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帝國及其勢力範圍解體後，原來帝國的各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種秩序下重新調整"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重建一種關係格局，這期間的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會面臨種種困境。
在世界歷史上，強力控制下的大帝國從未能避免這種悖論：一方面消除混亂是維持帝國、實行強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強力本身只能掩蓋而不能消除致亂因素，以致於沒有一個帝國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強力控制的大帝國，一旦解體就更難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亂，恢復舊帝國也往往是永無可能。
於是"帝國後遺症"的結局多數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續的混亂使人厭倦，社會情緒日益極端化，終於呼喚出一位鐵腕人物建立新的強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舊式強力更嚴酷的強力控制。這種"亂世鐵腕"可以在混亂中藉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霍亨索倫王朝德意志帝國體制的解體，亂糟糟的"魏瑪共和"維持了15年，終於使德國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緒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選上了台，並擁戴他建立了法西斯磚制的第三帝國。
與此同時"魏瑪現象"遍及全歐，一戰以來帝制解體後新生的許多共和國也紛紛拋棄"混亂的民-煮"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變方式產生了鐵腕磚制，如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整頓"）政體與匈牙利的霍爾蒂獨裁。俄國在沙俄傾覆後出現的"二月民-煮"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執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無術失去民心，在民-煮選舉的立陷會議上幾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張"人民磚制"的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大獲全勝。可以想見，即使布爾什維克不因大選失利而驅散議會，"二月民-煮"也極可能演變為鐵腕磚制，只是磚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第二種結局是帝國解體後的混亂發展為內戰，而內戰中民-煮自由秩序的生存機會更加渺茫，絕大多數不外乎兩種可能：或者內戰中的勝者建立新的鐵腕控制，其最終結果與前述第一種結局一樣，只是經過內戰代價更大罷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從中國歷史不斷重複的"分久必合，亂極生治"的王朝循環，直到1917年後的俄國內戰、1911年後的中國內戰。或者在內戰中沒有勝者，帝國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漸成為一盤散沙，最終不僅原先的"大國"不復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
後冷戰時代這樣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從阿富汗、薩伊。南斯拉夫、索馬利亞直到最近蘇哈托垮台後的印尼――後者雖未發生全面的內戰，但從東帝汶、亞齊之變直到各主要城市頻頻發生的暴力騷亂，也比前述那種"混亂的和平"無序得多了。至於歷史上，從強力控制解體走向統一國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脫於這種命運的反是少數（中國在"治亂循環"中一直延續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羅馬帝國解體後那樣走向長期混亂乃至文明變異的卻是世界歷史上的"常規"。
第三種結局是外部輸入民-煮與法治的新秩序，從而擺脫"磚制的穩定"與"混亂的民-煮"之循環，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於德、日二戰後在被占領狀態下的民-煮化，二戰後的西德沒有步魏瑪共和國的後塵，原因固然很多，二戰後德國受美英法占領當局的改造無疑是重要的一條。但這種狀況要接受被占領的統治，除非出現非常條件（戰敗）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對於"帝國後遺症"有幾點需指出：第一，強力控制帝國的後遺症並不是某種"主義"所特有的，無論"左"的還是"右"的強力控制由於過分地壟斷社會組織資源，都可能導致社會缺乏替代組織能力，從而造成強力消失後的無序，出現所謂"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俄羅斯的"亂"被一些人指責為放棄了某種主義的結果，而另一些人則反過來認為某種"主義"要為如今的"亂"負責。
蘇聯帝國解體後產生一些與東歐國家不同的現象，與蘇哈托磚制崩潰後印尼的混亂、1917年沙俄崩潰、1911年清帝國垮台後的混亂十分類似。它與帝國的意識形態無關。同時，亂中出現的新鐵腕也非某種主義所特有，德國"魏瑪共和"之後出現極右的納粹磚制，俄國"二月民-煮"之後出現極左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體制產生於左翼——社會黨，而匈牙利的霍爾蒂體制產生於右翼——箭十字黨，但結束"混亂民-煮"，建立比舊體制更嚴酷的強權則是其共同點。
第二，這種後遺症也非某種"文化"所獨有的。中國、東正教的俄國、天主教的匈牙利與新教的德國都出現過這種現象，而且不但像中、俄這樣磚制帝國歷史悠久的國家出現過，經歷過啟蒙運動深度洗禮並久已實行立陷制度的德國出現過，甚至在中世紀就長期具有"貴族民-煮"、"自由選王"等非磚制傳統的波蘭也出現過薩納齊磚制這樣的現象。當然，傳統可能使人更能適應某種體制，但造成帝國後遺症的一些基本因果關係（組織資源壟斷與無序狀態的互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預並非這種後遺症的基本原因。有些國家如後蒙博托時代的剛果（金）、後殖民時代的安哥拉出現亂世，固然與外因有關，但大多數國家，如西亞德之後的索馬利亞、門格斯圖之後的衣索比亞、蘇軍撤走後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亂因素都主要是內因。在有些場合外來干預反有助於穩定，如國際社會的監督對南非過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無論外因是促進穩定還是生亂，都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
第四，"後遺症"中今不如昔的議論與事實均不少，固然前行道路荊棘密布，雖偶有倒退，但回到昔日的可能幾乎沒有。我國民初混亂時代今不如昔的怨聲不絕，但幾乎無人願意回到D制，袁世凱稱帝與溥儀的復辟都被唾棄。1917年以後的俄國、1918年以後的德國等等也莫不如此。混亂中產生新強權、更嚴厲的強權是很可能的，但恢復舊式強權則罕有其例。
就連俄羅斯這種民族性和帝國性特徵密切關聯的國家，據說俄屬於"染色體分析"帝國構造形式鮮明的國家，至今很多俄羅斯人仍迷失在"我們祖上曾經闊過（帝國的疆界）"的臆想中無法自拔，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俄國81.9%糧食出口增長來源於18世紀擴張的7個草原省份，他們把帝國擴張的紅利看成是歷史上的"黃金年代"。連這類國家都無法向"帝國退化"，更遑論他國呢。
