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金庸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江湖，由他去世帶來的眾多話題仍在蕩漾。其中之一是，金庸小說中的男主角之所以大都沒有爹，比如令狐沖、胡斐是孤兒；郭靖、楊過是遺腹子；張無忌幼年眼看父母雙雙自盡……有人分析，這與金庸自身的慘痛經歷有關，他的父親當年作為地主被新生政權鎮壓。
金庸父親查樞卿早年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受過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高等教育。1951年，一場「鎮反運動」席捲全國，查樞卿被列入到需要「鎮壓」的名單當中。一開始，有關人員召開了「鬥地主」大會，讓村里人控訴查樞卿的罪行，但在村民們眼裡，查樞卿積德行善，賑災辦學，資助窮困孤寡，所以沒有一人願意站出來控訴他。
最後在多方宣導下，鄰村的一個人站出來揭發，說他家裡藏有一支手槍。接下來又有人揭發，有一天看到他拿著一張解放前的報紙在讀，「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不是反動是什麼？」就這樣，查樞卿很快以多種罪名被立即執行槍決。
近日又讀到與另一位武俠小說宗師梁羽生有關的文章。1950年，剛從嶺南大學畢業的梁羽生，那時候還叫陳文統，他因為收到家信，說父親被人誣告下獄，讓他速回。回到廣西境內，他的一位同學攔住了正在趕路的他，告訴他：「現在農村到處都在開展運動，你回去不單救不了父親，只怕自身都難保」。梁羽生聞訊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
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是一個保留著士大夫情懷的鄉紳，抗戰期間，曾組織鄉團，保護過一批逃難前來的文化名人。但就在梁羽生逃亡後不久，他即被殺害－－如果梁羽生沒遇上他那位好心的同學，我們就沒有機會讀到《白髮魔女傳》之類的作品了。
兩位人們最為熟悉的武俠小說宗師均有著生父被「鎮壓」的遭遇，令人感慨系之。查樞卿和陳信玉各生了一個有出息的兒子，使其沉冤昭雪，故事廣為人知。但是，誰知道，在那樣一場摧枯拉朽、天崩地裂的大變革中，有多少類似的絕望與苦痛、荒誕與慘烈，被永遠藏在時間的帷幕之後呢？
02
有數據表明，1950年前後的「土改」運動中，被鎮壓的地主、富農達200多萬。在這之後，是更多或者說所有被劃為地主、富農的人被打入另冊，階級成分，類似於我國元朝或者印度實行過的種姓制度，讓他們從此淪為社會的最底層。
在我看來，這是我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文明逆淘汰。有人說，鄉村秩序的第一次惡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但其破壞性烈度無法與土改相比，土改是幾千年國人倫理價值的一次大坍塌，直到今天，價值秩序的混亂與社會人心的潰敗，都可以上溯到那裡去尋找根由。
長期以來，「地主」是一個被宣傳品妖魔化的詞，以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為代表，地主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是，在這個資訊相對開放的時代，已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白這只是精心包裝的謊言。
以劉文彩為例，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著「階級鬥爭」的需要創作出的。「從現今已經披露的有限資料來看，這四個人物，無一不是假典型」－－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出自權威的人民網上的一篇文章。
事實上，恰恰相反，當年被鎮壓、被批鬥的地主中，雖然也確有極少數惡貫滿盈者，但絕大多數是樂善好施的良善之輩，舉凡救濟鰥寡孤獨、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調解糾紛等、往往由他們帶頭髮起，他們是鄉村的經濟精英與文化精英，是鄉村秩序、傳統價值的維護者。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如下幾種來源。一是繼承祖業，二是做官或經商發財後回鄉買田置業，三是勤儉持家，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攢，用全部積蓄購置田產，我們老家稱之為「興家地主」，在數量上占據了「地主」的大多數。
這些「興家地主」尤其悲苦。我的外婆即是一例。她幼年因家貧被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婆家待她非常苛刻，不到十歲，對今天的孩子來說還是在父母懷裡撒嬌的年齡，她便要完成推磨、上山打豬草等繁重任務才給飯吃。一年多後男方意外得病去世，她經人介紹給我外公，才算脫離苦海。兩人起早貪黑，勤扒苦做，漸漸砌了屋，並買了點田。不料很快迎來了「土改」，由於當地大都是貧苦人家，工作隊為了完成上面定的「指標」，將我外婆劃為地主，房屋田產統統被沒收－－當然，相比一些地方將地主全家斬草除根的做法，也許應該感謝工作隊的「不殺之恩」才對，至少，我的外公要等到1958年才因辱自殺。
03
不難看出，「土改」的一種荒誕是，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為「地主」；貧農得到了土地，卻被稱為「貧農」。葉匡政兄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華北饒陽縣的楊各莊，在劃階級成分時，因沒有活著的地主，工作隊便將小孤女宋朵預先劃為地主，雖然她只有幾歲。村幹部決定，等她長大了，再正式將她定為地主。
作家余華也曾回憶，他的爺爺曾有祖傳的數百畝良田，由於好吃懶做，靠出賣祖田過日子，剛好在土改前那一年把田全賣光了，結果，那些勤快節儉、攢錢買了余華爺爺祖田的莊戶人成了地主。余華為此永遠感謝自己好吃懶做的爺爺。
這種現象應當較為普遍，我的一個朋友就跟我說過，他村里兩個人出去做生意，一個成功了，回家買地被劃為地主批鬥；一個賠光了，作為貧農代表鬥地主分了土地。在我的家鄉，也有這種勤儉持家致禍、吃喝嫖賭得福的例證－－這種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景象，會對穩固之人心、對社會賴以運行的價值體系形成怎樣的衝擊？
如今，以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的眼光來看，當年地主的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然而，這樣的「天經地義」卻通過國家的名義予以砸碎，道德的崩潰，形成了一場山呼海嘯的土石流，其震盪波一直延續到今天。
所以說，世道變壞，是從當年鬥地主分浮財開始的。或者反過來，讓世道變好，讓民眾對私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底線有信心，也得從學會正視那一段歷史開始。這是一顆最大的「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