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月凌晨6點半，老張從露天長凳起身，走到一個同伴看不到的地方，從懷中拿出一個衛生紙團，一圈一圈展開，露出半條魚。魚是頭一天晚上一家飯店老闆送給他的，他沒捨得吃。
老張一手拿著魚，一手拉著推車，一邊走路，一邊吃魚，每走到一個垃圾桶前，停下來，放開推車，將桶內的紙箱、塑料瓶等能賣錢的撿出來，放入推車的布袋中，然後走向另一個垃圾桶。
老張在與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打工10年多，今年3月疫情嚴控期間，他嫌進出村手續麻煩從出租屋出來，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天冷睡在廢棄的民房和待租的商鋪中，天氣暖和了，睡商業街、公園和路邊的長椅。
老張說，3月封控期間，為了找活干，有很多像他這樣從城中村跑出來的民工，包括與老張在一起的老宋和老李，他們多數沒有再回去，成為流動的民工。
老宋說，如果還找不到活兒，入冬前就回老家，他和老李是老鄉，都來自黑龍江黑河，「活兒越來越少了，有點活兒，也是優先找年輕人」。
不回村住了
老張、老宋和老李都住在鑫樂匯行人徒步區，今天夏天雨水格外多，行人徒步區有天幕和頂棚，可以避雨，而且有很多長條椅子，可以用來睡覺。不過他們大部分都睡在地上，因為經過一天照射後，睡著不會受涼。
「現在下雨了，有點涼了，不下雨的時候，睡到第二天早晨還是熱的」，老張一邊用手撫摸著地上的地磚一邊慢條斯理地說，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人上年紀了，受不了涼，得了病連買藥錢都沒有」。
三人中，老宋年紀最大，59歲，腿腳不好，走路的時候一瘸一拐。據老張說，在富地廣場住的時候，老宋因為腿疼在石椅上躺了一個半月，「如果不是我伺候的，估計人就沒了，那時候天也冷，凍也凍死了」。
老張說，老宋愛吃麵包，為了給老宋買藥和買麵包，他把身上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手機和身份證也被人偷了。老宋病情好轉後，已經幹不了重活兒，老闆也不願意用他。
老張和老李相對年輕些，但也50歲出頭了，活越來越少，找不到活乾的時候，老張和老李就撿廢品。老張拉著推車，老李騎著三輪車，運氣好一人一天能賣二三十元，但大部分時候只能賣到十幾元。
這些收入別說租房了，三人連肚子也填不飽。老張說，賣得好能吃上包子，賣不好就只能吃饅頭，老張的推車中放著一大瓶自來水，渴了就拿出來喝一口，喝完了，就到行人徒步區的衛生間接滿。
老張也曾動員老宋去撿廢品，但老宋拒絕了，「他害怕丟人，重活兒幹不了，撿廢品也不費勁，連飯都吃不起了，還怕丟人」，老張理解不了老宋，後來就不給老宋買吃的了，每到吃飯的時候，老張就離開老李和老宋，等吃完再回去。
老宋說，天氣好的時候，他還要回小張各莊村勞務市場找活干，但是他不願意撿垃圾。不像老張和老李由於長時間不洗澡、不洗衣服，看起來很髒，老宋的臉上和衣服相對還乾淨，每天早晨都會洗臉。
不過老宋一直沒有再回去過小張各莊村。他說，原來打零工的都是上了年紀的，活兒也多，基本每個人都有活兒干，這兩年來了很多年輕人，「老闆們都願意用年輕人」。
立秋後，北方的天氣開始轉涼，老張說，他還有一床棉被子和一個棉大衣，藏在附近某個地方。他想找個能長期乾的活兒，好好干兩三個月，天冷幹不了就回聊城老家。老張是單身，老家有一個哥哥。
「回老家，得掙上錢，一分錢不掙，回去也沒人看你，回去至少帶七八千元才行」，老張說，再過幾天，他就開始好好找活兒干，他說自己不怕幹活，但最怕的是生病。
零工生活
今年過完春節，老張、老宋和老李像往年一樣從老家來到燕郊，幹了不到兩個月活，燕郊第一輪疫情爆發，3月13日前後開始封城，小張各莊村也不例外，整個村各個出入口全是鐵皮，禁止出入。
老張說，在工地和工廠打工，按時上下班，有時間掙錢，沒時間花錢，一年下來能攢下不少錢。但是打零工不一樣，一旦不掙錢了，就開始花錢，「有老婆的老婆管著還好些，像我們沒老婆的，都是掙一個花兩個」。
小張各莊村房租不貴，一個單間一個月只需要260元左右，老張說，他們幹活，一般一天工資150元起步，好的時候200元出頭，正常情況下，租房壓力不大。
剛解封那段時間，無論是進出小區和城中村，還是出去幹活，都受到嚴格限制。加上原來的積蓄已經花得差不多了，老張等很多民工從出租房中出來睡大街，老張說，開始就是為了幹活方便。
但是出來後，老張等人發現有活兒卻幹不了，因為他們90%的活兒在北京。彼時，燕郊剛剛解封，出去幹活需要離開廊坊的證明、通勤證或就醫等憑證，即便是幹完活回燕郊也不順利。
老張等人打零工，睡大街，既沒有固定的居住場所，也沒有固定工作單位，自然開不了通勤證，就這樣，沒有收入來源，老張主要靠撿廢品維持生活。
隨著疫情逐步好轉，燕郊北京之間往來越來越通暢，只需要72小時核酸就可以自由出入，但活兒不多，經常是「干一天坐五天」，很多人都入不敷出，也就只能繼續在外。
除了鑫樂匯行人徒步區外，天洋城廣場、富地廣場、燕郊公園、尚街等都是流浪民工睡覺的地方，有些民工也睡在小區底商前。白天找活兒干、撿廢品，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就從包里或袋裡拿出鋪蓋席地而睡。
老張說，老闆們也難，由於部分工地停工，利潤空間也少了。一般僱人是一天150元-250元，車費一天是400元起步，如果再遇到查超載被罰款，基本就得賠錢了。
活兒多的時候，每天都有進帳，罰一次兩次沒事，活兒少的時候，老闆不賺錢了，即便是有活兒，也更願意找年輕人。
老宋說，從去年開始，零工市場來了很多二三十歲年輕人，都是在老家種地不賺錢出來打工的，年輕人有幹勁，也不偷懶，還不容易出事故，所以更受到老闆們的青睞。
十年前，老張就開始在燕郊打工，像多數農民工一樣，過完春節後從老家出來，入冬後帶著收入回老家，回老家時荷包滿滿，從老家走時兩手空空，這樣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未變過。
老張、老宋和老李三人都租住在燕郊的小張各莊村，這個規模不大的村莊也是燕郊最大的民工聚集地，村民說，高峰期居住的人口有幾千人，但是現在村里常住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左右，部分打零工的已經離開。
往年，每天早晨，小張各莊村北的海油大街和村南的學院路兩側，都是打零工的人，吃完早餐丟棄在路邊的塑膠袋，隨著風漫天飛舞，曾是這個城市人們記憶最深的場景之一。
老張說，打零工很苦，無論什麼天氣，每天三點多就得起床，三點半到四點出去找活兒，再晚了就找不到好活兒了；晚上回來基本八九點了，吃完飯睡覺都是11點，每天睡不了幾個小時。
不僅睡不好，也吃不好，炒餅和面是他們最常吃的飯，幹活人能吃，一份不夠吃，但多數人也只吃一份，如果吃到飽為止，即便是最便宜的，一天下來也五六十元，四分之一的收入就沒了。
吃不好，睡不好，收入不穩定，但依然有很多人願意干零工。老宋說，一般工地或物流市場長期乾的活，都是工頭從老家帶來的人，外人去了一方面受欺負，另一方面年底拿錢的時候等不起。
「人家都是一個村的，幹完活兒就回家了，工頭要到錢後回去一發就行了，不耽誤事」，老宋說，不是老鄉的工地，就得等著拿工資，等一天就是一天的開銷，有時候一等兩三個月，吃喝都是錢。
打零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時間自由，一般幹活兒時間短，單次掙得多，「瓦工、抹灰工一天都1000元左右，小工也二三百」，老張說，更重要的是現結，白天幹完活，晚上錢就到手了。
燕郊因為房租便宜，距離北京近，逐步形成了一個較為聚集的勞務市場，今年解封以後，熱鬧不再。老張說，很多人要麼回老家了，要麼搬到北京郊區了，繼續留在燕郊的已經不多。
8月10日早晨6-8點，燕郊公園北門附近大約有不到20人在等活兒，海油大街等活兒的在10人以內；8月11日7-10點左右，燕郊公園北門附近等活兒的大約有三四十人，海油大街沒有一人。
8月11日早晨，在燕郊公園北門，人們三三五五聚集在一起，有的在聊天，有的打撲克，一旦有人前來僱人，他們馬上放下手中的撲克圍了上去，7-10點三個多小時，只有一兩個清洗油煙機、空調的民工找到活兒。
老張說，「像掃馬路這種，找到了一個月也能掙兩三千」，他指著路邊掃馬路的清潔工人說：「但是不管吃，不管住，最後下來也掙不到幾個錢。」
回家
老張說，他已經厭煩了老宋和老李，他走到哪裡，兩人就跟到哪裡，但是又擺不脫，「我開始在北巷口那邊，他們跟來了；後來去了富地廣場，他們又跟過來；現在來了這兒，還是跟過來了」。
「那兩個貨（指老宋和老李）太懶，今年吃喝大部分是我供的」，老張指著一旁的老李和老宋，壓低聲音小聲地說，老宋每天啥也不干，老李雖然也撿廢品，但「我一天撿六七袋，他能撿滿這一袋就不錯了，每天兩人就睡覺」。
在老張來看，老宋雖然腿腳不好，幹不了重活兒，但撿廢品養活自己完全沒問題，「撿廢品嫌丟人，睡大街上就不丟人了？每天吃別人的、喝別人的就不丟人了，我要是不管他了，早晚一天得餓死凍死」。
老張說，他在燕郊打了十年工，不僅在北京和燕郊干，也去唐山甚至內蒙古幹活，後來身體有了病（但不願意說什麼病），跟不了工地，開始打零工，在小張各莊村也住了兩三年，認識了老宋和老李。
老張也跟很多技工一塊給工地幹活兒，同樣的工種，打零工的技術不如工地長期工，「砌磚還說得過去，抹灰的都是二把刀，好歹一個技工，誰會打零工呀，進工地多好，一天少了少了也有七八百」。
現在雖然活兒少了，也只是賺大錢的活兒少了，想要找到事做並不難，燕郊的市政和物業的保全、清潔工都有缺口，只是工資相對較少，對多數打零工的人來說，沒有太大吸引力。
老張說，北京的活兒比較多，市政工程到處是，找到活兒並不難。老張說，夏天太熱，他怕中暑，現在天涼了，他計劃過幾天就去找活兒。
如果掙不到錢，老張還有一個回家的辦法，就是找當地救助站，核實完情況後，可以獲得一張回老家所在城市的火車票，到了老家城市後，再由家人到火車站接回家。這一招老張在青島打工時用過一次。
老宋顯然沒有老張辦法多，他說這幾天他都會到小張各莊村勞務市場找活兒，掙回家的路費，如果找不到活兒，或是掙不夠路費怎麼辦？老宋說，那就走著回去。這是老宋的賭氣話，從燕郊走到黑河市，對於一個腿腳有病的人來說，不太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