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談普京、習近平的後集權,建制於民族主義,乃是共產黨成功換代意識形態,向傳統要合法性,如大俄羅斯主義、中國大一統這些貨色,這個更新換代,也有一個過程,其建構至少也有三十年之久,人們早已忘記其濫觴,陳年舊事裡,有一樁涉及到我,我亦有一文敘之,今天貼出。】
1991年春,我從巴黎轉來普林斯頓的第二年,尚在哈佛讀博士的丁學良寄給我一個複印件,並附言道:「這樣的昏話,實在看不下去,你應駁他一駁。」
那是刊登在台灣《海峽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作者顏元叔,緣起他讀了何新的什麼宏論,「老淚縱橫」:
『信不信,我為亞運183塊金牌,也情不自己地流淚——無他,只因為我們中國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頭地!」
此人極為霸道,別人告訴他長江黃河污染嚴重,他竟破口大罵:「你這麼糟蹋你自己的祖國,你究竟是『人』還是『狗華人』?」
丁學良最看不下去的昏話,是顏氏說中國的科學家「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死,千千萬萬她與他不累死,中國科學怎麼迎頭趕上西方!怎麼出人頭地!」、「所以,中國人必須以一條褲帶束緊千萬億腰杆,中國人才得解放!」諸如此類的昏話,不勝枚舉。(隔了三十年再去引述它,特別是背襯了目下中國兩極分化、冤獄遍地、狼煙四起的圖景,我都有點替對方臉紅。)
讀罷我便按奈不住揮就一文,作題〖對苦難漠視的殘忍——讀顏元叔大作有感〗,3月21日在香港《信報》刊出,我尚不知顏氏何許人也,只知他是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自然是留過洋的,而留洋階層中多因憎恨西洋而倍愛中華,乃是某種心理扭曲,原不必認真的,我也只是憑了一時的義憤,去駁斥那種近乎蠻橫的歪理,因為受不了他們這般辱沒死於中共專制的幾千萬人,他們留洋只徒然惹了些自卑和偏激。但是,那時節大陸裡面黃金滾滾、跑馬圈地之間,有些什麼精神層面的東西在生成,卻是我們看不清楚的,並非只有基督教、法輪功,這個體制也在打造新的意識形態,以取代原來老舊而廢棄的。
不久,我在普林斯頓大東亞系葛斯德東方圖書館裡混亂翻閱時,無意間發現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期刊雜誌中,竟也有那本極左的《中流》,以公開反對鄧小平搞資本主義而著稱,其九一年六月號辟一專欄,名曰《愛我中華的心聲、壯我中華的呼喚》,將顏文和《信報》上的拙文「一字不易,未加刪節」地刊出,擺開一付約稿、摘登來信的大批判架勢,這是文革及政治運動中黨報必行的老套數,而六四屠殺後中共宣傳機器對所謂「長鬍子」的大批判,一般是不主動找靶子來打的,挑選我與顏元叔的筆仗大做文章,應屬罕見。
《中流》的編者按說,顏文刊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十分強烈的反應」,「我們不斷接到來自各方面的讀者的來稿、來信,以及在其他各種場合的反映。其中有思想戰線的老前輩,也有來自最基層的普通讀者」,前者指魏巍、吳冷西、程代熙等,後者冠以「來自廣大讀者的反饋」,則包括農民、中學生、教師、退休幹部等等,不一而足,來稿來信皆一派文革大字報的謾罵風格,則是絲毫不奇怪的。可惜我只找到三期《中流》(九一年六、七、八月號),不知道這場「圍剿」究竟持續了多久,卻看到了晚近二十年裡風生水起的民族主義喧囂之端倪。
我對顏元叔等輩的駁斥,有兩個重點,反過來成為他們批判我的重點,現分而述之。
第一,針對顏氏大讚中國大陸老百姓「一輩子吃兩輩子苦」乃是值得的「煉獄」,我舉毛澤東五九年「趕英超美」導致大饑荒餓死兩千萬人,予以駁斥,而魏巍等人對我的反駁,唯有徹底否認這場大饑荒而已,並斥為「反共傳單上的下流語言」。今天,「大饑荒」真相在中國仍是禁區,所幸我們終於有了楊繼繩和他的悲憤之作《墓碑》,真像已大白天下,再也不能禁止了。容我只摘引《墓碑》前言的一段話: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數字有時候比理論強大得多。顏元叔等人也許不知真相,但他們所秉持的一種「發展與國家強盛的反人道傾向」,是違反普世價值的,他們有的人從未在極權制度下生活過一天,卻天然具有反人道的極權意識。
另一個爭論重點,是長江、黃河的泥沙化問題,顏氏所代表的可稱為「掠奪型發展與經濟增長觀念」,即晚近二十年中國經濟起飛所帶來的環境代價,今天已成不爭的事實,無需我們在這裡多費口舌了。因《槍、細菌和鐵》一書獲普立茲獎的Jared Diamond教授,2005年出版一部新著《大崩壞:人類社會如何選擇敗亡或成功》,其中專設第十二節〖中國,蹣跚巨人(China, Lurching Gant)〗,他評說中國近10%的年增長率:
『「受惠」於這些輝煌的事功,中國的環境危機演為最烈者,並持續崩壞之。空氣污染、生物多樣性減損、農田流失、沙漠化、沼澤消失、草原荒蕪、和人為自然災害之規模與頻率增大,如物種侵入、無限制放牧、江河斷流、鹽鹼化、土地侵蝕、垃圾堆積、水的污染和匱乏,還可以列出很長的單子。各種環境問題皆導致巨大的經濟代價、社會衝突和健康問題,其中某一個單項都足以引起中國人的嚴重關切。但是以中國巨大的人口、經濟和區域,其環境問題勢必不止是個國內事務,而將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與中國分享一個星球、一個海洋、一個大氣層的皆將漸次受到影響,亦即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將「全球化」。』
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起飛,是以一個民族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作支撐的,其發展才獲得了秦暉所說的「降低交易費用」的獨特方式——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各方交易(討價還價)權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1992年開始的中國市場化,在產權改革之前先用國家權力來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農村則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外,任憑公開瓜分,然後就是「圈地運動」。這一切國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個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殺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便是中共的底線;而無情的剝奪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這便是中共宣傳機器的特長,我在上文提及的那兩點,發展和國家強盛的反人道傾向、掠奪型發展與增長觀念,便是他們民族主義武庫里的兩件把式。』
不過顏元叔的大作,實在是「國家話語」的一篇傑作,乃是何新,更不要說魏巍之流寫不出來的,未知後來習近平怎麼沒把它收進中小學課本里去?
顏元叔雖然是從台灣出去留美的,但是他把留學中的個人經驗,諸如「受歧視」的屈辱、尷尬、掩藏內心的痛恨等等,極準確地升華到一種集體的、種族的層次,於是就具備了作為「國家話語」的檔次,而註定會被中共收編。
但是「國家」最看重的,是顏元叔所提供的這種私人經驗中的恥辱、自卑、仇恨的成分,也就是所謂「恥」——近代中國飽受西方列強欺凌,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無疑儲存了大量的「恥」,那是為「民族國家」建構預備好的「精神財富」,可以用來刺激、麻醉、洗腦國民,以便於駕馭和統治。
二戰時期中共躲在陝北養精蓄銳,對蔣介石指揮國軍浴血抗戰作壁上觀,但是奪取政權之後,它宣稱自己才是抗戰主力,以便最大化「國恥」資源,還徑直延伸到一八四〇年才滿足,非撈夠「恥辱」泔水不罷休,這種精明令人望塵莫及。
可愛的顏元叔教授,還有魏巍他們,都號稱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卻對晚近三十年中國的貧富崩裂之大不公平,不置一辭,熟視無睹,還推波助瀾,不免也是那個「低人權、低福利、無工會、高消耗」發展模式的罪人;
另則,這些文人以極左理論為極右的政治服務、以仇外心智為從西方引進資本、文化作粉飾、以偏狹愚昧的國家主義餵養毫無個人權利意識的民眾,凡此種種,皆營造著某種人格分裂的精神氛圍,而彌散於中國近三十年,令民族和個人都很難建立自信、少受傷害,這便再也摘除不了「東亞病夫」帽子——這頂帽子,才是最恥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