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其仁，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01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
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
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出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
經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這裡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
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了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
02
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
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聯繫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
第二個層面，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
比如說，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
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
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繫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
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瀰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03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
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裡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內地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章，定得不合理。
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裡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你前後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
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幹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
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
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儘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
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