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間諜所用手段也與俄羅斯不同，經常採取一種「全社會」方式，從獲取商業或技術秘密到施加政治影響，無處不在。示意圖。
中共在歐洲日益擴大的間諜活動已超過傳統對手俄羅斯，構成更大的威脅，引發歐洲國家警惕。中共間諜所用手段也與俄羅斯不同，經常採取一種「全社會」方式，從獲取商業或技術秘密到施加政治影響，無處不在。
今年7月份，在倫敦舉行的美英情報聯合會議上，英國軍情五處（MI5）負責人肯‧麥卡雷姆（Ken McCallum）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多福‧雷（Christopher Wray）聯合發表演講，視中共秘密間諜活動的暴增為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挑戰。
麥卡雷姆告訴聽眾，雖然這種威脅「可能感覺很抽象」，但它是真實而緊迫的，我們不是在喊「狼來了」。
麥卡雷姆說，自2018年以來，軍情五處與中國（中共）有關的調查增加了7倍，在過去三年裡，處理這類調查的能力增加了一倍，並可能在未來「數年內」將能力再增加一倍。雷說，美國各地聯邦調查局外地辦事處平均每12小時，就會對中共間諜活動展開一次調查。
中共間諜活動採用「全社會」方法
《金融時報》近日報導，中共因其國家支持的黑客攻擊而臭名昭著，但情報人員表示，中共也正在學習「人際情報」網絡（HUMINT）的間諜技術，已經達到了與俄羅斯間諜旗鼓相當的水平。
「俄羅斯人從沙俄時代就開始從事間諜活動，他們就是喜歡這個。」英國秘密情報機構MI6的前負責人亞歷克斯‧楊格（Alex Younger）說，「傳統上，中國人（中共）的人際情報明顯較弱，但他們一直在努力學習。」
但中共間諜與俄羅斯非常不同。情報官員們表示，俄羅斯的國外間諜活動傳統上仍然藉助於精英官員，他們接受過間諜技術（如密碼通信）的培訓。而中共則有更廣泛的目標，從獲取商業或技術秘密到施加政治影響，無處不在。
情報官員說，俄羅斯的間諜活動往往集中一點，而中共則採用「全社會」方法，中共2017年的情報法，要求「所有組織和公民」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俄羅斯人可能很笨拙，相當傲慢，有時似乎有一種『有本事就來抓我』的心態」，但「中國人（中共）則想避免任何形式的間諜醜聞，因為他們想保持良好的雙邊關係」。一位情報官員說。
西方經常引用一個例子來反映兩種風格的差異，比如如果沙粒成為情報目標，俄羅斯特工會晚上開著潛艇浮出水面，派一小分隊去海灘帶回一桶沙子，而中國人（中共特工）則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派出成千上萬中國遊客，每人只帶一些，收穫更大。
中國問題專家和前中央情報局官員尼古拉斯‧埃夫蒂米亞斯（Nicholas Eftimiades）認為，其結果是「一個關於如何開展情報活動的新模式」，這種方法可能低效也不協調，有時幾個中共官員會接近同一個目標。
前軍情六處行動主任、現為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顧問的奈傑爾‧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說：「對中國（中共）的安全部門來說，效果比效率更重要。」
中共工業間諜活動對西方公司和大學構成威脅
與俄羅斯間諜的另一個區別是，中共間諜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明顯，這與俄羅斯間諜不同。自莫斯科今年入侵烏克蘭以來，歐洲各國已經驅逐了600多名俄羅斯外交官和間諜。
因此，西方情報機構不得不重新調整反間諜方法。比如，李貞駒（Christine Lee）是一名律師和英國公民，今年英國軍情五處點名李貞駒，公開警告她是中共的「影響力代理人」。
美國聯邦調查局和英國軍情五處還警告說，中共工業間諜活動對西方公司構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敦促商界領袖對此提高警惕，企業需要更加了解中共間諜的活動方式。
「中國（中共）政府對西方企業構成的威脅，甚至比許多精明的商人意識到的還要嚴重。」雷說，中國（中共）政府正在利用其掌握的「一切工具」來竊取西方技術，最終削弱西方企業並主導市場。
中共正在雇用與情報部門沒有直接關係的人，以西方公司為目標，西方公司必須更加注意他們與中國公司的交易，其中可能有中共情報部門的參與，因為負責監督中共海外間諜活動的國安部，正在瞄準它想「洗劫」的西方公司，以幫助獲取企業機密。
中共一直使用「精心設計的空殼遊戲」來加以掩蓋，也使西方公司難以對中國合作夥伴進行調查。雷還表示，聯邦調查局和英國軍情五處希望加強與企業的合作，為他們提供防止中共間諜活動的工具，因為中共間諜威脅的規模，不是可以單純通過情報機構調查或逮捕可以解決的。
雷說，大學也在更多地參與這個問題，許多大學正在「與聯邦調查局密切合作」，問題在於一些小公司，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成為中共間諜的目標。為了保護免受中共間諜威脅，情報部門需要與私營部門建立夥伴關係。
美國的一項評估顯示，中共的商業間諜活動每年竊取多達6000億美元的美國智慧財產權。歐盟估計，智慧財產權盜竊所帶來的損失每年有500億歐元，並失去67萬個工作崗位。
雷之前還表示，來自中共的間諜活動是對美國經濟的「最大的長期威脅」，這種盜竊行為相當於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財富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