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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爺:倪匡——用妓女比喻中共是侮辱妓女

—倪匡和他們,都潤到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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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他又在1992年,花甲之年再遠赴美國,定居舊金山,追尋自己的念念不忘的自由。直到2006年夫人思鄉才回歸。但終其一生,倪匡都沒有再回過大陸。雖然靠筆桿子混飯吃,寫過無數的奇幻甚至情色,但是他從來沒有唱過讚歌,一句沒有。他曾決絕的說,我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那都是共產黨一句話的事。有人質問他是不是用妓女比喻過中共,他說沒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種比喻是侮辱妓女。

知名科幻作家倪匡逝世享壽87歲,他生前一貫堅持反共立場,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想法,生前多次直言「共產黨的本質不會變」

倪匡先生走了。我們熟悉的「香港四大才子」——金庸、黃霑、倪匡、蔡瀾,至此只剩下一個蔡瀾。特別是在這個蕭瑟的時節,在香港風光不再的大背景下,有些東西特別能觸動我們關於歷史的記憶。

香港這個地方因為特殊的歷史,以及和大陸緊密的關聯,有很多我們能夠充分理解,但是卻未必熟悉的愛恨情仇。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知道倪匡是因為衛斯理系列小說和電影,特別是許冠傑的精彩演繹,可以說讓人過目不忘。但對於倪匡本人的身世未必了解。

倪匡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多達七個,倪匡排行老四。父母都是小職員,在1950年的時候卻很有遠見也很有決心,居然帶著三個孩子就潤了香港。

不幸的是,倪匡並不在其中。但當時年僅15歲的倪匡並不傷心,在當時那種火熱的革命氛圍中,他跑到蘇州,考取了當時培養公安人才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在那裡簡單受訓三個月就上了崗,成了一名年輕的革命幹部。當時的公安還屬於部隊的序列,所以倪匡嚴格的說,算是參了軍。

剛開始的時候倪匡革命熱情十分之高,不僅參加了諸如土改、治淮、改造鹽鹼地之類的工作,還主動去蘇北創建勞改農場。1955年的時候,20歲的倪匡又主動申請離開江蘇,去遙遠偏僻的內蒙興安盟扎賚特旗綽兒河畔開闢勞改農場,這份主動的熱情,毀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變了他的人生。

倪匡所在的勞改農場位置極偏,可以說是與世隔絕。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但凡是單位這種東西,那一定是都是符合「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規律的。等級森嚴、特權盛行,事無大小都要匯報思想、開會檢討,給年輕的倪匡結結實實的澆了幾盆冷水,和他曾經幻想的那個平等的革命世界完全是兩碼事。倪匡的本性就是傳統的中國文人的性格,不服管教,愛好自由,這就註定了他悲劇的角色。

他後來因為私自養狗咬傷了書記,又在冬天因為拆了一個廢棄小橋用來生火取暖被人告發「破壞交通」,還在批鬥會上仗義執言,為犯小錯的同事伸冤,結果被領導視為必須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數罪併罰,被軟禁數月,單位甚至準備組織一個專門的法庭來審判他,情況岌岌可危。這個滿懷革命理想的青年,眼看就要和那個年代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湮滅於歷史的濁流之中。

幸好倪匡有個蒙古族好友,千鈞一髮之際勸他趕緊西潤外蒙,以求生機,並給了他一匹老馬。就是依靠這匹老馬,倪匡在某個雪夜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不辨方向,並沒有走到外蒙,而是稀里糊塗的向東走到了黑龍江泰來縣,在此他扒上火車,又一路南下,找到了在遼寧鞍山鋼鐵廠工作的大哥。但是大哥也不敢收留他,他於是又乘船潛回上海。在上海,四處碰壁,無人收留的倪匡最終動了遠潤香港的心思。畢竟,父母和三個姊妹都在那裡。

上海終究是大都市,當年也有「移民仲介」,雖然可能是地下的。倪匡東拼西湊花了巨款,買到了「船票」。在仲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車到廣州,再潛入澳門,最後又從澳門逃港。輾轉五千里,他終於從一個即將在內蒙勞改場裡被爆錘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一窮二白的但終究有了自由的新香港人。從開始的碼頭苦力,最終依靠自己的筆頭,實現了個人命運的逆轉。

也正是因為前後長達30年的大逃港中,無數諸如倪匡這樣的人才的源源不斷的湧入,才真正的開啟了香港經濟騰飛、烏雞變鳳凰的奇蹟之路。他們在動盪的祖國是棄之如敝履的廢柴,到了香港卻書寫了各式各樣的傳奇。

和倪匡同時代逃港的很多大陸年輕人,最後都成了香港各階層的翹楚,簡直不勝枚舉。比如金利來的曾憲梓、一傳媒的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有人甚至做過統計,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有40多人是和倪匡一樣的逃港者。

但是倪匡真正讓我覺得很難得的,並不是個人後來的成功。而是他對於自己的苦難,始終保持著難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體的採訪時候,記者問他,你說過香港如果失去某些優點,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城市,你說的這些優點是什麼?

倪匡不假思索的說,自由。環境的自由、言論的自由。

他不僅這麼說,其實也是這麼做。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他又在1992年,花甲之年再遠赴美國,定居舊金山,追尋自己的念念不忘的自由。直到2006年夫人思鄉才回歸。但終其一生,倪匡都沒有再回過大陸。雖然靠筆桿子混飯吃,寫過無數的奇幻甚至情色,但是他從來沒有唱過讚歌,一句沒有。他曾決絕的說,我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那都是共產黨一句話的事。有人質問他是不是用妓女比喻過中共,他說沒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種比喻是侮辱妓女。

在1949後出走香港的眾多海派知名作家中,張愛玲、倪匡、潘柳黛是三個傑出代表。張愛玲如今還被稱為潤學天后。但這三個人都有個不約而同的特點,就是都潤了兩次。張愛玲短暫停留香港後也是遠赴美國,潘柳黛在1988年攜全家三代再次從香港出發,移民澳洲。

潘柳黛

在倪匡那一代人中,經歷過苦難的人數不勝數,但是我們知道,能夠讀懂苦難、反思苦難、牢記苦難的人卻是屈指可數。很多人往往都是好了傷疤忘了痛,把家國、個人的悲劇,讓歷史與時代背鍋,稀里糊塗的負重前行。甚至反過來,融入其中,甘為砂石。比如我們身邊至今都還有很多人為恢復高考這樣的事情感激,可是,那不是你被別人奪走的嗎?某天忽然還給你,怎麼就成了一種恩德?

大部分中國人,底子溫良恭儉,遇見人生的苦難和不公,也總是會第一時間歸結於自己的能力和命運,他很難也不敢去想,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制度其實負有更大的責任。當一個勤勞的人不足以溫飽,當一個正直的人不足以苟活,當一個善良的人不足以立身,那就根本不是能力、命運或者艱辛探索的事。所以我其實不單是喜歡倪匡快意恩仇的小說筆觸,更喜歡他說透、看透,並身體力行的人生。真正經歷苦難並審視苦難的人,對於黑暗的憎惡和對於自由的嚮往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有些苦難,是無法也不能原諒的。有才華的筆桿子任何時代都不缺,但是有才華、有見識,還有一點桀驁不馴的骨氣的,一直都是稀缺品。

而今看著香江的滄桑巨變,榮衰輪迴,不由得讓人感慨萬千。但我相信,無論如何,會有那麼一天,無論是倪匡、張愛玲還是潘柳黛,都能真正自由的回望故土,回望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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