的貨物從平常的快遞包裹變成了保供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每天任務就是從總部把物資運回盧灣二部網點。
這樣的保供運輸生活沒能持續太久。上海市要求保供司機每三天進行兩次核酸檢測，3月31日晚上5點多，孫波接到通知，他早上做的核酸結果異常，並詢問了他所在位置。就在幾天前，孫波所在的網點已經有一名客服人員核酸陽性。
孫波這時已經到了公司，遵照疾控人員的要求，他把貨車停在門口，人也待在了車裡。到了第二天，才有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趕來，他們沒有立即將孫波轉運，而是在他的貨車周圍拉上了警戒線，車門也貼上了封條。
等待轉運的日子很難熬，開始時，孫波靠同事從車窗遞進來的蛋糕、泡麵解決吃飯問題。之後幾天，同事中感染人數越來越多，網點也被封閉，他又靠著居委會工作人員的接濟撐了幾天。
這段時間裡，孫波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車裡解決，小便還好說，但駕駛室空間有限，上大號成了難題。他儘量少喝水、少進食，但兩三天總要解一次大手。最後實在沒辦法，他只能把車門打開一點，在車門旁用塑膠袋解決，然後再用車上的酒精消毒液消殺。
「我們開的中型廂式貨車，不比私家轎車，駕駛室里是站也不好站，躺也不好躺。」那段時間資源緊張，孫波的同事單師傅在車裡等了十多天才被轉運，他形容，人好像被「卡在裡面」似的。
孫波數著日子等到了4月6日，救護車把他轉運到一家被改建成隔離收治點的酒店。到後來孫波才意識到，這段在酒店的隔離生活，成了最近兩個月里，他過得最好的日子。
被攔在弄堂門外的孫波
被反鎖的弄堂
4月20日上午，孫波拿到了《解除集中醫學隔離證明》，他回到建國東路39弄門口，做好抗原檢測和信息登記後準備回家。
在孫波的描述里，回家過程中的第一次「不愉快」就此開始。弄堂的卡口裡走出來一位居委會工作人員，當聽到孫波不是從39弄被轉運隔離的，他表示，既然不是從本小區拉走的，就不能進去。「你是從哪裡被隔離的，就回哪裡去。」
孫波向正在建國東路上巡邏的警察求助，警察說他可以回家，讓他到居委會找工作人員。孫波去了居委辦公樓，在那裡，他遭到了一位黃浦區下沉駐點的幹部的質問，「問我是怎麼進來的，我說自己是小區居民，來報到是為了回家。但他又打電話叫來幾個人，還說要把我扔出去，邊說邊拎著我的東西往外扔。」
爭執過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提出要核實孫波的身份，需要房東出具的租房合同。孫波是從二房東手上租的房子，第二天才能拿到合同。於是，孫波托居委會工作人員把妻子成瑩準備的被褥拿出來，4月20日這晚，他在街上露宿了一宿。
前述黃埔區下沉駐點的幹部告訴深一度記者，那天發生爭執，是因為孫波未穿防護服，就擅自闖入了居委會辦公的封控區。當時也不能證明他是住戶，所以當晚沒讓他進入小區。
4月21日，孫波將各種證明備齊，晚上8點多，社區通知孫波可以回家了。妻子成瑩先把他的鋪蓋拿上樓，不到十分鐘後，成瑩再次下樓，發現弄堂門被居民從裡面反鎖了。「孫波就在門外，門裡有二三十個居民，拼命喊著不讓進。」
孫波說，他隔著門向居民解釋，自己是運輸保供物資的司機，也是為了上海防疫。但依然有居民喊道，「你從哪個車隊來的，就回哪個車隊去！」
孫波也激動起來，他沖門裡喊：「你們沒有資格、也沒權利鎖門。居委會和警察都在這，你們說了也不算，我說了也不算。」但在場的居委會工作人員告訴孫波，門被居民鎖起來，她也沒有辦法。
事後，這位工作人員告訴深一度記者，她曾向居民解釋，既然孫波隔離回來，就說明沒有傳染性了。但居民情緒很激動，當晚沒讓孫波進去，也是為了孫波的人身安全。「如果他當時強行進入，說不好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居委會要把這個風險預見到。」
那晚，僵局持續到近11點。孫波堅持，按照政策，自己回家是正當的。但居民們一直態度堅決，不肯開門。居委會工作人員說，他們和駐點民警都在給居民做思想工作，但他們太激動了。居民們主要擔心兩點，第一是孫波從方艙回來有可能復陽，繼續傳染。其次，弄堂從3月12日開始封控，孫波是在外面感染了新冠，所以覺得他進來不安全。
這名居委工作人員嘗試分析居民們的心理，截至4月21日，39弄內部還沒有出現過陽性病例，是乾淨的。「他們擔心再有新的陽性病例出現，會拉長封控的時間，大家都希望早點解封。」
孫波不得不繼續露宿，次日凌晨，居委會工作人員幫孫波在39弄對面的街上搭了簡易棚。孫波做了當時最壞的打算，政策要求居家健康監測7天，那自己就在小區外睡上一周。「小區居民不是怕嗎？那我就再等一個星期，這總行了吧？」
妻子成瑩很不理解，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麼多居民阻攔丈夫回家。居委會的工作人員解釋，39弄是成片的老房子，屬於二級舊里，本地居民大多是幾十年的老鄰居，都很了解彼此的情況。
回想在39弄生活的這四年，孫波說，他本身話就不多，又是晚上幹活、白天在家休息，和居民沒什麼交集。居委會工作人員也說，在39弄住著110位居民，租客與本地居民約各占一半。孫波夫婦都是打工者，早出晚歸，平常和鄰居們沒有矛盾。但孫波有一點很介意，在弄堂口阻攔他的，大多是本地居民。
4月22日，孫波本來不想再和居民接觸，但居委會工作人員勸他，還是再試著和大家溝通溝通。
在居委會工作人員錄下的視頻里，孫波又站到了弄堂口，他向居民們展示著自己的《保供通行證》，解釋說：「我是一個駕駛員，為了上海疫情運送保障物資，也是為了上海市民。」
一個上了年紀的男性居民入鏡，打斷孫波，「上海市民大了。你不要藉口你住在這裡，你老婆是在這裡。但3月12號我們第一次做核酸，就沒看到你這個人。你就不要講了，也不要拿這個報告來（說）。你作為一個駕駛員，進去方艙醫院，（出來了）你去找你的車隊去。你說你支援上海，你是哪個車隊的，回去找你們領導去。」
聽了這話，孫波也激動起來，不斷重複：「你們就不講道理！」
一個女性居民嗆聲道，「怎麼就不講道理了，你不講道理還是我們不講道理？我們第一次做核酸的時候就沒看到你。你從哪裡來就回到哪裡去，你從哪裡來就回到哪裡去……」
直到孫波最後轉身離開弄堂口，他身後居民們的反對聲都沒停下。
孫波的解除隔離證明
被加重的牴觸
4月23日，孫波露宿街頭的第三晚，建一社區所屬的打浦橋街道黨委副書記給他打來電話，說可以提供應急隔離點作為暫住地。孫波聽說那裡不提供餐食，拒絕了這個提議。
孫波說，睡在小區對面，離家近還算方便。他又不會下單點外賣，到了隔離點更麻煩。他之前請別人幫忙訂過外賣，下午五點多叫的，八點多才到，還是夾生的。孫波和妻子使用智慧型手機都不熟練，之前物資緊張的時候，兩個人搶菜都困難。
最初住在街上的幾天，商鋪都不開門，妻子給孫波送出來一點八寶粥、方便麵，一天吃一兩頓飯。沒有熱水，他只能去附近公共廁所接一點自來水，用冷水泡麵。有時候，附近的大白如果工作餐有剩餘，會好心勻出一點給他。
4月24日，孫波的妻子成瑩也因為核酸陽性被轉運到了新國展方艙。居委會工作人員告訴深一度記者，成瑩感染後，居民們認為，這是她給孫波送飯導致的，對孫波的牴觸更大了，度過「7天觀察期」後，他還是沒能進入弄堂。
雖然建一社區有過陽性，但成瑩是39弄內部的第一例陽性。居委會工作人員覺得，社區里按弄堂分時段做核酸，互相傳染的可能性很低。但成瑩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她說，每次給孫波送飯，出門和回來時都會噴好幾遍消毒水，她更認為，自己的感染可能源於一次核酸檢測。那天輪到她做核酸時，工作人員正好要清點採樣管數量，沒在第一時間給她採樣，她也忘了把摘掉的口罩提起來。
5月1日，成瑩從方艙回到家裡，她進入弄堂時沒受到什麼阻攔。前述居委會工作人員告訴深一度記者，從科學上來說，孫波夫婦情況一樣。但從居民的情緒上來說，成瑩封控期間就一直在弄堂里，是不一樣的。
就在妻子回來當天，孫波已經快一天沒吃飯了。在他的印象中，露宿街頭的半個多月里，建一居委會一共給他送過三次食物。第一次是4月21日晚，遇到居民阻攔後，陪在一旁的居委會工作人員送了一份工作餐。第二次是某天下午3點多，工作人員給他送過兩個包子、一個雞蛋，此外就是妻子在方艙期間，社區發物資，孫波分到過一隻鴨子、一塊牛肉和兩根火腿腸。
剛回到家，成瑩就做了飯，送到弄堂對面丈夫那裡。晚上，居委會工作人員帶著民警找到成瑩，說有居民投訴她在居家健康監測期間外出。民警提醒她，要居家七天，一次核酸陰性後才能出去。
成瑩反問民警，「政策要求是七天監測，孫波已經在外面待了十幾天，一直參加小區組織的核酸，兩天做一次，一直是陰性。為什麼還不讓他進來？天天吃方便麵，他現在聽到方便麵都要吐了，吃那麼多方便麵哪個人受得了？」
自這次之後，成瑩再沒出門，但居民們還是知道了送飯的事情。弄堂里本來地方就不大，打開窗戶看得一清二楚，現在被封了這麼久，更是都眼巴巴地盯著堂子裡的情況。居委會工作人員也對成瑩有「埋怨」，說本來想等成瑩七天居家結束後，再做一次居民的工作，爭取讓孫波回家，「但她這樣一弄，思想工作就難做了。」
總還是要回去的
建國東路是打浦橋街道和淮海中路街道的分界線，孫波露宿的那一側，已經到了淮海中路的地界。那天一個巡邏的警察知道了孫波的情況，對孫波說，如果是在他的轄區，一定會把孫波送回家。旁邊的人也跟著應和，說這個警察已經把20多個進不去小區的人送回家了。
這位警察走後不久，孫波住的簡易棚被淮海中路街道的城管人員拆除了。在建一居委的協助下，孫波把棚子搬到了39弄東南兩百米的路口，繼續他的露宿生活。
孫波的同事單師傅告訴深一度記者，之前網點感染的十幾名工作人員現在都已經出艙，回到了各自小區，只有孫波還流落在外面。
上海市衛健委副主任趙丹丹在5月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解除集中隔離後的復陽人員不影響所在小區的「三區」劃分。深一度記者也向居委會工作人員證實了這項政策的存在。但他們表示，居民們的態度一直沒有鬆動，居委會也沒有辦法，估計要等到解封之後，孫波才能回家。
對於居民是否有權阻止孫波進入弄堂的問題，黃埔區下沉駐點的幹部沒有正面回答，他轉而談到了關於「穩定」的問題，弄堂從3月12日開始封閉，他們需要所有居民配合做核酸、配合各種防疫工作，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我們覺得穩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也希望他能進來，但如果他進來會對弄堂造成很不必要的不穩定情況，我們也要去花很多精力去處理。」
5月7日，孫波露宿街頭的第18天，他在附近的公共廁所遇到了一位警察，幫他聯繫了民政部門，把他接去了臨時救助站。救助站是一個倉庫改建的，擺著一張張鐵架床，能提供熱乎的飯菜。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告訴孫波，只能暫時收容他一周，一周過後，還需要再申請延期。在孫波離開街邊的簡易棚後，居委會工作人員曾給他打過電話，詢問去向。
孫波說，他還是更想回家，「我家屬是個急性子，我在小區對面睡，她一推窗就能看到我，還會安心一點。如果看不到我，整夜都睡不好覺。」
他習慣用「家屬」稱呼自己的妻子。這幾年在上海，每天早上4點半，妻子就會起床，簡單收拾後去瑞金醫院上班。下午四點半鐘下班後，又買菜做飯，喊孫波起來吃晚飯。晚上七點多，孫波就要出去工作。再回來就是第二天早晨了。一個早出晚歸，一個晝伏夜出，他們兩個人相處時間的很少。
孫波之前對上海的印象很好，覺得這裡環境整潔，有文化底蘊。但這次的經歷，讓他覺得遇到了不公正的對待，遇到了不講道理的鄰居。
孫波已經想好了，明年9月份合同到期，他也53歲了，就離開上海回老家。但在這之前，如果不遇到什麼阻礙，他總還是要回建國東路39弄住上一段時間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成瑩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